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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

【彭秋归】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网络话语权的审视与构建

信息化时代,网络空间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无数网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分享资源、交换思想、表达诉求,型构出一幅迥异以往的开放多元的网络话语权①图景。在变革不断加剧之际,现代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亦随此发生根本性改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网络话语权的构建,作为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环节,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形态、创新能力和实践导向,也将高度关涉网络空间治理、国家软实力提升、文化自信重建等国家议题的推进。

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媒介传播形式演化的一般性规律

互联网是20世纪改变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之一,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以海德格尔的术语言之,网络技术可称之为现代社会的“座架”,②为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设置了活动的基本框架。“网络在信息时代社会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展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③就社会发展史而言,网络时代是人类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转换,是生产力的再次突破性飞跃,不断促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接受全新的整合与调适。“在它的辐射和形构之下,人类的一切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整个文明样态,都将发生历史性的重大跃迁。”④这场无声的技术与传播革命,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阶段,知识的存储环境、组织效率,学者的思维方式、交流渠道,学术的生产方式、传播路径都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证明,学术的进步与传播媒介的革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共振关系。学术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活动,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其物质载体、传播类型、受众广度息息相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尝言:“人类知识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号化的知识。”⑤这种符号化的知识以信息的方式栖身于各种传播载体。在时代变迁中,学术传播方式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不断革新。历史上每出现一次这样的革新,学术研究的天地都要“为之一变”;反过来,学术的繁荣也对传播方式的革新提出了更先进的要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学术和知识的传播在载体上主要经历了从口传、甲骨、铭文、简帛到纸本的更新,每一次物质载体和制作技术的变革,都使得学术以及其他话语信息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学术因而得以从少数人的专有扩展到较大范围的士人的参与,继而“飞入寻常百姓家”。依托传播媒介的进步,学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不断发挥着生产知识、传承历史、普及文化、培养理性、凝聚共识、引领风尚、滋养人心的核心作用;而学术研究也因此获得日益广阔的施展舞台、愈加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更为鲜活的实践检验,从而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取得进步,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类的学术传播方式大致经历了从前纸质到纸质再到网络的变更。纸质时代的学术成果基本以期刊论文为主,其载体集中在书刊报等媒体,学术的社会影响限于特定人群。到了信息化时代,网络学术以几何级增长之势,为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海量服务。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普及,带来更先进的传播工具和交流平台,它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参与性强等特点。特别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每个人成为独立客户端,集信息接收者、传播者、发言者三者于一身,全方位参与互联网生态的构建之中。根据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网民规模连续9年位居全球首位。2016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5小时,这相当于每位网民每天花费约3.8个小时上网。”⑥由此可见,网络已经融入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部分人群的生活重心,其不断扩展的范围和影响将是人类未来不得不应对的重大课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网络对学者的思维方式、学术生产方式、成果传播方式也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它推倒了横亘在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之间、研究人员与学生之间,不同类型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学者个人与集体之间、学科与专业之间的藩篱。”⑦哲学社会科学信息的获取、处理、存储、传播、交流、普及等各个方面的跨越式变革正在塑造全新的学术体系。再加上网络媒体具有全球开放传播的特点,网民获取学术信息的渠道空前增加,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和观点都能在网络找到生存空间,各种立场和思想倾向的学者和网民几乎都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交锋。哲学社会科学与人们日常生活正在发生着深刻关联,学术从来没有如此便捷的通道向普通读者传达其观点和思想。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引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那么在当今时代,达成任务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网络话语权,通过互联网让哲学社会科学走入亿万读者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种时代发展的趋势在哲学社会科学各种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过程中正在不断获得实践的证明。以学术期刊的网站建设为例,李若溪等学者对CNKI收录的8169种学术期刊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⑧在样本期刊中,2011年上半年有自建网站的期刊为100种,占48.8%;到2012年上半年增至122种,占59.5%,一年时间增加了10.7个百分点,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期刊网站建设的发展态势。在影响力指标中,有自建网站的期刊总体上要明显高于无自建网站的期刊(见表1)。通过排除学科和主办单位等方面的差异,李若溪等学者认为:“同等背景下,显示出有自建网站期刊的影响力指标水平较高,并且呈正增长态势;而相反,无自建网站期刊则呈现缓增长甚至负增长态势。”⑨(见图1、图2)由此可见,学术期刊通过自建网站,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水平,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查阅和使用服务,能够不断扩大传播效果,逐年增强刊物影响力,显著提升网络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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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单位社会科学Ⅱ类期刊综合总被引比较(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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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单位社会科学Ⅱ类期刊下载量比较(n=21)

二、互联网时代影响哲学社会科学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合理,则事半功倍;运用不善,则弄巧成拙。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网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谓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知识的生产与存取。依托复杂多样的软硬存取,互联互通的跨越时空、学科、专业、国别限制的传播平台,再加上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使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爱好者可以全时段无差别地获得最前沿的科研动态、最详尽的学术信息和最迅捷的专业服务,极大地拓展了资料来源,大量节省了收集材料的时间和精力,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准备与推进。网络上的各种智能软硬件,模拟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构成人类智力的外化延伸,大幅度提高了人类记忆、联想、推理、演绎、归纳的能力。“网络事实上早已成为我们进行知识生产时运用最为便捷且最得心应手的知识生产工具。”⑩比如,随着大数据统计和分析技术的引进,量化史学(也称计量史学)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而在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方面,互联网更带来革命性的全方位影响:产生新的数据生成与获取方式、促成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拓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等。(11)改变无处不在,互联网尤其是数据挖掘的大样本优势,对哲学社会科学传统方法构成巨大挑战,但也为定量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变革创造着不可多得的机遇。

2.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与交流。网络世界虽有某种虚拟性,但它终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和反映。学者通过网络窗口主要关注的仍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突破传统时空限制、得到丰富拓展的集成化展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借此进入更为广阔的场域。网络传播有即时互动方便灵活的特点,它在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利用者之间形成新型的网状关系,就像一些学者所言,“这种相互联结的网络基本上是时空的破坏者,把距离和时空间缩小到零,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都坐在一间屋里,这对科研方式是一种很大的冲击。”(12)学术对话就此可以从空间意义之“不在场”转化为时间意义之“在场”,促使作者与学者、作者和普通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开展有效的交流和探讨,促进学术价值的充分发挥和提高。

3.研究成果的传播与评价。依靠网络技术基础设施与信息交流平台的丰富性、开放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拥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和发布渠道。既包括网络期刊、学术网站、数据库、电子书、博客、微博、微信等途径,也包括文字、图表、图像、动画、音视频等形式。学者因传播手段的多元而获得更为广阔自由的思维空间,人类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库在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也得到爆炸性拓展。互联网传播与互动的便捷,将身处异地的学者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利于学术民主的发扬。通过网络平台,不断建设一个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空间,鼓励来自同行专家、业余研究者、普通读者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互动,推动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从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的深入发展。

4.科研产物的转化与利用。通过互联网,哲学社会科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参与到社会发展进程当中。学术成果一经网络公之于众,读者几乎同时就可以浏览获取,运用于实践活动,转化成为现实力量,以最短的时间彰显学术的社会影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理想此时也许会成真:“任何地方所采取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对其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13)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相对理性的话语参与方,广泛地介入网络生态构建,对于培育积极健康网络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必然产生客观的积极作用。

5.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学风建设。伴随网络资源的海量开放与共享,专业学者与非专业学者的边界业已打破,这不仅有助于专业学者开展研究,也会促使非专业爱好者更加便利地参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活动,形成专业队伍与非专业队伍优势互补、同舟共进的学术共同体。网络平台运用得当,也有利于形成风清气正、相互促进的良好学术生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果与言行一旦见诸网络,就无时无刻不处在网民的审视和检验之中,这将对学术不良行为构成最严厉的监督,也将对学者职业道德提出考验。

网络所蕴含的价值,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特别是话语权的构建创造了积极条件,但与此相伴相生的矛盾也挑战着人类化解问题的智慧。网络技术的介入,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回避虚拟空间无组织、非理性、碎片化、功利性等负面作用的冲击,原有的学术体系面临着艰难转型的局面。

首先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有组织与网络传播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是高度理论化、具有思辨性、需要长期积累的系统的自觉的学术活动。这种活动本身以及后续成果在期刊的编发等,深具组织性、计划性与目的性。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互联网具有离散、虚拟、匿名以及自由开放等特点,其信息的发布、传播、利用,尚难以形成集中有序的组织管理,甚至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任何人的任何观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通过网络未经任何审查就发表出来。这种无序状态导致大量不良信息充斥网络,哲学社会科学活动参与网络话语权建构,必须面对并克服这种干扰。(14)

其次是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深刻性、系统性要求与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快餐化倾向之间的矛盾。研究的深刻性、逻辑的严密性,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但网络空间具有“一种明显的扁平化、去中心化、去界限、分散和多元化特征”,(15)其信息的传播与接收具有强烈的碎片化倾向,这既表现在一些媒体为追求点击量而频繁更新、片面报道,也表现在部分受众浮光掠影式的阅读和支离破碎的记忆方式上。这往往使得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容易被忽略、被淹没、被肢解,反过来又促使一些学者为迎合这种倾向而改变做学问的厚积薄发方式。

再次是学风的道德和纪律要求与网络社会的功利化、工具化取向之间的矛盾。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求是、求真、经世的精神品格,强调诚信、严谨、担当的责任意识,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是对学者学风道德的基本要求。但在网络世界,一些功利化、工具化倾向过度强化学术的休闲娱乐功能和商业经济功能,而弱化学术的道德教化功能和认知启蒙功能,造成抄袭剽窃、买卖论文、商业炒作等现象层出不穷。网络既可以促进良好学术生态的塑造,也可能给科研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人,在于学者自身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追求。

最后,是国际层面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网络话语权的相对弱势与西方相对强势的矛盾。这种矛盾背后体现出双方在话语传播媒介、话语内容创新之间的显著差距。凭依网络传播技术的先发优势以及多年的精耕细作,西方在哲学社会科学网络化、数字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比如美国,“自2010年始,美国电子书销售呈井喷之势,普遍认为,目前美国全境图书销售总金额中,四分之一是电子书的贡献。”(16)相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网络化、信息化、数据化却还处于起步阶段。根据贺郝钰等学者统计,在国际著名的基于网络环境创建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系统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中,2012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加入期刊仅为3种;2012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15种。即便如此,到2016520日,在DOAJ共收录的129个国家的8847种期刊中,来自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在内的期刊也仅为86种,所占比例为0.97%。(17)这样的比例与我国学术期刊的总量与质量严重不相称,也不利于我国期刊利用DOAJ扩大国际影响力。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网络话语权较弱,除了媒介和技术的因素,更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水平、议题设置能力、信息化程度,以及核心技术与资源自给率,在总体上处于“西强东弱”的格局使然。中国目前虽是科研大国,研究人员、论文数量、科研投入位于世界前列,但在学术质量、理论创新、话语权分量等方面还明显不足。(18)体现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是议题设置能力,而中国在国际议题设置上长期扮演追随者角色,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意愿和能力仍处于劣势地位。比如,在2016年出版的《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一书中,即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议题下,依据西方法的标准,中国从古至今是一个无“法”的国家,即使历朝历代有着各种各样的法典,但西方主导话语却认为“中国法甚至不配被冠以‘法学’这一术语”。(19)一些西方学者通过设置“法律东方主义”这样的议题,构建出一套贬低东方的认知体系,东方被化约为野蛮的传统的被动的客体,而西方则是先进的现代的高人一等的主体,由西方主导世界秩序进程的合法性也就此证成。由此可见,如果中国学者不掌握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不自觉构建中国法的主体性,那么中国就永远需要以西方之是为是,以西方之法为法,中国法的阐释权与衡量标准就永远掌握在西方话语的建构者手中。

三、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数字化革命

面对网络发展给哲学社会科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当前广大学者与网络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于:转变思维方式,推进信息化建设,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网络话语权,带动学术质量与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为网民所关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科学有效的支撑。具体而言,有几个方面可以努力为之。

1.观念转变:长远审视网络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互联网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相当一部分学者、期刊、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早已自觉地投身于网络事业,在微博、微信、博客、网站、数据库等平台上成为话语权的有力参与者。但是,更多的科研工作者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对学术的革命性影响。在惯性思维作用下,部分人仍以哲学社会科学为纯粹自足的“高级趣味”之学,成果经由报刊之类严肃媒体发表,纳入正式考评体系,方算得上“功德圆满”。还有部分学术刊物,虽然建立了网站,加入了数据库,开通了新媒体平台,但仍视之为纸质出版的额外补充,停留于粗放式形式化的管理模式,还远没有形成信息化时代的办刊思维,没有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办刊要求。(20)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网民数量的不断上升,以及网络在人类生活中的不断深入,哲学社会科学的生产体系、传播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革命性变化。孤芳自赏、闭门造车,没有出路,只会导致广大网民逐渐远离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也将逐渐丧失对现实的影响力和引导力。这里需要的是学者的敏锐意识和长远眼光,彻底打破思维定势,切实转变观念,真正以网络思维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深远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就必须完全无原则地投入网络怀抱,而是说科研工作者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网络直面最广大的网民、最丰富的问题、最鲜活的经验,让科研的成果更直接地接受实践的检验,更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更全面地服务社会发展需要。

2.平台建设:营造信息化数字化良好软硬件环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现实力量、实现社会效益,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提高其信息化水平,加快其数字化建设。具体而言,首先是灵活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电子书刊、科研网站、网络数据库、文献查询平台、学术新媒体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方便快捷、互联互通互惠的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平台。其次是不断提高信息加工处理技术智能化水平,使其“按照信息资源中知识的关联程度进行优化重组,形成系统化的、智能化的数字资源体系。”(21)再次是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整合各种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完善全球学术信息采集传播网络,逐步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网络学术传播能力。另外,还要注意“培养一批知名的网络记者、编辑、评论员,加强网站的技术人才队伍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22)这样既懂网络又通学术、既会技术又能研究的复合型人才是网络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社会科学网的开通和发展,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网络平台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社会科学网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高端发布平台、全球学术资讯的权威集散地、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在网站建设的基础上,它又相继开通手机版、“学术要闻”客户端、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在“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天天快报”等客户端创建相关学术主题账号,截至201610月,这些客户端的阅读量已达数百万。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网正在成为我国学术网络化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

当前,尤需注意的是世界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正在朝着精细化和深加工方向发展,比如哈佛大学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CBDB)就是典型。以往的传统数据库资料通常以未加工或浅加工的形式全文录入,并通过设置关键词进行查询和下载,其弊端在于不能识别同一汉语内容的不同表述。为了避开汉语文字的多样化表达,呈现出完整的史料信息,CBDB对文本进行编码化处理,把一些含义相同但中文表达不同的词汇编成同一数据代码,“比如像‘后母’、‘养母’、‘庶母’、‘嫡母’这几个词,差异很多,包括‘嫡母’,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人。”(23)CBDB把这些不同的文本整理成同一编码结构,以方便研究人员查阅。多次加工的数据,通过搜索就搭建起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 database),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以往无法发现的要素、视角和领域。这种深加工方式代表了世界数据库精深发展的历史趋势,对中国数据库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话语转换: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表达方式。哲学社会科学拥有丰厚的理论资源,其关键是找到同网络话语体系结合的科学途径,使其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又能在网络空间获得大众认可。传统的话语体系,专业的概念、公式和数据,只适用于圈子里少数人相互交流,置之网络市场必然乏人问津。所以,实现话语方式的转换与创新,是必要的过程,但这种转换与创新又不是无原则无底线地抛弃学术特色,一味向网络语言靠拢,而是分清场合,进行有针对性的调适。当学者撰写专业论文时,仍要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保持甚至加强其专业性,做出有较强学理性的成果,并适当加强这些成果信息化程度和网络传播度。当学者参与网络讨论、发表网络文章时,则须注意专业用语与通俗语言的适度结合。在保持学术品格的前提下,探索符合网民阅读习惯的话语表达方式。

学术话语要抓住网民目光,最根本的还是要融入网络生态之中,关注网民的疑惑所在、情感所需、利益所求。“让理论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计。”(24)只有不断增强学术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科学性,认真回应网民关切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在网络空间形成更加强大的公信力、感召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4.议题设置: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导权。20世纪中期,美国学者伯纳德·科恩对议题设置作了经典描述:“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25)这就意味着,媒体的议题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受众思考的内容和方向。

在网络空间,主动设置、提出并引领具有重要价值的讨论议题,是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方式。西方学术界在这一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章家敦、沈大伟等的“中国崩溃论”等,无不体现出西方强大的议题设置力,并通过网络向全世界强势推广,为其国家利益张目的能力。反观中国,受制于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的格局,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微弱。议题设置能力背后的支撑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理论概括和创新能力。李希光教授指出,“中国软实力和议程设置的致命弱点是,由于中国在理论上没有自己的发明和创新,理论界和学术界总是在用别人的理论标签来看待自己的制度、政策、意识形态。”(26)学术思想贫乏,理论原创能力不足,亦步亦趋于西方话语之后,是议题设置能力薄弱的根本原因。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研究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并进而提出自己的“自律性”要求。(27)即需要不断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提炼出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核心范畴和重要表述,引领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

四、结语

作为无远弗届的网络,虽然是虚拟存在,但聚集其上的人是真实的,其中所展示的各种问题也是真实生活的反映。信息化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关注和使用网络,它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起点,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动力源。马克思在工业革命时代曾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8)而今,信息产业的历史和信息产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则是一本全新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全新的人的心理学,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几乎统统呈现于网络空间。哲学社会科学进入网络当然也潜藏着巨大风险,“它在为人类打开一个信息和知识海洋的同时,也在钝化着人的判断思考力,淹没着人对智慧的追求,削平着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并由此进一步导致丧失对生存的价值关怀的严重后果。”(29)面对现实,放眼未来,不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就此回避网络、远离网络、拒斥网络,而是应该知难而进,戮力同心,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互联网深度结合,解答网民关切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迎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历史性发展。

【注释】

①本文采用广义上的“网络话语权”,既包括在网络空间“说话”的权利,也包括“说话”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是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权利着重指主体所拥有的话语资格和行为自由,权力则着重指主体作为权威话语者对客体的多方面影响。

②孙周兴教授认为,“座架”(Ge-stell)一词是海德格尔对德语Gestel(框架、底座、骨架)一词的特定用法,以此来思考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937页。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35页。

④赵涛:《网络时代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研究》,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页。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2页。

⑥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帕克·罗斯曼:《未来的研究——解决全球危机任重而道远》,范怡红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⑧⑨李若溪、游中胜、田海江、王维朗、张栒、胡英奎、郭飞、郭建秀:《我国学术期刊的网站建设现状调查与网络期刊进化趋势分析》,《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年第6期。

⑩赵涛:《试论网络时代的知识生产》,《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

(11)参见孙秀林、陈华珊:《互联网与社会学定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12)鲍宗豪:《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26页。

(1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908页。

(14)常晋芳:《网络哲学引论:网络时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5358页。

(15)黄少华、翟本瑞:《网络社会学:学科定位与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637页。

(16)孙献涛:《自助出版:冲击行业游戏规则》,《光明日报》201356日。

(17)贺郝钰、侯春梅、迟秀丽、孙力炜:《DOAJ的运作模式及对中国OA期刊的启示》,《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年第8期。

(1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

(19)[]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魏磊杰译,《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2辑。

(20)参见韩璞庚:《大数据视阈下的学术期刊:挑战与对策》,《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1)杨丹:《网络时代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22)王伟光:《借力网络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4417日。

(23)杨松林:《包弼德谈哈佛中国历代人物数据库:谷歌学术和中国知网过时了》,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9136.

(24)张异宾:《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国高等教育》2015年第3/4期。

(25)转引自:[]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26)李希光:《全球传播时代的议程设置与文化软实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71日。

(27)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29)崔唯航:《社会科学:面向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社会科学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1年第1期。

(原载《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