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近4年的艰苦努力，集思想性、历史性和前瞻性为一体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终于问世了!这是国内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其重要性在于，它以历史描述的方式，记录了20世纪发生在中国思想领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以理性分析的方法，展现了中国哲学独特的思想特征以及与外来文化之间冲突、理解并最终达到兼容的思想历程。这是一部“世纪之鉴”，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哲学研究在20世纪从无到有、从简单模仿西方哲学到形成自身哲学形态、从一种古典经学走向一门现代学科的发展过程。

20世纪的中国哲学走过了沧桑历史。从19世纪末严复等人翻译西方经典开始，中国的哲学研究就走上了一条极不平坦的荆棘之路。在中国，哲学研究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如何处理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哲学框架之间的关系。如果根据西方的哲学理解和观念框架，中国特殊的传统思想就很难完全被接受为一种“哲学”；而如果不接受西方的理解和框架，似乎又很难建立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应当说，中国哲学家从20世纪初就开始面临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但他们并没有使自己陷入这一困境，而是积极地做着自己所能做的工作。这样，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研究就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走向：一个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人为代表的西学研究道路；一个是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国学研究道路。而这两条道路之间的交合，就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五四时期的“科玄之争”，3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抗战时期的“唯物与唯心”之战、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改革开放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等，这些论争或论战，表面上反映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意识形态，但从哲学上看，则是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张力的表现。这种张力的程度是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成正比的：当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占据上风时，往往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排斥；而当西方哲学得到重视时，则是中国哲学本身表现得最为兼容的时候，也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出现活力的时候。虽然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因素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哲学的发展仍然反映了它自身的规律，这就是，作为一门普遍意义上的学科的“哲学”，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得以重建，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获得了自身的特点。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哲学研究走过了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从分离到合一再到分离”这样一条道路。从学科性质来说，哲学研究应当属于对人类思维活动的普遍性质和规律的认识，因而它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受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支配。然而，由于哲学本身又处于人类文化的核心，被看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哲学研究又无法完全避免或者说有责任承担某种具体社会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哲学就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张力之中。作为一门学科建设，哲学研究需要按照自身的规律，运用理性的方法，对人类思维活动的过程和特点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我们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领域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之中。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点又必然要求体现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之中。从肯定的意义上说，这不仅是文化和社会的要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包括哲学家们)对自身文化传统和时代变迁所自觉肩负的一种历史责任。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哲学研究就始终与社会和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于要评价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和观念的价值和意义，都必须放到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加以考察。

值得肯定的是，《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卷》能够严格遵循哲学研究的学术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或意识形态标准，按照哲学学科的建制和特点，分别对不同哲学领域中重要的哲学理论、观点、人物以及事件等，做出较为客观和完整的描述，也对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处理哲学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该卷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情况，如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的传播，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50年代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争论，关于真理的阶级性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讨论，70年代末围绕“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以及80年代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等。该卷对这些讨论的描述完全按照学术的标准，对它们的起因、过程和结果都给予了客观公正的介绍，对它们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都分别做出了分析评价，特别是区分了围绕它们所展开的学术争论与政治批判，突出表明了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所产生的严重恶果。该卷对哲学各领域中讨论和形成的重要理论观点也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中国哲学家研究比较西方哲学时提出的观点给予了相当的评价。应当说，这些对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卷》鲜明地提出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学术发展需要自由辩论，政治制度则需要统一‘法纪’。在政治领域，需要使“民知所从’，在学术领域，恰恰需要‘师异道，人异论’。哲学上所讨论的问题，如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等，都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政治则需要从哲学中吸取多种理论营养。”这些说法虽然在学术界被看作是基本原则或普遍共识，但作为一部国家级的“世纪大典”能够掷地有声地把它们表达出来，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因此，真正以学术为本，就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卷》的重要特征，我们相信，这也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根基和灵魂。(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责任编辑：黄慧珍

（来源：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