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哲学家。他的理论最集中地体现了美国建国以来现实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其论著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特征。因此，把这些论著汇集起来的《杜威全集》可以看作了解美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的融合

正是由于实用主义哲学等思想文化理论在美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杜威不仅在美国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也受到美国政界的高度评价。但是，杜威的思想文化理论在美国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20世纪30年代以来，逻辑经验主义等分析哲学传入美国，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分析哲学家因二战原因移居美国以后，他们追求精确的哲学风格并迅速在美国哲学的讲坛和论坛上占据了显要地位，大有将美国本土哲学挤到后台之势。其后，现象学、存在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欧洲哲学流派也传入美国并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在与这些外来的哲学流派经过一段碰撞以后，很快就与这些流派融合起来，使它们美国化，并以不同形式使其成为整个实用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逻辑经验主义、英国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同实用主义“在性质上是协同一致的”，它们“每一种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实用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范围之内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些后起的哲学流派都是从个别方面影响到美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而实用主义在经过这样的整合后继续在整个美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经过短期的沉寂后，在美国又兴起了对实用主义重新研究的潮流，杜威本人和关于杜威论著的出版也越来越多起来。

《杜威全集》的编辑出版

杜威一生在不同地方出版了40多部著作，在140多种刊物上发表过700多篇论文。为了深入系统地重新研究杜威各方面的理论，很有必要把他的论著收集起来重新出版。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南伊里诺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和哲学系决定牵头编辑《杜威全集》，由杜威研究中心当时的主任乔?安?博伊兹顿教授担任主编。他们的决定得到了美国哲学界的赞许和响应，不少教授和专家加入到了这项繁重的工作中，分别参与文稿收集、校勘、整理、编辑等工作；全美对杜威理论最有研究的权威专家则按各自特长分别给《杜威全集》各卷撰写了导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也特别对这一项目给予资助。《杜威全集》正文分为早期著作5卷（1882—1898）、中期著作15卷（1899—1924）、晚期著作17卷（1925—1952），共37卷（1991年另出全集索引1卷），包括了杜威已发表过的全部论著。这项工作从1961年开始进行、1967年出版早期著作第1卷到1990年出版晚期著作第17卷，前后花了30年时间。《杜威全集》的编成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和其他各国对杜威的研究。

辩证看待杜威的实用主义

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在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下，与同时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但二者在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上，又有着原则性的差异和对立。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剧变，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在中国长期处于对立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我国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借鉴与学习，更多地采取了求实的研究态度。在对实用主义的学术评价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应当把以利己主义为特征的庸俗实用主义与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区分开来。基于美国在较短历史时期内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事实，以实用主义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被证明在一定范围内有其生命力。在划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用主义研究的原则区别的前提下，也要看到二者之间在某些研究方面存在张力。因此，对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研究态度不能是简单否定的，而要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这不仅对深入、准确地认识美国有重要意义，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具有积极意义。

《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

在中国开展对杜威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具有完备和翻译准确的杜威论著。中国学者早在“五四”时期就已开始从事这方面工作。当时杜威来华的讲演为许多报刊广泛译载并汇集成册出版。“五四”以后，杜威新著的翻译出版仍在继续。从对杜威哲学的一般性研究来说，材料问题不是主要障碍。但如果想要对杜威做全面研究或某些专题研究，特别是对他所涉及的人文和社会广泛领域的研究，这些材料就显得不足了。加上杜威论著的原有中译本出现于不同历史年代，标准不一，有的译本存在错漏之处，难以为据。更为重要的是，在杜威的论著中，论文（包括书评、杂录、教学大纲等）占绝大部分，它们极少被译成中文，原文也很难找到。为进一步开展对杜威的研究，就需要进一步解决材料问题。

从得知美国哲学界在编辑《杜威全集》时起，我们就想进行翻译，但直到2004年复旦大学成立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杜威中心”）后才得以正式着手。2012年“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译”获准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们很受鼓舞，翻译出版工作明显加快。由于《杜威全集》篇幅极为浩大，内容涉及古典和现代哲学、美国和国际政治、社会、法律、历史、教育、各种形态的文化、艺术、道德、逻辑、心理、宗教、科学技术等广泛的学术和现实生活领域，加上杜威的文风有时相当古奥，连一些美国学者也感到难以理解。准确、规范、流畅地将其翻译成中文，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单是名词术语译名的统一（至少是融通）就已相当繁重。单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杜威中心的力量显然无法完成。有幸的是我们得到了全国从事杜威和实用主义研究最有声望的专家的支持。除了上海各单位外，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兄弟单位的专家参与，并成立了一个由这些单位著名专家组成的编委会。

因此，《杜威全集》的翻译是倾全国之力来进行的。在启动这一项目时，除了为各卷确定适当的译者（对杜威有所研究并有一定翻译经验的专家），我们还就如何做到准确、规范、流畅的翻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010年杜威早期著作5卷已经出版，2012年底又出版了杜威中期著作15卷。本项目的最终成果是39卷本、1600万字的《杜威全集》中文版，有望在2015年完成并全部出版。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译”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