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个特殊年代孕育出来的特殊人物。没错，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大队干部”，论文化水平仅仅是小学毕业。然而他一夜之间便成为红遍全国的“哲学家”，“哲学课”从地县一直讲到首都北京。中央首长以及10多个国家的高层贵宾，为他鼓掌听他的课。然后他又板上走丸般地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怎地组成人生的乐章，悠悠荡荡地伴着他走过昨天，来到今天？而今天他怎样生活，怎样思考？冒着凛凛寒风，我们来到当年名噪神州的“哲学村”—— 浙江省江山市新塘边镇勤俭村，找到了这位空前绝后、举世无双的“哲学家”——姜汝旺。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姜汝旺，住在一幢前些年新造的二层楼农舍里。事先我们竭力想象他是怎样一个人，待见了面一对照，发现他长得比想象的要普通得多：身材中等，甚至偏矮，上身穿一件正统的中山装，多少透出一点当年农村基层干部的味儿，方方正正的脸上总像罩着一层阴云，额头上5道深深的皱纹，似乎流淌着岁月的苦水，把两鬓的乌发也冲白了……我们说明了来意，他沉默了良久才抬头启口，应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那句台词：8年了，别提它了……
花轿抬到家门口，却不知谁去作媳妇！
军代表意匆匆点出鸳鸯谱，一眨眼把个
“红脚梗”变成了“哲学家”。
8月初的江南，天热得发狂，太阳
的确，在此之前的姜汝旺，名不见经传，就在前一天，他也不过是金华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普通代表。请他发言且是第—个上台，实是情急之下那位军代表点出的“鸳鸯谱”。
金华地区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迎接即将再开的浙江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夕，省里派来了军代表莅临指导。这位军代表倒是位办事谨慎细心的人，他看完所有的发言材料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没有农民代表发言？
是啊，军代表毕竟是军代表，一眼就看出丁问题，咱们事先怎么没有想到？会议的组织者个个急出了汗：空花轿已抬到家门口，却不知上轿的新媳妇的姑娘在哪里？你说有多急就有多急呵还是见多识广的军代表点出了“鸳鸯谱”：江山县—是来了位勤俭大队的代表，听说那里学哲学开展得蛮不错，何不把他找来谈谈？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军代表一点拨，会议组织肯又说好又说是又说对，连蹦带跳地把姜汝旺找了来，请他先谈淡组织群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情况。
实事求是地说，1958年就担任勤俭大队支部书记的姜汝旺，其口才在当时的农村基层干部里还是不错的，起初的学哲学也许确是“实际工作的需要”。1960年，勤俭大队是全县7个穷大队之一，1962年以后莲渐变后进为先进。这与他这个带头人带着问题组织大伙学哲学不无关系。他接过工作人员献上的茶杯，轻轻啜了一口水说：“你们叫我说说我就说说，说错了可别见怪啊！”军代表拍拍他的肩膀鼓励说：“没关系，只管把肚里的货倒出来就是了。好好好，那我就直说了，说错了，请批评指正。要我说，这哲学还真有些用处——”
“就说道穷吧，用哲学观点分析起来，是坏事也是好事，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这‘思变’就是好事，坏事可“向好事转化”有的社员在生产队劳动无劲，一回到家搞起自留地劲可大了，这叫一把锄头两股劲。不过，这是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就是公与私的斗争……”
“搞‘四清运动’，找不出‘四不清’干部，咋办，翻开毛主席的《矛盾论》，分析‘四清’与‘四不清’的关系，也就找到了答案…… “清理阶级队伍，挖不到‘间谍’，咋办？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分析一下，挖上几个旧社会的‘壮丁’开个批判大会，就把‘清阶运动’落到了实处……”
对比当地的那些“哲学专家”，姜汝旺的“哲学课”可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真正称得上“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样的典型打着灯笼都难找！军代表和会议的组织者对姜汝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改变第二天中午原先安排好的典型发言顺序，让农民代表姜汝旺先上。姜汝旺倒也爽快，尽管来像其他代表一样事先准备好发言材料，却未客气推辞，只是重复了句：
“你们叫我说说，我就说说，说错了可别见怪。”
会后，浙江省革委会派出一个20多人的调查组，带着铺盖来勤俭蹲点，一“蹲”便是40多天。一家一户地调查访问，详细总结了勤俭大队学哲学的经验。1970年8月l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整版5700字的篇幅，刊登了长篇通讯《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并配发了短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问越》，疾呼破除“哲学神秘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像一声响雷，似一股强风，一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席卷华夏大地。
取经参观的队伍不远万里，纷至沓来。向来冷冷清清的勤俭，忽然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勤俭招待所，接待站，学哲学成果展览馆，在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的氛围中纷纷开张。几十年面朝黄土昔朝天的“红脚梗”姜汝旺一举成了大红大紫的“农民哲学家”。不要说同他握下手，就是见上一面那都是“高层人物”或是“幸运儿”的啦。新闻记者趋之若鹜，最多的一天，光给他拍照、摄像的记者就有20批，逼得姜汝旺不得不“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先接待北京来的记者采访，然后接级别先“挂号”后捧队轮流进行。那光景，姜汝旺啥都不缺，唯独缺了“分身术”。这不，他的“哲学课”已从省地县讲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中央领导为他鼓掌，外国贵宾轮番
听他讲课，唯独斯诺先生单独与
他会谈两个上午，只字未谈哲学。
公元1970年10月9日，北京饭店7接3号会客室。壁灯、挂灯及画幅，把室内点缀得金碧辉煌。地板上铺着的高级地毯，令习惯了黄泥巴的“红脚梗”，踩在上面极不自然。工作人员请姜汝旺在靠背沙发上等一会，“斯诺先生马上就到”！
在当时的中国，埃德加·斯诺先生的知名度，高得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位一部《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蜚声全球的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在老百姓看来并不比一般的国家元首低。就在一个月前的
姜汝旺是9月初进京的。走得很急，第一天接县革委会的通知，第二天就匆匆动身，说是进京汇报，报什么内容也没搞清楚，他自己琢磨大概与学哲学有关。进京后，住在中央一幢招待所。头两天，
两位领导都很热情，专门安排了车子让他游览了北京的风景名胜。周围人都叫“邓大姐”的邓颖超，穿一件打补钉的岢灰色呢大衣，一见面就对他说：“姜汝旺同志，你没来京之前，我和总理已先当了你的小学生。”也许，邓大姐所说的。当小学生”也是实情——在姜汝旺来京之前，省里已给中央送了姜汝旺谈学哲学的讲话录音磁带。讲话中央杂着很重的江山方言，总理和邓大姐仅仅听了个“半懂”，只好请在身边工作的浙江宁波人当翻译。然而，宁波人也听不懂江山普通话…一两天后，开始小范围“讲课”，“学生”有中办、周办、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人日报》社等单位的头头。以后范围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加，从几十人到数百人，“讲课“地点也由中央党校会议室移到中联部礼堂。随后，又不断更换地点，住处也从党校迁到中南海某所。
在京西宾馆，他给参加整建党会议的10省市党委书记讲了两个多小时，其中就有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当时，华国锋笑咪咪地为他鼓掌，且鼓得很有劲。
在钓鱼台国宾馆、北京饭店等地，姜汝旺先后给阿尔巴尼亚、朝鲜、新加坡、缅甸、挪戚等20多十国家的来华贵宾讲了学哲学的经验和体会。不管听明白没有，外宾们都热情地为他鼓掌……不过，姜汝旺说，印象最深的一次还是在中央党校的会议室，周总理“隔帘听课”的情景。那天，中央很多部委领导都来了。
讲完后，陪同人员悄悄告诉他“总理要接见你。”正说着，会议室后台的布帘一拉，总理笑哈哈地走过来握住了姜汝旺的手：“姜汝旺同志，今天我在幕后听你讲，是怕你看到我后过分紧张。今后你大胆放开讲，怎么做就怎么讲，怎么想就怎么讲。”姜汝旺心里想说“讲错的地方，请总理批评指正”，却没有把话吐出来，以致今天回想起来，还在吃后悔药……
的确，进京一个多月，姜汝旺算是见过世面了。这两天邓大姐和黄华还与姜汝旺长谈了好几个小时，为他与斯诺会面作了准备，比如主动讲些什么，怎样回答斯诺的提问等。对于“讲”，姜汝旺胸有成竹。一样的音符一样的调，几十场讲过击了，简直可以倒背如流，还用担心心吗？只是回答问题，有些摸不着头脑。斯诺先生究竟会提些什么问题呢？
正当姜汝旺局促不安地想着怎么回答问题时，斯诺
黄华为双方作了介绍，彼此寒暄了几句，便开始了正式的交谈。在场的还有两名翻译，姜汝旺记得他们的名字叫冀朝铸和王风仙。他们翻译完时，黄华偶尔还加以纠正、补充。
“你们怎么学哲学，我已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今天，我们就不谈哲学了，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好吗？”
“什么，不谈哲学？”姜汝旺慌了。进京以来，言必谈哲学，已经习惯了。斯诺先生的“开场白”，出入意料，使姜汝旺意识到这回要打无准备之仗。他希望斯诺像江山人一样，见了面喜欢先开句玩笑。不由得仔细看了斯诺两眼，发现对方是真诚的、坦率的。于是，姜汝旺横下一条心坚决“应战”似地回道：“好，您就随便问吧，我答错了可别见怪”
下面便是他们非常有趣的对话：
“你们怎么做计划生育工作？”
“我们采用避孕的办法。”
“是用避孕工具还是用避孕药？”
“吃避孕药。”
“药是你们自己去拿的还是公家发的？”
“多数是发的，少数人自己拿。”
“现在，农村生孩子是在家里还是上医院？”
“大都到医院生的。”
“你们每个人有多少自留地？”
“大概2厘多些。”
“都种些什么？”
“蔬菜，杂粮都有。”
“您读了几年书？“
“小学毕业。”
姜汝旺注意到斯诺沉默了片刻。或许，他在想一个仅能勉强看懂报纸的农民，何以成了“哲学家”？
斯诺每问一两个问题，就要抽出一支中华牌香烟，不点火抽，放近鼻孔闻，一支烟闻它三五分钟，把‘香味”闻得差不多了，便权当抽过，接进烟缸。
斯诺先生不愧是个中国通。他又问道：“你们江山县是与江西省交界吗？”未等回答，他又补充说：”哦，你们与福建省也是交界。”他问姜汝旺：“闽浙赣地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会的情况怎么样？”
姜汝旺迟疑了一下说：“很拖歉，我那时还没有出生呢？”斯诺一听，拍着头“NO．NO”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想，我应该到你们江山看看。”
斯诺与姜汝旺进行了两个上午——9 日上午与10日上午的会谈，只字未谈哲学。只把他当作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借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斯诺先生的这一“例外”直到今天仍在姜汝旺的心中埋着一个谜。两年后，埃德加·斯诺先生在瑞士游览名城口内瓦病逝的消息传到江山，姜汝旺特地
姜汝旺在京40余天，先后给国内外高级领导人作了40多场哲学讲座。在他离京不久的
据说，这些文章都是康生签字刊登，但我们无法查证。
姜汝旺红到了极顶。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省革委会政工副组长、金华地委副书记等“乌纱帽”一顶顶向他的头顶抛去……
“人”字就是一架大圆规。他在人生的
道路上画了个大圆弧，又回到了原来的
点上，可他却不是原来的他。
姜汝旺哭了。两行又咸又涩的泪水，顺着干瘪苍白的脸颊，滴滴掉在这张似乎该让他喜悦而不是让他悲伤的判决书——《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
一、撤销江山县人民法院江法(77)刑字第64号判决和本院金地法(80)刑字第5号刑事裁定……
二、改判姜汝旺无罪……
这是80年代第3个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姜汝旺像演完了一场戏的演员卸了装，也像做了一场长梦终于被人吵醒，真正感到了人生的悲哀。是的，“红脚梗”眨眼成了“哲学家”，不是做梦是什么？小学生进京上“哲学课”不当演戏还能当真？而5年前的那一幕又让他混混沌沌不知是梦还是戏。
骗子？是的，姜汝旺是“政治骗子”！这是谁说的？报纸上说的，还有错！
反革命？是的，姜汝旺犯了反革命罪！这是谁说的？我姜汝旺实在是最最革命的人了，连从田里挖了几条泥鳅拿回家，借进城开会之机买点私人用品也认为是资产阶缎的“私”字，要“革”掉。这还不算革命吗？不!法院已作了判决，你的如簧巧舌迎合了“四人帮”的反革命舆论，你扰乱了机关正常工作，你得过5年铁窗生活。
开除党籍？是的，还要补上一句：撤消党内切职务！这是很自然的事，一个反革命分子，怎能留在共产党内! 1953年入党能说明什么？说明你早就混入党内。姜汝旺懵了!从阳光普照的巅峰，忽然间掉落到残雪未融的深谷。妻子、儿子哭成了一团。他却两眼直勾勾地发呆，脸上毫无表情，他只觉得头还在，除此似乎没有了感觉，他的的确确麻木了。这个“人”字啊，就是一架大圆规，姜汝旺在人生的道路上，画了个大圆弧，如今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点。
踏上勤俭的黄土地，他陡然意识到我姜汝旺既非哲学家，也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实实在在地说是黄土地的儿子，是个背朝苍天面朝黄土的“红脚梗”啊，蹲下去，捏一把，放近鼻尖闻一闻吧，这泥香味比什么味都好闻！
然而，黄土地变了!尽管，偶尔可见一两处残留庄墙壁上的学哲学大宇标语：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但经风吹雨洒太阳晒，已斑驳陆离面目不清。接待过40万四方来客的接待室呢？作哲学报告的大礼堂呢？展示学哲学成果的展览馆呢？哪里去了？自然也看不到昔日车水马龙般的参观取经者，更碰不着当年沸沸扬扬的学哲学场面。然而，勤俭并不寂静。“分田到户，家庭经营”搞得红红火火。
“变修了”，“复辟了”！这或许就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给姜汝旺的第一印象。不过，5年的铁窗生活，磨去了昔日的棱角，他变得谨慎细心。他把自己的想法深深埋在心里，细细地观察身边的变化。他发现过去“一把锄头两股劲”的农民，如今把两股劲合成了一股劲。“不用扬鞭自奋蹄”，田里的生产，没有人催收催种，干得比过去好多了。还有一些人出去打工，一些人出击修灭火器，一些人出去搞长途贩运。看得眼热，姜汝旺忽然萌发也出去闯荡闯荡的念头。本地不是煤很紧张吗？何不做贩煤生意试试看。
凄足1000元钱，姜汝旺上路，第一站便是与江山毗邻的福建省浦城县。到了一家煤矿一问，得知煤是有的，就足找不到车辆外运。姜汝旺找到了当地运输公司请求帮忙，调度员摇摇头说：排不出车子没办法。姜汝旺一听凉了半截，唉声叹气埋怨自己瞎跑了一趟。调度员随口问“你是哪里人，”
“江山。”
“江山什么地方的，”
“勤俭。”
“啊！”或许是好奇心的驱使，调度员一听“勤俭”两字，便调整懒洋洋的坐姿来了劲，“勤俭，可是出过大名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对了，那个姜汝旺现在怎么样？”
姜汝旺一听问到自己头上来了，担心露了马脚闪出不测，便收住笑容谠；“你问他干什么？”
不想，调度员的脑瓜子还真灵，谈话中听出他就是姜汝旺。
便自言自语又像安慰姜汝旺似地说道；“在那年月，犯错误也是难免的……”
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调度员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热情帮助他联系好了运煤车辆和装卸工，一星期内便运完了2000吨煤。
后来，他干脆打出了“姜汝旺”的“牌子”，到江西省跑了几趟，做了几笔煤生意，笔笔生意都做得出人意料的顺利。
姜汝旺住进了新建的二层楼房，却听到了“打击煤贩子”的风声。这个饱经政治风霜的人，不免对政治气候神经过敏，稍有风吹草动，便疑大兵压境。不管怎么说，他觉得住进新房也挺舒适了，不必再冒风险。还是早早刹车，草草收兵为妙，做煤生意的念头就此打消。以后，不少人找上门来，想借助他曾经有过的“知名度“，而请他“出山”跑项目，搞供销，姜汝旺都以年迈不便为由一一谢绝。
如今，姜汝旺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与老伴、老母亲守着这份家当，下田、养蚕、养猪，一年收入也有七八千块。闻时到邻里家聊聊天，摸摸牌，自得其乐，生活似乎很有规律。
20多年过去了，姜汝旺的4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老大、老二虽没能念上高中，都已学得一手好手艺，做木工、油瞎，长期在外做工，生活不错。老三跟着出外学手艺。小儿子运气不错，考上了一所机械学校。经历过人生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之后，姜汝旺清醒多了，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干了20多年农村工作，连间厕所都盖不起，三中全会之后，家里建了新房，添了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不过，他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共产党的怀抱，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说；这是我的一桩心愿，见了棺材也不改！
（1993年11月与徐利水合作）
（选自《绝顶的梦》胡韶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