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不可耐的“问题少年”
“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
克里克在伦敦的Mill Hill School受到了系统的物理、化学和数学方面的教育,之后在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1826年由爱丁堡大学的校友创立于伦敦)攻读物理学,并且于1937年获得了学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一枚德国炸弹炸毁了克里克在大学学院的实验室,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努力也被迫中断了。当二战结束时,克里克发现他需要重新为自己的事业选定方向了——单纯的物理学已经不那么激动人心。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的《生命是什么》适时地照亮了克里克的视界,让他看到了生命领域中极具诱惑力的谜题——遗传现象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传达了一个信念:这个谜题是可以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法来精确求解的。
1949年,克里克进入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许物理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尽管美国生物学家艾弗里(O. T. Avery)的实验已经表明DNA就是引起细菌转化现象的遗传物质,当时科学界仍旧普遍认为蛋白质是遗传现象的物质基础。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集中精力用X射线晶体学的方法来研究血红蛋白的分子结构,但是克里克却敏锐地将目光聚焦在了DNA之上。1951年10月,年仅23岁的美国遗传学博士沃森(James D. Watson)来到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他生机勃勃,同时怀抱着一个近乎偏执的信念:遗传物质是由DNA而不是蛋白质组成的。由于两人共同的旨趣、相互吸引的个性,以及互补的知识背景,克里克和沃森很快就开始携手合作,致力于DNA分子结构的研究。这之后的故事已经世人皆知了——1953年4月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著名的 DNA双螺旋学说。克里克形容说这个发现是一个不断克服无知的过程,他们必须不断自学相关的知识,当然众多科学家在关键时刻提供了至为关键的信息,比如说数学家格里菲斯(J. Griffith)、化学家查伽夫(E. Chargaff)、生物物理学家威尔金斯(M. H. F. Wilkins)和弗兰克林(R. E. Franklin)等等。
克里克和沃森发现的不仅仅是DNA的物理化学结构,更加关键的是,他们同时发现了DNA分子的自我复制机制。由此,遗传学进入了分子水平,独立的分子生物学也得以创立。DNA双螺旋结构被誉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克里克也与沃森、威尔金斯一起分享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53年2月,克里克曾在一个名为“老鹰”的酒吧里激动地宣称:“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这句略显狂妄的话也许只属于年轻时代,因为克里克很快就发现了:生命还有多少谜题,自己的探索之路还有多么漫长。
难解之谜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克里克继续进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内容涉及遗传密码的破译以及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在涉足这一领域近30年之后,克里克又经历了一次事业的转向,这次吸引他的是大脑之谜。
1977年,克里克正式进入了位于美国加州
克里克认为一个人很难事先说好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从他88年的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他选择做什么,都必定是行走在探索未解之谜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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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书评周刊》2004年8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