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相干的不相干的人说了许许多多北大的旧事,因为要说的事太多了,必然有漏掉的。漏掉的当中有值得说的,也有不必说的,我觉得《文艺批判》这个刊物不妨一说。
1967年6月,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文艺批判》问世,创刊号除了照例登载《毛主席文艺语录》和《发刊词》外,有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新北大中文系文艺批判小组《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革命的滔天罪行》等。这个刊物充当什么角色?《发刊词》说:“《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那是什么样的“战斗姿态”呢?“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刮起12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
以这样的“标准”看,《文艺批判》确实把“修正主义文艺”杀了个“人仰马翻”。我列举一些文章的标题,大家多少可以感受到它是如何“呼啸着”、“奔腾着”:《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连根拔起》,《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在文艺中的流毒》;《大阴谋家彭德怀是怎样利用文艺为其篡军篡党制造舆论的》,《彻底清算邵荃麟在〈人民文学〉的罪行》,《揭发周扬在北京大学的罪恶活动》、《陶铸的“创作自由”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等。据我所知,编辑这份刊物的部分人士以及一些参与写作批判文章的一些作者,在“文革”后有不少人仍然从事文学工作,和他们当初编辑这本刊物时对文艺的理解大不相同了。这几年学术界喜欢重返“八十年代”,倘若真的返回,我觉得是要清理一下知识分子是怎样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这正是当代思想研究的一个空白。
不到一年,1968年3月,《文艺批判》改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版,编辑者自然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由“文艺”到“文化”,仍以文艺批判为主,但逐渐兼及别样,“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改刊后的《文化批判》批判得比较多的是“旧北大”,“新北大”是在批“旧北大”中实践“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刊致读者”一文说:“旧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顽固的反动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顽强,它统治全校,流毒全国。”“为了摧毁旧北大,建设新北大,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巩固发展红色政权,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北大的黑干将的反动立场,对他们所鼓吹、宣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彻底的批判。”第2期的《文化批判》发表《剥下反共老手、蒋贼御用哲学家冯友兰的画皮》,第5期发表了《池深王八多———看旧北大校务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势力》、《翦伯赞是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朱光潜是蒋介石的乏走狗》和《“四开党”季羡林的罪恶史》等。这几篇檄文的作者分别是“新北大公社红十团”、“新北大公社红二团”的“灭资兴无”,“新北大公社红六团”的“橘子洲”,“新北大公社红十团”的“长江横渡”和“新北大公社红九团”的“报春”与“追穷寇”。除了当事人明白,谁也无法考证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是谁了。
点到名的人都是“旧北大”的教授,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还有则是“当权派”。这些已经被定性的知识分子,此前、此时和此后的状态颇令人寻思。校务委员会中被点名的“王八”有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翦伯赞、汤用彤、侯仁之、王学珍等。批判文章在汤用彤佛学专家的名头上加了引号,并说“已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熟悉历史地理学家
领到生活费120元的翦伯赞夫妇在当年的
“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旧北大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所以毛主席将“浅”改为“深”。运动初期,
(原载:南方周末,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