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厚重坚实，源远流长。同另外几个古老的文明相比较，中华文明传承谱系清楚（器物的、文字的，等等），从未中断，虽然也有“薪传一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发育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吸纳了不少带有异质的文化。这既是它美硕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文化是有层次的。在历史上有以文本经典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主要是儒家），又有制度性的文化，还有（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普罗”的即草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本质属性就是以部分精英文化和俗民文化为代表的精神向上运动，就是让中华民族昂然屹立于世界的那种“我之为我”的东西，就是《易传》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儒家而言，特别是后儒，它走向内敛式的道路。读读语孟，确能开启智慧，涵养性情，使人顺，使人孝，达至自我圆满（完人）。它没有告诉我们“求疑”思维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求疑思维的逻辑路径。求疑同样是思维向上运动的基本动力。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它训示的这个路径似乎也有问题，很难说它是经世学问。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倘为经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半部《论语》治半个中国”。
而在我们的俗民文化中，却充满着活力并有散射自身能量的强烈欲望。《诗经》中的《风》张扬个性、张扬生命的律动，有人气、有活气，同《雅》、《颂》中板着面孔的形式主义的端庄典雅大不类。秦末、汉末、唐末都有人说过一些“大不敬”的话。《水浒》中的李逵也不那么“阿Q”。明代小说对上流和礼教的嘲讽和挖苦，可谓无以复加。其给予读者的感官刺激，是为了“拍案”而“惊起”。让思想活跃起来，让“身份”流动起来。这就是草根文化中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是思维向上运动的主要动力。
对于当代，对于现代化，在精神领域里我们并不本质地缺少什么。
广义地说，文化、文明是人类非生物性行为及其后果的总和。狭义地说，文化是一种认知体系。我们的传统文化，作为认知体系，它有判别功能。就“判”而言，它要回答“谁是我”。就“别”而言，它要回答“谁不是我”。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柔性文化，承认交流、融汇是文化的常态。我们的传统文化其自身并不缺乏“教义宽容”和“实践弹性”。而“教义宽容”和“实践弹性”是一种文化与时俱进的必备条件。当然，在文化中也存在着某些具有恒定性的东西。它不像有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那样具有刚性的排他性，只承认交流，边界意识很强。任何一种文化（狭义的），从整体上讲，都是与其所处的历史境域即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相适应的。后者是活跃的、能动的，前者有惰性（主要指制度文化）。两者的良性互动促成了社会的进步。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两种极端是必须反对的，一个是“数典忘祖”（一种虚无情绪），一个是“寻根意识”（一种民粹情绪）。两者虽然表征不同，其实是同一个因的两个果。观察其更深层面便能发现，它们都缺乏对时代精神和主体意识的智性把握，是价值观的迷失。回头看故事、溯脚印，几多汗迹、几多血渍，这路直也未必？在多元架构中，关注“自我”、特性、特色，是很自然的。但不能忽视普遍主义、普遍价值———这是自醒的认知起点。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当代，我们的传统文化（以文本经典为代表的主要是儒家）存在着一个“解构”与“重构”的问题。所谓“解构”就是启动“自我净化装置”，所谓“重构”就是启动“自我补充装置”。换句话说，就是注入时代精神。要么精神战胜文字，要么文字毁灭精神。求富、共同富裕，应该成为文化主流。所谓“换脑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富富”是人性的本质性追求。应该指出，所谓“养鱼、喂猪、种菜、种竹”，是儒士官僚制造出来的让平民百姓安于贫穷命运、安于社会边缘地位的麻痹哲学。而他们自己从来不那样过日子。传统与当代，儒学与我们，都不是对待关系，它们榫接着，虽然有张力。当代，我们有自己的特色。民主，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其题中应有之意。民主中包含着组织性。人们在当下想到了儒家、儒学，其根由也许在此。儒学的“经经”、“纬纬”，同“组织性”大有关系。
本世纪初旦，我应约写过一篇小文。结末是这样的几句话：我曾经吮吸过传统文化的乳汁，又在传统文化的非主流文化中徜徉。我对它情有独钟：弘扬它、光耀它。一位资深研究员为庆祝澳门回归写过一首诗，首句为“吾家旧物始唐虞”。这是我们足以傲视老外的。同时还有另一种难于驾驭的情事，那就是在另类空间里，“吾家旧物”之元素少得可怜。在另类空间中流涟，几乎成为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将来呢？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不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