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峰】“仁是淹然”——忆庄焕先老师

1980年代的山东大学中文系说起来还是颇为辉煌的。记得新生入校的第一天，我站在图书馆前，激动地看着宣传橱窗里关于中文系的介绍，高亨、高兰、萧涤非、殷孟伦、殷焕先、董治安、牟世金、袁世硕……一连串名教授的名字，像一颗颗耀眼的明珠，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然而，四年本科读完，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还只是存在于橱窗里的名字，必修课、选修课自不必奢望，学术讲座好像也不曾开过多少，仿佛是老派人家的镇宅之宝，不肯轻易示人似的。当然，有关大师们的印象也并非全无，我记得听过几次高兰先生的讲座，那是去上晚自习的路上，途经校俱乐部，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全不似平时舞会的样子。一问，才知是中文系高兰先生在办朗诵诗的讲座，赶紧挤到人群中侧耳倾听，先生正在吟唱王之涣的《凉州词》。再往里挤，前面的男生扭过头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自知理亏，只得讪讪地退出。还有一次是暮春时节，春服既成，在图书馆西边的小树林里，曾有幸目睹名震中国训诂学界的殷先生（当时实在分不清是大殷先生还是小殷先生），身披一件破袄，趿着一双旧布鞋，虚拖着一支竹杖，踽踽而过，俨然一副传说中的“魏晋风度”……

在我所认识的山东大学的老师中，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在中文系之外、未曾给我授过课的庄焕先老师。庄老师是校图书馆的一名老师，最后的职称是副研究馆员。

认识庄老师纯属偶然。大三的时候，班上的学生会干部找到我，说校学生会要成立一个读书信息交流中心，问我有意否。他蛊惑我说，这个中心是校图书馆发起的，加入进去肯定会对读书有帮助。于是在图书馆的一间办公室，见到一位矮矮胖胖的老太太，微黑的面庞带着很和善的笑容。她一见我，就双手合十，做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可把你给盼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开展读书信息交流活动更像是庄老师个人的事，与图书馆基本无涉。那时，对于很多人来说，图书馆就是一个借书还书的地方，信息检索这类时髦的新词出自庄老师这样的老人口中显得有些另类，当然更是难能可贵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庄老师已经63岁，属于离休返聘人员，完全可以找些清闲的事情做。年龄似乎在她身上失去了作用，对工作热情似火，丝毫没有一般老年人身上那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敷衍和倦怠。她的一篇学术论文被省图书馆学会评为二等奖，这是校广播站播报的新闻，当时我正在去食堂的路上，就想，已经不可能再晋升职称了，怎么还有劲头写论文？

所谓的读书信息交流活动，其实就是把一些好的文章分门别类地检索出来，供大家参考，以达到一人检索，大家受益的目的。每周，我们把在阅览室读到的或者其他人推荐的好文章复印下来，分门别类地在橱窗里展示，供同学们浏览阅读；特别有价值的著作、论文，还做一些摘编、推介。尽管这项工作不算怎么辛苦，但也有许多琐屑的事情耗占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使一向散漫、慵懒惯了的我心萌退意。我说出口的理由倒也冠冕堂皇，说是准备考研。

“又要半途而废，又要半途而废。”庄老师焦虑地盯着我，说，“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的。再说，读书交流活动和考研并不矛盾嘛！”

我受不住她的这种眼光，又坚持了两个月，直到我把一脸阳光的经济系85级的童金立带到她面前，她才勉强同意我“挂冠而去”，但仍然要求我作为中心的一个成员参与活动。

不过，此后跟庄老师的联系却是有增无减，因为她要我写一篇宣传读书信息交流活动的通讯，发到校报上，以扩大活动的影响。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这显然是我所擅长也乐于做的事。庄老师是一个很理想的受访者，其实无需提问，说起读书交流活动，说起她欣赏的学生，她如数家珍。我不禁惊讶于她与学生联系之广：外文系77级的任越，电子系79级的邢静、81级的王力强，法律系85级的杨毅新，还有我中文系的师兄李挺、杨金月……几乎全是在图书馆里交谈相识，随后就有了深入的交往，直至像老朋友一样。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用“淹然”这个词作为对孔子“仁”的阐释，她说：“仁是淹然。是啊，淹然——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我觉得，庄老师的人格特性就有点像丝棉，像速溶颗粒，于不经意间就能溶入对方，感染对方。按照朱天文的说法，这就是一种“仁”的境界。

庄老师还主编了一部《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历时两年有余。这应该是一个高效率的成果，因为约稿涉及近百位学者，最终收稿约50篇，包括学界诸多名家如蔡尚思、罗竹风、杨向奎、陶大镛等。潘承洞校长撰写序言，盛赞庄老师“奔走大江南北”四处约稿的艰辛和执著。此书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庄老师自费购买了数百册，赠送亲友、学生，很是欢欣鼓舞。

庄老师是宁波人，讲一口带些许吴侬软语的普通话，很是好听。时间长了，我陆续知道了她的一些身世。庄老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民国时期上海很有名的一所教会大学，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贝聿铭等，都是这所大学的著名校友。当然，这意味着庄老师有一个颇为富庶的家庭出身，但这并没有妨碍她成为一个一心向往革命的进步学生。圣约翰大学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比如说，除了中国文学之外，其他所有课程全部采用英文教材，用英语授课，并开设钢琴课。年过古稀的庄老师有时还在给小孙女买的钢琴前坐下来，用略显僵硬的手指不甚流畅地按出几个和弦，幸福而又自豪地沉浸在当年的大学时光里。但当时作为进步学生的庄老师，毅然舍弃如此宝贵的学习环境，投身于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到上海解放后，索性穿上了军装，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化教员。几年之后复员，分配到山东大学图书馆做了馆员。1957年，她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再加上有亲人在台湾，家境之困顿，可以想象得见。两个女儿当了工人，小儿子还算幸运，赶上了高考时代，上了大学。

2001年，山大迎来百年校庆。已经因严重的颈椎病卧病在床的庄老师想写一篇怀念老校长潘承洞先生的文章。我在庄老师的床前得到的是两三页零乱的草稿，加上她的补充讲述，我把文章整理出来。文章在山大校报上发表后，庄老师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首先是你写得好，不过这也证明了我的回忆还是有价值的。看来我这一辈子有好多事都应该整理出来……”还没等她把话说完，我赶紧拒绝：“庄老师，我现在真地很忙，恐怕没时间……”电话那头略显尴尬地收了声。忙，倒并非是托词，其时单位人手青黄不接，而我三十出头，正是冲锋陷阵的年龄，工作压力空前；而且文凭注水时代，我也未能免俗，正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努力为文凭“在线升级”。

2004年春，庄老师住院了，是淋巴癌。我惴惴不安地捧着一个花篮去医院看她。她精神很好，见了我很高兴的样子，拉着我的手说这说那。我临走时，她执意挣扎着起来，拢一拢零乱的头发，跟我合影留念。我明白，她对自己的病情心里是清楚的。两三个月后，我得到消息：庄老师去世了。

在殡仪馆里，我向庄老师作最后的告别。她静静地躺在透明的玻璃罩里。我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话：每一块墓碑下面都埋着一部长篇小说。庄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我本来是有机会阅读的，甚至还可以写下来，却因我简单粗暴地拒绝而失之交臂。现在，这部精彩小说的册页已经永远地合死了，再也没有人可以打开，连上帝也不行，不久也将化作一块冰冷的石碑立在那里。我绝望地望着庄老师，悲痛、懊悔得流下了眼泪。

多年以来，这种懊悔始终萦绕在心怀，挥之不去。如今，我已年过不惑，满头的青丝也在不觉间被流光度去多半，怀旧情结日盛，于是整理山大旧时记忆，草成此文，以表达我对庄老师迟来的纪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