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学问，似乎不仅与他受的训练有关系，而且与他的人生轨迹有关系。我从小喜欢念书，特别喜欢上学。我觉得读书让我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家里没有书，只有黄历、戏考（我父亲喜欢京戏），还有一本考试指南，我就读这些“书”，后来自己买书读，开始读的是武侠小说。念第一个小学时有个
我是新中国的第一届大学生。1949年4月苏州解放，我开始准备高考。我报的志愿并录取的是清华历史系（因为那里有
到了哲学所，我面临着科研方向的重要抉择。我决定选择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作为我今后科研的主要方向。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也许是我最好的选择。当然这一选择以阅读大量文献为基础，但对学术发展中的新事物的敏感性也很重要。由于闭关多年，我们对世界科学哲学的长足发展一无所知，对波普尔、库恩等科学哲学家一无所知。实际上，自然辩证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科学哲学，但不参加科学哲学的国际对话，是无法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对新出现的生命伦理学这一新领域也一无所知。当时，汝信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要求哲学家重视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人的研究，给哲学研究指出了方向。所以我到哲学所后的工作就是在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两个领域内开展研究，后来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的紧迫性，我差不多主要精力放在生命伦理学上。现在有个论点，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不认为我们的哲学家应该将黑格尔的这个论点作为自己座右铭。这将使我们的哲学和哲学家永远禁锢在象牙塔里，离开现实的生活越来越远。哲学应该随着生活、科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虽然有一些人研究哲学史是必要的，但如果哲学的研究尽在故纸堆里，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毫无关系，那么社会要哲学家干什么，纳税人有理由“不管饭”。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主要谈谈生命伦理学方面的研究。
20世纪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影响已经日益明显。首先，生命维持技术使人民重新考虑死亡概念问题，疾病谱的改变和寿命延长引起了棘手的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殖方式，引起第三者进入家庭的问题。以基因组为基础的新遗传学更是提出了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我在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汝信教授的鼓励。1979年生命伦理学发源地之一的乔治敦大学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派团来社科院访问，举行了一整天的讨论会，问到中国谁在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回答是“没有”。我在我所图书馆发现他们赠送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才知道他们访问之事。当时我刚到社科院，也刚开始研究生命伦理学。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新发现层出不穷，经常提出难办的伦理问题，激起我的好奇，推动我坚持不懈进行研究。生命伦理学是一门规范性应用伦理学学科，它与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学和临床、预防实践密不可分。因此，企图将生命伦理学束缚于学院之内是令人可笑的。但另一方面生命伦理学是理性事业，它的任何结论必须经过伦理学的论证和辩护。现在有些人未经伦理学训练，都可以在生命伦理学领域插上一脚，扯谈什么“生命伦理学就是对生命的爱”等等，欺骗不明真相、不知情理的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势和金钱长期霸占例如某伦理学协会的领导职位。在1988年以前我基本上是在学术圈内转悠，这也是必要的。1987年我出版了《生命伦理学》，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生命伦理学的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拟于最近出第二版）。1988年前后我国出现了两个案例，一个是汉中市的安乐死案例，另一是上海的人工授精案例，同年我和其他同事组织了上海的第一届全国安乐死学术会议和岳阳的第一届全国人类辅助生殖学术会议。在岳阳会议上我和科学家卢光琇在研讨伦理问题基础上共同起草了有关人工授精的管理建议，递交当时的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和卫生部长陈敏章。他们俩对我们的建议作了肯定的回应，但因有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做，就把此事搁置起来。但这就开启了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与生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研究和实践更加紧密结合的进路，认为生命伦理学研究有责任在对生命科学和医疗卫生中伦理问题研讨基础上向有关部门提出 政策或立法建议，以保护病人、受试者和公众的权利和利益。
1992年我开始研究艾滋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我国艾滋病防治存在两个问题。最初阶段试图采取寻常的公共卫生进路，对艾滋病进行围堵策略，将防治艾滋病政治化，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将艾滋病防治与禁娼禁毒挂起钩来。我建议的政策，一是例外主义，艾滋病不是寻常的公共卫生问题，它的特点是传播力不那么强，仅通过血、性、母婴垂直传播途径，一般接触和飞沫不能传染，而致死率高，一旦感染就终身感染。由于易感人群是社会主流人群不能接受的同性恋者以及在我国为非法的性工作者和精神药品静脉使用者，它们在社会中受到歧视，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也受到歧视，因此不能用寻常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隔离、接触追踪等办法，否则他们就会走入地下，一旦高危人群走入地下，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检测、咨询、教育、治疗、关怀和支持，那就谈不上什么防控。因为人们用例外的办法对待他们，因此我们就得用例外办法防治艾滋病。直到现在还有人声称要将艾滋病防治常态化，2006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批驳了这一论点，提出惟有人们对艾滋病不采取例外化的态度时，我们才能将艾滋病防治常态化。二是采取“降低伤害”的策略。艾滋病涉及到长期存在的同性恋、性工作、精神药品使用等社会问题，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同性恋行为、商业性行为、服用精神药品行为不一定都导致感染艾滋病，如果采取安全措施或服用代用品的话。因此说惟有打击卖淫嫖娼、打击使用毒品才能控制艾滋病，既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是因为许多国家并没有禁娼禁毒，一样控制住了艾滋病，而禁娼禁毒的我国艾滋病仍然没有控制住。更不能将艾滋病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混为一谈。艾滋病是一种疾病，感染病毒、患病本身与道德无关，与被认为“不道德”、“非法”的行为应该分开。得病、治病、防病是医学问题，与“主义”无关。将艾滋病防治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只能向公众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导致对艾滋病病人和抗体阳性者以及易感人群的进一步歧视。尤其是对精神药品使用者，毒瘾是一种慢性脑部疾病，毒瘾患者是病人，毒瘾发作时他们失去自主性，怎能将他们视为违法者，采用强制的办法加以治疗呢？我们可以将有关同性恋、性工作、精神药品使用等社会问题的争论撇在一边，即使这些行为仍然存在，我们也可以采取降低伤害的办法，例如使用避孕套、使用清洁的针具、使用美沙酮代替等办法有效防治他们感染艾滋病或将艾滋病传播给他人。二是要采取以权利为基础的进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艾滋病的防治主要采取技术的进路，即生物医学的进路，即认为科学技术能解决艾滋病防治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确实在理论上艾滋病不难防治，例如如果我们让所有可能的阳性者都得到检测、咨询、治疗、关怀、支持，即做到普遍可及，那么艾滋病的传播就可以迅速得到控制。科学技术提供给我们越来越有效的检测、治疗手段，我国的资源也足以使目前估计隐藏着的44万人得到检测和治疗（专家估计我国艾滋病病人和阳性者为70万，已经检出26万）。问题是，如何能做到普遍可及，让40万潜在的阳性者走出来接受检测、治疗呢？关键是，让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在他们权衡利弊得失时，认为我走出来接受检测和治疗的可能受益会大大高于可能的风险。如果我们对他们的歧视得不到解决，如果一旦检出阳性，他们的基本人权就会丧失（例如现在我国所有保险公司都拒绝抗体阳性者投保），他们能够走出来接受检测和治疗吗？科学技术是防治艾滋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反对歧视，保障基本人权，才能满足这充分条件。但我们一手硬（科学技术），一手软（反歧视、保障人权）。1993年我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讨会基础上向政府递交了防治艾滋病的伦理原则和行动建议；1999年我参加以曾毅教授为首的专家组，起草“遏制艾滋病传播的紧急呼吁”，这一呼吁通过十余位院士签名发出，两周后中央接受了呼吁中提出的除了要求修改人大禁娼禁毒决定以外的所有建议；2001年我参加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专家组，起草有关艾滋病法律改革的建议，并向政府有关部门作了口头报告。2003年政府对艾滋病的政策有了极大的改进，使艾滋病防治形势大为改观，但一些基本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艾滋病预防和行为改变：保护公众健康和维护个人权利》，（《首届全国艾滋病防治学术会议论文集》，1993年2月，129-135）；《生育健康与伦理学》（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6）；《艾滋病、性和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生殖健康与伦理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Ethical and Policy Issues in HIV/AIDS Prevention in China” , HIV/AIDS in Asia, AIDS in Asia Unit, Asia Technical Department, World Bank, 4-5；“Recommendations on Legal Reform of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DP:
我在生命伦理学方面的研究除了艾滋病这一重点外，另一个重点是在人类基因组基础上的新遗传学。1988年甘肃省人大通过《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1990年辽宁省人大通过《防止劣生条例》，这里引起三个问题：其一，智障人是“劣生”吗？其二，禁止智障人生育能减少智障人口吗？其三，应该禁止智障人生育吗？第一、三是伦理问题，第二是科学问题。智障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惟有遗传原因的智障才能通过禁止生育的办法减少其人口。我去甘肃调查，他们将社会经济落后怪罪于智障人口多，还说：“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甘肃经济落后是智障人口相对多的原因还是结果？另外我发现许多智障人是克汀病患者，那是先天性疾病但不是遗传病，那是母亲怀他时缺碘所致。那么有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去诊断这个人的智障是遗传原因所致呢？他们说，不用，三代智障就是遗传原因。我说，那不一定。如果我因患脑炎而智障，我的孩子在甘肃的山沟沟里出不去，整天和我伴在一起，他也智障了。同理，他的孩子也智障了。能说这就是遗传原因吗？最重要的是，称智障人为“劣生”，禁止智障人生育是歧视残疾人，严重违反残疾人权利的行为。当然为了减少智障人本人的痛苦，如果他们本人无行为能力，经过监护人同意可以行绝育术（例如有的智障女孩被卖去嫁人，但因不能生育而转卖，因不能生育而遭毒打，有的能生育则在难产中死亡）。但作为法律法规禁止他们生育是歧视、是违反人权的。为此1992年我在卫生部支持下组织了一次全国限制生育伦理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反映了上述的意见。可是1994年4月卫生部长向全国人大作关于“优生保护法”的报告，仍然称在边远地区，“劣生”情况十分严重。当天新华社用Eugenic Law为名向全世界作了播报，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国家的遗传学家和遗传研究机构纷纷致电或致函我国驻外使领馆、我国遗传研究机构和遗传学家，表示不理解，要求解释，或表示抗议。他们声称如我国人大通过这一法律，要中断与我国的合作，并抵制即将在1998年北京举行的世界遗传学大会。在历史上，各国遗传学家曾抵制过在苏联举行的世界遗传学大会，为抗议苏联压制孟德尔-摩根遗传学抬高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错误政策，即将在中国举行的世界遗传学大会是否会重蹈覆辙，遭到各国遗传学家的抵制？当时钱其琛外交部长希望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全国人大和卫生部联合举行专家会议讨论，虽然一些遗传学家坚称这是我国内政，外人无权干涉，但我认为，对公民的婚育本来不应施加过分的限制，我们已经为了控制人口数量限制生育，不能也没有必要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再施加限制，而是应该通过教育和医疗服务来达到提高素质的目的。“优生”一词本来就有歧义，可以指父母要求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也可以指类似希特勒的强制优生规划。为避免误解，应将《优生保护法》改名为例如《生育保健法》（最终改名为《母婴保健法》）。日本遗传学家Hiraku Takebe教授找到我，认为中国的法律草案是有一些问题，但西方学者的了解也有片面性，要我出来做工作。我当时写信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和卫生部长陈敏章，希望他们重视这一问题，得到了这三位部长的肯定答复。于是，我做了四件工作：其一，写信给中宣部，讲明我国的优生优育概念与希特勒的“优生学政策”的区别。前者为帮助父母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因此应该译为”healthy birth”，而后者则是国家强加于公民的歧视少数民族、歧视残障人的社会规划，应译为”eugenics”，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建立优生学创造这个术语时本身包含着种族歧视的思想。这一点得到当时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的支持，后来中宣部发文到新华社要他们注意“优生“的英译。其二，我与卫生部长陈敏章讨论了法律草案的问题，尤其是第10条规定被认为有严重遗传病的结婚申请人必须采取绝育术或服用长效避孕药后方可结婚。我说，第一，这是否有此必要？有严重遗传病的人，即使显性，也有50%的后代不患病，这到结婚怀孕后作产前检查再处理也不迟；第二，哪些算是严重遗传病？谁来鉴定？第三，第10条执行结果将结婚大权操在婚检医师或遗传学家手里，把一个服务病人的医生变成一个执法者，这会有怎样的危险？这给医患关系会造成何等负面影响？第四，这一条带有明显的“优生学”性质，是对严重遗传病患者的歧视，并与《残疾人权利保障法》相冲突。后来人大法制委员会和卫生部妇幼保健司邀请卫生管理专家彭瑞骢、遗传学家吴旻、罗会元和我到会听取意见；其三，我应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邀请去加拿大多伦多全面介绍法案的内容、它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以及我对它的评论，我的工作得到了该委员会的理解，后来选举我为该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其四，我协助第18届世界遗传学大会组委会，在新闻发布会阐说有关遗传学的伦理问题，我们优生优育与纳粹优生学的区别，并与他们一起组织和参加世界遗传学大会专门讨论遗传学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以及优生学的科学和伦理学的专题会议。最后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来自世界各国3000余遗传学家参加大会，仅有荷兰和阿根廷两国遗传学家抵制大会。大会会长、我国著名遗传学
世界遗传学大会后，我觉得在有关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上不能打被动仗，因此我积极从事生命伦理学的体制化研究。体制化的意思是，尽可能及时将生命伦理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应的准则、规定或条例。1999年我和刘次元、倪惠芳两位教授联合在昆明组织“21世纪生命伦理学难题”香山科学会议，认为现在是向卫生部提出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的时候了。会后卫生部十分重视，组织专家调查研讨，先后起草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2003）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和伦理原则》（2003），卫生部科教司于修成副司长在制订和实施这些规定中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伦理委员会共同起草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递交到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并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修改后递交到卫生部。这些建议构成后来由科技部和卫生部于2003年12月联合颁布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的基础。但是实施这个原则5年来的经验说明，这个原则不能有效管理干细胞的研究及其临床应用，因为这个原则不具强制性。一方面存在管理缺失，另一方面又出现新的挑战，例如杂合体和嵌合体（即人与非人动物混合胚胎或混合机体）问题。尤其是现在有些生物技术公司和医院打着干细胞治疗的旗号，未经客观、独立的第三方去检验他们的产品是否是干细胞，未经临床试验证明是否安全有效，他们所用方法和结果也没有公开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他们在互联网上刊登广告招募病人时往往将干细胞治疗描写成“魔弹”，一些追逐利润的医生、科学家、医院和生物技术公司故意混淆临床医疗与临床研究之间的界线，从而规避对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的要求。而且在制药/制造医疗设备的公司与医生/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又没有规范和管理，当医疗、教育与商业、市场、资本结合时，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本性，反而是医疗、教育的公益本性被资本改造了。因此我正在推动将《原则》升级为条例、规定或规范，包含有关干细胞研究及其临床应用的一切实质性和程序性要求，它们的实施应该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违反者应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才能使干细胞研究及其应用得到健康的发展，并真正维护病人和受试者的权利和利益。
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是，我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我国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要不要进行国际交流？我认为要提高我们研究水平，开展国际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国际交流中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进步和差距。从1981年起，我先后到罗马尼亚、英国、美国、希腊、克罗地亚、日本、泰国、埃及、德国、俄罗斯、荷兰、瑞典、瑞士、加拿大、菲律宾、墨西哥、新西兰、法国、匈牙利、意大利、马耳他、印度、西班牙、澳大利亚、丹麦、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南非、比利时等国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学术访问。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我的学术成就逐渐得到了国际生命伦理学界的认可，因而被选为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理事（1990-9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委员（1993-97），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性别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98），东亚（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副会长（1995-2002）， 国际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委员（1996-2004），2002年度世界技术网络伦理学奖获奖人， 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会长（2002-2004），国际单体型研究计划国际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委员会委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艾滋病和人权专家委员会委员（2006- ）。
在国际交流中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作为大会主席的我，与我周围的同事一起，于2006年成功举办第8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来自49个国家和港澳台以及大陆的代表达601人，为历届大会之最。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前任会长、哈佛大学教授Wikler说，你们树立了一个后继的大会难以逾越的标准。我们大陆参加大会的代表（包括学生）提供了优质论文，从中可以看到生命伦理学在我国的长足进展。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参加国际组织应该是有原则的，国际组织应该有代表性，不能光靠选票；应该有平等性，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参与国际组织应该具有独立性，不是唯唯诺诺，外国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典型例子就是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我在当副会长、会长时强调，亚洲那么多国家，必须考虑亚洲各地区、各国的代表性，因此确定会长以外的副会长都是代表亚洲某一地区的，例如西亚、南亚、东南亚等都有一名副会长，中国、日本、韩国也都有一名副会长，这获得大家的同意。担任国际组织职务并不是给你自己捞到一个出国机会，而是要履行自己应有的责任。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