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从美国回来以后，中国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对于冯友兰，这种大变动整整持续了三十多年。三十余年里，他犹如被抛掷在茫茫无边的荒滩上，虽奋力跋涉，却总也找不到通向绿洲的路径。
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中依洄。
这是现代诗人徐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中的诗句。新旧交替时期的冯友兰正处于这种“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状态之中。
国民党败逃时候，许多跟它有瓜葛的人都急慌慌离开大陆。就连冯景兰也有些心，悄悄地问乃兄走不走。友兰不愿意走，他要留下来建设自己的祖国。他对弟弟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他当时的态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都坚决拥护。况且“社会主义尚贤”的论早就在他心目中生过根。然而，他万没想到，情况会如此复杂，扑面而来的新风让他感到振奋，也令他目眩头晕。
难度最大的是，他与共产党的干部们没有“共同语言”。虽然大家彼此常常使用同一批文字符号，但其中的内涵却大相径庭。这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他们之间的交流，进而也直接影响了共党人对他的理解。有三件事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是延安四老之一的徐老徐特立，曾奉命邀请冯友兰住在他家谈谈。徐老先谈自己的经历，从学作八股文一直谈到学马列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冯友兰只是耳朵听听，并不理会徐老“抛砖引玉”的深刻寓意，以至徐特立只好单刀直入，说：“有人说你唯心。咱们谈谈，谈明白了，以后就可以共同工作了。”话说到这份上，应该水落石现了，然而冯友兰硬是不明白。话不投机，徐特立只好又派车把他送回家。实际上，徐特立的意思很明确，他是希望冯兰认真反思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把思想统一到共党的主张上来。如果那样，共产党还是会要他的。他所说的“我们”，虽然以“小我”的方式出现，但主要内涵是“大我”，是“共产党”；他所说的“合作”，也不是指具体地干某件事，主要是指在政治思想上的协调一致。这些内涵，冯友兰在经历了无数次思想的“洗礼”之后，才渐渐有所领悟。第二件事是清华刚解放那阵子，学校发不出工资。教授会上有许多人质问他，并要他向上面催要。冯友兰有些生气，说：“我这里是办学，并不是去讨饭!”吴征镒说：“这是个思想问题。”冯友兰很不服，心想我搞了几十年的学，还不知道么是“思想”?若干年以后，他才明白，共产党人口中的“思想”与国统区一般人所说的“思想”一词并不是一码事儿。第三件事是，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９日，清华举行校庆的时候，周恩来派人问他有什么意见。他以为周只是垂询对于国家大事有所“拾遗补阙”的“意见”。他看不出有什么“遗”、“阙”，也不知道有什么该“拾”该“补”的地方，就说“没有意见”。实际上周恩来所说的“意见”要比冯友兰所理解的宽泛得多。大到国家大事，中到清华建设小至个人生活，都可以作为“意见”提出来。对概念理解的偏差，使冯友兰与共产党最初的接触以失败而告终。
正在冯友兰因“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而苦恼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这令冯友兰好生兴奋一阵子。为他期盼已久的“建国”梦终于实现了。“真正底中国人”将以此为起点，重造伟大的祖国。他的“旧邦新命”之志也即有了新的依托。带着这种心境，他于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算是冯友兰正式向共产党表明态度。
八天之后，毛泽东亲笔给冯友兰回了封信：
友兰先生：
教祺
毛泽东
冯友兰没有料到毛泽东竟如此快地回了信，而且是亲笔写的。虽然信中最后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让他感到不舒服，但他还是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从此，冯友兰便积极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在身体力行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他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检讨与批判也在不断升级，由“我之‘著书立说’，不仅只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妨碍了别人的进步”，到新理学‘作为国民党反动路线中的一个思想武器”，“是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一路骂将过去，直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毛泽东的客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冯友兰与毛泽东没有联系。共和国成立之后想要实现“建国梦”的他必须同毛泽东打交道。上面提到的那封信，是他们的第一次交往。第一次交往给冯友兰的感觉是“像雨又像风”，有酸也有甜。毛泽东说的那句话，他听了老大不快。后来经过三十多年的磨练，他终于理解了那句话的含义。一个会开车的朋友诉他，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像自己的两条腿，来往走动，不出差错，这就是“化”。这使冯友兰懂得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光学会些词句行，要“化”。“化”了才能很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和哲学研究中去。而这又决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所以，他所说的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观重写《中国哲学史》，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实之词，故回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在整个知识分子中间，毛泽东似乎对哲学界人士更感兴趣。１９５７年４月，“大鸣大放”正处于热潮之中。１１日毛泽东请他去吃午饭。
同年，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的问题》，这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冯友兰此时已由四级教授升至一级教授，且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时政协正在开会，委员们便列席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接着，冯友兰又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恰与毛泽东在一组。小组会议在毛泽东家里开，由他主持。开会中间，毛泽东让冯发言。冯提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的时候，毛拉冯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看来，在“鸣放”那一段日子里，毛泽东对冯友兰还是很信任的。
１９６４年，全国政协委员会开大会，陈毅主持冯友兰在大会上讲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计划。闭幕那天，毛泽东来了。照相的时候，冯友兰恰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说：“主席比我大。”毛说：“不行了，我已经露出了老态。”他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又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冯友兰这一次与毛泽东接触，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像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同他交谈。
１９６５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闭会的时候，毛泽东又接见了代表们。他亲切地握着冯友兰的手，微笑着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学史新编的进展情况。摄影师拍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不久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忙着“文化大革命”的事去了，顾不上冯友兰了。冯友兰从此也再难见毛泽东了。那时，以冯友兰的学术影响，他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去了行动就医等一系列的自由和权利。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被强制去劳动，并被关进造反派的“劳改大院”，有病也得不到治疗，境况极其凄惨，几乎一命呜呼。儿女们因他受到牵连，孙儿岱甚至被幼儿园开除了“园”。１９６８年秋，情况忽然好转，红卫兵通知他可以回家了。冯友兰突然有一种“皇恩大赦”的感觉。为什么会对他这样宽大呢?原来又是毛泽东在关心他。毛泽东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毛泽东以作反面教材的方式把冯友兰保护了起来。从此，冯友兰的境况便逐渐得到了改善。１９７１年，当时的重要人物谢静宜到北大见冯友兰说：“毛主席派我向你问好。”冯友兰感动不已，即兴赋诗一首，托谢转呈毛泽东。诗云：
善救物者无弃物，
善救人者无弃人。
若有东风勤着力，
朽株也要绿成荫。
此时，冯友兰对毛泽东已是感恩戴德了。无论毛泽东让他什么，他都坚决执行。
弹不准的琴弦
１９７３年，批林运动又转向了批孔运动。不仅批孔，还要批尊孔。冯友兰顿时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这时他已７８岁高龄，再蹲回“牛棚”，遭受喊打，快要散架的骨头还能承受得起吗?正在他忧悒之际，毛泽东写了首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尊孔思想的诗：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曾经对冯友兰说过：“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郭沫若既受批判，自己还能逃脱吗?左思右想，上下权衡，冯友兰思想终于转了一个弯：何必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跟党中央对着干呢?我和大家一同批孔批尊孔不就没事了吗?他的大脑中又浮现起胡适当年在北大课堂上说的话：“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冯友兰不再蹲在家里被动挨批，而是主动出去“以攻为守”。他先后在哲学系全体师生和北大老年教师批判会上作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发言，深受群众的好评。不久，《北京大学学报》便将两篇发言稿拿去，在同年第４期上同时发表。接着，《光明日报》又连续转载了这两篇文章，并加上了“编者按”，肯定了冯的“进步”。紧接着《北京日报》又原封不动地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按语和冯的文章。这一切都是在冯友兰无法控制甚至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当时只觉得有点蹊跷。
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赞扬信、鼓励信从大江南北、塞外边陲雪片儿般飞来。在逆境中受到吹捧，冯友兰心中多少产生了点飘飘然的感觉。于是他更加努力，追求“进步”了。
“文革”时期，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这个“梁效”就是当时北大、清华两校成立的大批判组。冯友兰是“顾问”。请他出山当顾问是毛泽东的主意。当时有一个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送他圈阅，他针对文件上所列孔子言论和注解作了批示，大意是将冯友兰和魏建功吸收到两校大批判组当顾问，史料和文字可以请教他们。“梁效”(两校)班子成立后，冯友兰曾帮他们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有时也推敲一些古书的意义。还随江青、迟群、谢静宜他们在津京一些工厂、农村参加大批判会和参观，但涉及一些大问题，则没有他参加的份他只不过是江青集团用以装点门面的花瓶而已。
１９７４年６月中旬，谢静宜问冯友兰能不能跟他们一出去一趟。自“文革”以来，他的行动受限制，还没有出过北京，就说可以。直坐上火车谢也不告诉他去哪儿。下站的时候，熟睡的他被人叫醒，才发现是天津。第二天，江青在天津召开了一个会议。冯友兰因丹毒急性发作住进了医院，一直住到６月底，老伴才知道，把他接回北京。
躺在病床上，冯友思潮滚滚，想小靳庄的农民都在写诗批儒，我这个知识分子不能写吗?于是随口吟了几首，让护士记下来。以后又以这种方式吟了许多首。这就是９７４年９１４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咏史二十五首》。这些诗再一次为他赢得了声誉，但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其中的第十一首诗是写武则天的。冯友兰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行为，是对儒家的三纲五伦的直接反叛。若说反儒，她应该是最彻底、最坚决的。他万没想到，这居然成了替江青当女鸣锣开道的“号角”，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梁效”罪证材料》所列冯友兰的第二大罪状。
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央规定的批林批孔参考材料有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１月３１日晚，迟群、谢静宜代表江青送给冯友兰《鲁迅批孔言论辑录》线装书一函。这成了《”梁“罪证材料》所列冯友兰的罪行之一”。
１９７６年８月４日，冯友兰因避震住在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晚１０时许，周培源、魏建功、迟群等陪江青来看望他。他已经睡了，人们把他叫了起来。江青进入棚子，坐了几分钟后说：“地震还要持续很久，你们都要住震棚，你能带头，很好。”友兰夫人问她身体可好，她说：“在这个时，好也得好，不好也得好。”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外面已集聚了很多人，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势若雷霆。江青能在此时刻来看望自己，冯友兰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因为他一向认为江青是代表毛泽东的。毛主席在危急时刻还想着他，这是多么荣幸啊!
没想到，江青的这次深夜来访，又给他带来了麻烦。第二天，北大宣传橱窗内贴出了江青与冯友兰、魏建功在防震棚边见面的照片。这是《“梁效”罪行材料》所列冯友兰的“罪行之三”。
这三大“罪状”，就成了冯友兰“谄媚江青”的“铁证”。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许多多受过“左”倾路线迫害的人都欢欢喜喜地平了反，而他还得在污泥中艰难跋涉。无止的审查，形形色色的攻击缠绕他几年。建国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被取消，电话也被拆走。子女们再次受到牵连，老伴至死也未能见到“天晴”。以至事过十余年，冯友兰九十华诞时，想着北大人还余他与梁漱溟两人，特邀梁来参加寿庆，梁竟“因足下曾谄媚江青”而不给面子。
事情一直闹到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７日，冯友兰再一次奉命在北大哲学系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这是他在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场合后进行的最后一次“说清楚”。由于一位要人的干预，“组织上”这回只让他走走过场，重复一下早已“清楚”了的过程，从此不再纠缠。
冯友兰本欲来个顺风就航，以在晚年能有一点稍为安静的空间和心境完成他重写哲学史的工作，没想到反而惹火上身烧了自己。看来，政治这根琴弦真正不好弹。冯友兰晚年后悔不已，毛泽东的那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话时时扣击着他的心胸。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就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
（原载：中国学术论坛。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