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学里的哲学课正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突出地表现在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两个方面；又兼学校不重视，乃至多数哲学教师情绪低落，不愿干此工作，甚至改行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哲学教学的矛盾和困境，甚至出现危机现象。这或许是我们“普及”所谓哲学教育的结果。这个结果所产下的一个怪胎就是人人都懂哲学，但仅仅是庸俗化了的哲学。曾几何时，我们曾全国学哲学，再加上诸多的所谓通俗哲学的出现，于是全国上下都能谈点哲学，哲学由一种“贵族式”的玄思学问，变成了一种“平民式”的直观思维学科，以至于一位学工科的大学教师大言不惭道，大学的哲学课谁都能教，只要上过初中的人都可以，不就是照本读一读吗？由是，大学里的哲学课不知何时开始变成了无趣的课，教师厌教、学生厌学，哲学成了面目可憎的东西。
作为曾是引导人类探寻智慧、思考人生的哲学，不但不能使人开启智慧之门，反沦落成无人理睬的平庸学科，这说明我们过去所教的哲学课，已把哲学庸俗到了异化的程度，哲学成了非哲学。也就是说，我们所教的哲学实际上已不是为人们提供智慧，使人聪明、睿智的学问，反而成了刻板的说教和训令，丧失了真正的哲学所能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的功能，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这种哲学自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更不能应对现实，也不能为人们提供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智慧。因为寻求智慧的哲学，应当使人们学会思考关于人类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和“大聪明”，它应该使人们学会“追求生活信念的前提，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探索评价真善美的标准。它还可以激发其想象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它要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探索精神”[1]。失去了对智慧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失去了其作为哲学的资格，也就不成其为哲学。因此，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迷失了自身，才失去了人们的宠爱。人们似乎不再需要哲学——实际上是不再需要这种伪哲学，哲学由此陷入困境。所以如何使哲学摆脱困境，走出危机，已是哲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作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使哲学显现其本真面目，脱离异化或庸俗化的哲学，体现哲学对智慧的追求，并引导学生学习哲学的思维方式，真正面对哲学所应发挥作用的世界，这或许是破解迷津之法。
一 哲学是一种反叛自身的活动
曾经有一位哲学教授说过，你要难倒一位哲学家并不难，只要你问他什么是哲学就行了。可见，哲学本身的界定也是困难的。有的人干脆不去定义，而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表述：哲学是一种素养、修养；或哲学是一种境界；哲学是一种面向前提的思考等等。但这些都是描述性的语言，仅就哲学的某一特性所作的界定，不能作为哲学的定义。而我们的教科书所作的定义则有二：其一为：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但各门具体科学也是对它们的概括和总结，它们和哲学又有何不同？我们能说哲学的概括更深刻、更普遍吗？这种深刻和普遍的理论又是如何可能的？况且，早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未出现之前，哲学就已经存在，而且恰恰相反，各门具体科学都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渐拥有自己的地盘的。教科书的另一个定义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但这种定义把哲学抬
在古希腊那里，哲学被定义为爱与智，是追求智慧的学问（对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此说有其合理性，因为当时学科未分，追求知识、研究学问就是追求智慧，但现在不能再用此说，因为其他学科的人你不能说他不爱智慧。这实际上涉及到对智慧的理解问题，智慧不仅包括知识或真理，而且还包括如何运用知识和真理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是与其他学科相对有别的问题。）。但是从古希腊开出的这种哲学精神，不会也永远不可能有不变的本性，也不可能有其不变的“地盘”，哲学在拓展其领域时，也在不断发展其自身，其他学科性质不会发生太明显地变化，哲学则不能这样；其他学科在不断地寻找自己，不断地像自己，不断地巩固自己的领地；而哲学则不断地离开自己，背离自己；其他学科在不断地找到自我，哲学则通过不断地离开自己，否定自我才是创新。哲学通过否定自己来确证自己，哲学的先导性与不断地离开自己的本性有关，正是在这种自我否定中，哲学成就了自身并表现出一种批判与开放的精神。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因背离了早期的哲学而确立了自己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近代哲学则脱离古代的本体论而转向认识论，而现代哲学又由认识论走向了哲学的语言转向。
熟悉哲学史的人知道，哲学总是不断扬弃历史，黑格尔曾形象地描述道，哲学史是思想英雄的较量，是高尚心灵的更迭。哲学家的师承关系更具有对抗性和断裂性，它表现为在学生尚未学成哲学时，师生关系是和谐的，当老师将学生引入哲学殿堂之后，学生就开始自己探寻智慧的奥秘，并常常反过头来批判其老师，如费希特与康德、谢林与费希特等皆如此，正因为此，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传统，已成西方哲学的精神，也是西方哲学创新的力量源泉。哲学的发展恰恰是对原有东西的背离。但背离并非是胡作非为，背离都是建立在理性的逻辑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原有思想的自然逻辑基础之上的。比如你要了解康德，你必须首先进入其自在之物，然后才能进入其哲学；甚至由康德，你可以沿着这种逻辑关系穿越近代哲学而上溯到古希腊哲学的源头。从一定程度上讲，从古希腊哲学源头冒出的智慧之渊，正是通过这种思想的自然逻辑而不断汇集成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这就是康德的哲学。哲学之流都流入其池中，不断积聚，而后世的哲学又从其蓄水池中缓缓流出，开辟出更多的哲学溪流，你可以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中找出康德哲学的幽灵。因此，哲学的这种背离，决不是任意胡为，它是在遵循严格的逻辑思维过程中的一种反叛，但每次成功的反叛，都将哲学推进到更深或更高的层次，这都是哲学理性批判精神的体现。
哲学的背离，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颠覆活动，这种颠覆活动是对原有体系的破坏和毁灭。哲学不颠覆原有的理论体系，自己就不能再生，哲学自身也就会在原有的体系中窒息而死。因此，哲学必须首先打破或冲破原有的理论，进而摧毁原有的哲学，才能创造哲学新的生命，从而使哲学充满活力。但哲学的颠覆并不是为颠覆而颠覆，其颠覆的目的是为了重铸哲学的生命和灵魂。哲学史上的尼采就是一个成功的颠覆者，它毁掉了上帝观念，摧毁了传统的理性主义信念和启蒙价值观，开启了哲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尼采高举批判的武器，对传统哲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最关心的是检验隐藏在哲学体系和习惯、道德后面的一切前提，是一种面向前提的怀疑和批判，通过这种批判来解构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观念，破除其神话和权威，主张用哲学之锤来摧毁所有的习惯、信仰，即事实上的偶像的办法，以便使人能自由地确立他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活信念。在他看来，西方的价值不再能促进生活，反而使之显得愚蠢荒谬。他的信条就在于揭露它们是过时的、无用的，它们已成偶像，而非活生生的价值。人们在寻求更适合于现代世界的有益生活方式之前，必须毁掉这些偶像，以及其所凭依的一切前提。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有必要首先做历史学家、批评家、怀疑家和具有自由精神的人物，“以便融会贯通人类价值和价值感情，进而能够用各种不同的眼光和良心从高处向每一个距离，从深处向每一个高度，从一个角落向每一个浩瀚无际的领域去进行观察。”[2]在此，尼采只是将之视为扩充人的视野的准备阶段，逐步认识到个人和他人思想中所存在的各种前提的阶段，对人们依据自身的内在价值所做出的公认的传统的答复表示怀疑的阶段，继而，哲学家会发现他总是反对他所处时代流行价值，而寻求创造新价值。
正是这种问题意识，使尼采主张用铁锤进行哲学研究，运用小刀对他们时代的美德本身的胸膛进行解剖，这实际上是指那勇于攻击自己偏爱的信仰、攻击自己的前提、攻击吸引着他的道德哲学家。因此，敢于攻击使我们得以安身立命的信仰、信念，敢于讯问我们所衷爱的理论前提，是他一直所追求的东西。他希望人们独立思考，深入到他们时代的各种前提的背后，去发现他们对世界和对生活的看法为自己的道德偏见遮蔽到何种程度，以便使一切理论的前提都经受严格的批判审查和无情的检验。
二 哲学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与其它学科不同，哲学有其自身的特点——沉思与分析。哲学产生于惊奇、好奇和对事物的疑问，以及力求解答这些疑问的沉思之中。“沉思”是指对一件事或一种观念深深地冥思苦想。人们时常好奇——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在哪里、在何时等问题，沉思是哲学最能令人振奋和有趣的部分。每个人都会提出那些有关宇宙和其自身的“重大问题”，并沉思其答案。这看起来是容易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哲学的沉思充满想象和有创造性。人们可任由思想在思考问题时自由驰骋，并使自己和别人的思想在沉思的问题中产生冲撞和交锋。但在未受训练者和训练有素的严格而缜密的哲学家之间有一个区别，这就是分析。如果说沉思是放飞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的话，分析则是在鸟的翅膀缚上重物，让其负重飞行。所以哲学家决不仅仅满足于对事物的好奇和沉思，而是要对想象、好奇和沉思加以严密的分析。哲学家只对宇宙提问并沉思其答案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对自己的问题和答案本身提出疑问，并通过逻辑推理对其加以分析。分析包括：对问题、答案、信念和理论，将其分解为各个部分，进行仔细审察，然后运用普遍有效的物理事实和严格的推理形式，证明其真伪和有效性。这是哲学所具有的特征，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哲学是一种本体的或形而上的思。所谓本体乃是指万物由之产生而又归结为它的东西，由此，决定了哲学作为本体论，在它那里，起点即终点，起源就是目标，故本体论展现为一个闭合的圆。这种面向本体的思，使哲学试图回到历史的源头或开端，回到人类万物的本然状态，回到哲学自身的童年，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审视事物和人类自身，以从中获取确定的答案，校正人类的行为。“本体”概念总是寻求最根本的东西的意义，总是“具有以‘本’释‘末’的意义，总是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寻求最终根据的含义”[3]。因此孔子、老子都有复古情结，柏拉图和卢梭都乐此不疲地追寻人类的原始状态。其实，这类哲学“返祖”现象，不过是本体论寻求自身存在逻辑或存在之为存在的内在诉求而已，是哲学之思的灵性之光，也是一种除弊、解弊的过程，即通过这种问题意识使事物本身自我显现其本真状态的过程，以达到为事物和人类的某种存在而寻求根据的目的。
哲学是一种面向前提的思。在认识论领域，哲学的任务在于寻求经验常识的根据，通过对经验常识的根据的怀疑、批判和严格考察，使经验常识上升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即科学知识，从而打通从经验常识通向科学知识的通道。
我们知道，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产物，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依据这种常识，人们的经验世界得到了相互理解，思想观念得以沟通，行为方式得以协调，内心世界得到自我认同，因此，常识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常识源于经验，也只能适用于经验，它是人类未经过滤的感性经验世界，是人的表象思维的产物，它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获得自身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由于常识缺乏自我批判、自我反思又无自我超越的能力，必须借助哲学的问题意识，对经验常识的根据——前提进行怀疑、批判和严格审察，以揭示经验常识的陷匿前提，使得经验常识建立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知识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向科学知识的转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人类的科学世界观，实现对经验的超越。
哲学是一种面向生活世界的思。这里的生活世界特指支撑人类生存、生活，规范人类行为的伦理道德的世界，也就是善和美的世界、价值判断的世界。一个人生存于世，必然会遭遇许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信念，他若要使这种探索得到满足，就必然对各种理想有所了解。对于哲学来说，其问题意识就是要对各种事物提出疑问，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哲学的基本命题，一个人的强烈信念，或一个人所珍爱的情感、意见——能免于被讯问，毫无疑问的信念或理论是一种冒险，哲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要教会我们怎样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论证在内的任何论证的逻辑推理中发现谬误，怎样检验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缺乏论据支持和论证无力的价值判断的逻辑前提或其他信仰理论的前提。一旦我们能经常深入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认真地评估每一件事情时，我们所持的理想和生活信念就会在最严格的审察中得到检验和确认，我们生活的意义、价值就能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并因此保持生活的一贯性。所以，面向生活世界的哲学能够使人们避免生活中的粗枝大叶和混乱无序，它无论是要求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评价事物，其最终目的就是力求达到生活世界的善和美的统一，达到充分的一致性，使人们在一种井然有序的方式下理智地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三 哲学批判的价值及意义
作家毕淑敏曾对大学生说，人生实际上并没有意义，只是人赋予它意义而已。的确，人像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存在一样，在整个自然界和生物链中，并不比其他生命存在显示出更大的价值和作用，人仅仅是一个过客，生命同样转瞬即逝而湮灭无闻，对于整个自然界并不损益什么，对整个地球也无多大改变和影响。但是不同于其他生命的一点是，人通过其生命存在，通过自身活动，在生命历程中铭刻下痕迹，并由此赋予生命以意义。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在历史的绵延中，通过生命存在的创造性，在人生的长廊中显现出人的意义来。所以，只有人才有“历史”，只有人才有真善美、假恶丑，只有人才会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一句话，只有人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书写出历史及其意义来，在历史中活出意义来。这种历史显现的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字。而其他生命则不存在这种“历史”，更不会通过创造而显示其精神（动物的生命活动只是适应自然的非历史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的物种的尺度，本能地适应自然，它永远只能一代又一代的复制自己。这种纯粹自然的物种繁衍，造就的只是本能的生命存在，因而是非历史的。）如果硬要说其存在有意义、有历史，也只能说通过与人的关联才显示其历史及意义，这也是海德格尔对存在者存在的揭示。
人的存在在历史的绵延中彰显其价值，因此，人的存在是在时间中，人无法摆脱时间，并在时间中有死。有死和向死而生是人直面时间而必须思考的痛苦问题。死亡总是像悬在人头上的达摩克利之剑，如何摆脱死亡的恐惧和生之痛苦问题，并赋予人生以意义，便是古今哲学和宗教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宗教设定了千年审判和天国的存在，借审判而指明通向天国之路；同时借助上帝赋予生命存在以意义和价值，使生命只有通过赎罪和践约而获救赎，最终以上帝的拯救而使个体得以进入天国，以获永生，从而彰显个体的价值，也由此打通了生死之路。
哲学则走了另一路径。哲学的本性是一种理性的自觉，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它摒弃痴迷，拒绝狂妄，乃保持清醒的理智，因此，宗教的解决之路则违反其本性，决不可取。但对人生的有限性和价值、意义，仍需作出回应，以开启生死之门，赋予浮生以价值、意义。哲学对意义的探寻，最普遍地、最深层次地制约、规范和引导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但它又是作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前提——判断、解释和评价“意义”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隐含在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中。因此，哲学追寻生死及其意义的方式，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方式，它是对现象世界的超越，是对表象式思维的批判，是对“自明性”存在的反省，是对“假设”质疑，是向“前提”挑战。就象霍克海默所言：“就批判而言，我们指的是一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既不满足于接受流行的观点、行为，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只凭想象而接受社会现状的那种努力；批判指的是那种目的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个体间的关系，协调它们与普遍的观念和时代的目的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努力……”[4]所以哲学对人生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关照，是通过理性的反思性批判的方式而展现的，这种方式通过对生死终极价值的追问，来寻求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寻求生命意义的根基，也就是寻求对人类具有普遍适用性或普遍约束性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是衡量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标准，而人类追求的一切较小目标都是达到这种终极价值的途径或手段。”[3]（P93）对终极价值的关怀，构成哲学对生死价值的最激动人心的探寻。由是，才有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才有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胸；才形成了西方哲学中的未经审思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批判精神，以及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自然立法的豪气。这些，无不彰显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死亡和苦生，人类也从未退缩过，总是试图打通生死之道，延展生命的价值于永恒的历史中，使生命的意义不断的扩展，并上升为人类的一种恒久的精神，折射出人类应对死生的智慧之光，使人生化为不朽的历史而光照万世。因此，在对死生问题的反思中，哲学力图使人不断地超越对有限与无限的纯粹自然的理解，而把人生的有限与自然的无限矛盾转化、升华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矛盾。面对自然生命的失去，人总是力图以某种追求去超越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有限，以直面生死，寻求生命的永恒意义，从而激起一代又一代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才能使有限的生命显现出无限或永恒的意义来？生命的永恒是在单纯的生命繁衍、声名显赫？还是流芳百世或在天国的安宁？生命的价值是在追求自我实现、满足一己之私，还是发挥生命的潜能，展示个体的才干，把个体生命的“小我”汇溶于人类的“大我”之中？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人又力图以生命的创造性而展示生命的价值，从而超越死亡，在生与死的撞击中燃起熊熊的生命之火，并显现出生命的永恒之美。
同时，哲学的意义还在于它对时代的反思性。从哲学史上看，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非空穴来风，都是时代的产物，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离开时代都无法理解。西方的启蒙运动，对于欧洲历史的推动，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敢于使用理智去观察世界，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正是立足于对现实的思考，才举起理性的大旗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神学，他们认为，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在他们的眼里，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浸染下，法国的启蒙哲学家，明快辛辣，直指封建制度和封建神学，并最终引发了法国革命，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诗人海涅曾讲过，如果不是康德使形而上学的神学威风扫地的话，法国人就不会砍掉国王的脑袋。海涅形象地说明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德国的革命决不因康德的批判，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以至于自然哲学发生在先，社会开始得更温和些。革命力量是通过这些学说发展起来的，他只期待着那日子的到来，那时，它要爆发出来，使全世界震惊。那时将出现那样一种康德主义者，他们在现象世界中丝毫也不想知道什么虔诚，他们毫无怜悯的挥动宝剑和斧头掘翻我们欧洲人生活的基础，以便砍断属于过去的最后的根株。”[5]正是深深植根于现实之中，才造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论，而这种源于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和批判的启蒙思想，又演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的批判——借助法国革命，彻底扫荡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但是，哲学和时代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双向的关系。时代造就哲学，哲学塑造时代。当中国社会尚处在极左思潮的控制下时，任何新思想和新理论都难以实施。正是在此关键时期，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了中国社会，这场大讨论，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且为中国社会带来一次深刻的变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可见，哲学源于时代，反映时代精神，反过来，又为时代精神定型量身，成为新的时代精神的先声。哲学与时代有三种形态关系：（1）哲学与时代和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先进与否，要看时代精神的先进与否，反之亦然。（2）哲学与时代的矛盾与冲突。这此条件下，如何看哲学的先进与落后，同样看时代所处的阶段，哲学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在启蒙运动时期，当法国哲学家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制度和封建神学时，德国古典哲学家则龟缩在思辨王国里，用艰涩隐晦的语言，诉说着自己的心曲。因为强大的封建势力使德国的哲学家只能用脑袋撞击封建制度。这也是时代使然。（3）哲学的反叛与超越。在这种时代，哲学一般是先进哲学，哲学与时代在适应中提高，在提高中适应，在提高中引导，并为新的时代精神的到来而呐喊。
但是一种哲学仅仅适应时代，是不能做到高瞻远瞩的。它必须深深扎根于时代之中，洞察时代跳动的节奏，把握其脉搏，并敢于向传统挑战，敢于突破主流意识形态，以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创造性地把握时代精神的发展动向，才能保持理论的先进性。
因此，哲学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现实，哲学既要直面现实，还要进入抽象的概念运动，以概念运动的方式反映现实，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哲学不能失去自己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更不能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成为现实的附庸或现实的解说者。
哲学家联系现实的方式，是哲学特有的方式——怀疑、批判、反思和超越，这种方式借助对观念世界的批判、改造而实现重塑观念世界，通过观念来型构人的世界。所以哲学要引导现实，就必须入世，但仅入世还不行，还必须出世，既要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又不局限于其中，以免闭塞视听。哲学联系现实，决不是零距离的联系，而是若即若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就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判断力和批判力，成为庸俗的哲学。非如此，哲学就不能保持对现实的创造力量，而达到改变、塑造和引导现实。
四 哲学的教化
哲学的上述特征，应该能引起我们对哲学如何教化的反思。
我们知道，哲学在古希腊那里是一种对话活动，苏格拉底首创了这种对话方式，其弟子柏拉图薪火相传，将之发扬光大。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将哲学视为一种活动。可见哲学不在于记住多少概念、理论知识，而在于学会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引导学生进入哲学的活动世界，以提高学生的哲学素养和生活境界。
但如何培养学生具备这种哲学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让学生学习原著外，更主要的是引导学生进入哲学研究的活动状态。哲学不仅仅是记忆（知识才是记忆），它是一种思维活动，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活动。对于哲学，我们很难划定一个领域，凡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其他问题的也都是哲学。哲学不是公式，在每一种情况下，都需要重新反思，这种反思都是批判性的，即用一种更为理想的东西来关照和批判，力图撕开一个口子，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成功的哲学教育就是培养自己的怀疑者、批判者。而我们的哲学教育者却遗忘了这一点，用非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及哲学教育，自己言说着非哲学的东西，智慧的教育和思考就变成了无味的理论训教，哲学课遂变成了令人憎恶的东西。当然，哲学的这种状况，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社会的因素。从历史来看，与中国的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文化没有学科自觉，文史哲混为一谈，甚至自然科学也夹杂其间。在思维方式上，中国文化以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缺乏一种分析理性的细密分析，没有形式逻辑意识，缺乏逻辑分析，乃至中国的逻辑学研究至今仍着重于先秦的墨辨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研究上，甚至出现后继乏人的现状（许多高校的中国逻辑学专业出现招生困难的问题）。而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哲学，更像一个注释史，都是在诸子百家的基础上，相互注释，在强大的权威面前，不断的注释，鲜有“胆大妄为”之徒断然否定其前辈先贤之说，或者另辟蹊径超越他们，开出截然不同的新理路来。于是，后人看到的都是其连续性、一致性的一面，尽管也有些微的背离，但这也是战战兢兢的举着先贤灵幡的质疑，这种原创性的思维火花，很快湮没在这种强大的注释传统中而死灭。反观西方哲学传统，虽然也有继承，但它更重断裂性的一面，是一种批判性的否定，更多的是标新立异，另辟蹊径，他们敢于怀疑，敢于批判和超越，不轻易相信权威，甚至更多的是向权威挑战，因此，哲学永远保持着生命的创造力。而我们则很少批判式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限制，甚至是窒息了我们的创造性发展，使我们的哲学千人一面，似曾相识，不断地在低水平上重复徘徊，乃至我们的学生以憎恶的方式表示抗议和拒绝，因为这既是对哲学的羞辱，又是对人类智慧的玷污。
由是，我们的哲学工作者，首要的任务是转换我们的哲学教育观念，反思哲学教育的方式，思考如何引导学生进入哲学之门，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激发起爱智的热情，引导学生进入哲学的活动状态，这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哲学教育的关键所在。
(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