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初，尼采出版了他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还从来没有哪位语言学家如此充满激情地论述过。他论述了希腊艺术崇拜的两位神祗，一位是狄奥尼索斯，他是酒和欢宴之神，代表着激扬的生命、运动的欢乐、狂热的激情和神秘的灵性，也体现了直觉的敏锐和冒险的勇气。他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他是诗歌、音乐、舞蹈和戏剧之神。另一位是阿波罗，他是平和、安详之神，代表着审美的情趣和理性的沉思、逻辑的严谨和哲学的静穆。它是绘画、雕塑和史诗之神。最崇高的希腊艺术就是这二个理想原型的融合，即狄奥尼索斯躁动的阳刚之力与阿波罗温雅的阴柔之美的结合。在戏剧中，狄奥尼索斯推动了大合唱，阿波罗则引出对话。
希腊戏剧最深刻的特征就是：酒神凭借艺术战胜了悲观主义。希腊人并不像现代叙事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热情、乐观。他们深知生命的苦难以及它那悲剧式的短暂。迈达斯问西勒尼一个人最好的命运是什么。西勒尼回答说：“偶然与苦难的孩子，为什么你要逼我说出最好不说的事呢?最好的命运就是没有出生过，其次就是早早地死去。”但是，希腊人用灿烂的艺术征服了幻灭带来的忧郁。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创造了戏剧的悲壮场面，并发现“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作为艺术观照或重现的对象，“生存和世间万物才具有意义。”“崇高是对丑恶的艺术征服。”悲观精神意味着颓废，乐观精神则意味着肤浅，只有“悲剧式的乐观精神”才是强者的境界。他愉快地发现，斗争才是人生的法则。“悲剧本身证明了希腊人实际上不是悲观主义者。当强者精神创造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时，这样的时代就是希腊最辉煌的时代。”
苏格拉底“这位典型的玄学家”，是希腊精神消散的预兆，“昔日的灵与肉浑然一体的强健逐渐为含混的教化所毁灭，继而导致了身心的日渐衰弱。”前苏格拉底的哲理诗为批判哲学所取代；科学取代了艺术：理性战胜了直觉；雄辩压倒了体育，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运动员柏拉图成了美学家，戏剧家柏拉图成了逻辑学家，他成了激情的扼杀者，诗人的贬斥者，成了一个“基督教之前的基督徒”，一个认识论者。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镌刻着两句冰冷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切勿过分”。这两句话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被误解为理性是惟一的美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被扭曲为让人变得软弱的中庸教条。一个民族在朝气蓬勃时创造了神话与诗歌，暮气沉沉时则产生了哲学与逻辑学。希腊强盛之时孕育了荷马、埃斯库罗斯，衰败之际则产生了欧里庇底斯——由戏剧家改行的逻辑学家。他用理性摧毁了神话和信仰，用感伤主义破坏了强健时代悲剧的乐观主义。这位苏格拉底的战友鼓动一大群阿波罗的雄辩家赶走了狄奥尼索斯的合唱队。
难怪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神喻早就说苏格拉底是希腊智者中的智者，欧里庇底斯为仅次于苏格拉底的智者。也难怪阿里斯托芬本能地以敌视的目光把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底斯视为一类，并从他们身上预见了“衰败文化的先兆”。当然，他们也曾改变观念，欧里庇底斯最后的剧作《酒神》算是他向狄奥尼索斯屈服的见证，也是他自尽的前奏。另外，苏格拉底在狱中以练习狄奥尼索斯的音乐来安慰自己的良知，他自问：“也许我不理解的并不一定没有道理?也许还有一个驱逐了逻辑学者的王国?也许艺术与科学本应并驾齐驱?”然而，后悔已经晚了。逻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希腊及其戏剧的声望日渐衰落。英雄时代和酒神艺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终结。
酒神时代还会卷土重来吗?康德不是曾永久地摧毁了理论理性和理论家吗?叔本华不是再三告诉我们直觉的深邃和思想的悲惨景象吗?理查德·瓦格纳，这位埃斯库罗斯的接班人，不是召回了神话和信仰，并在狄奥尼索斯般的狂热中将音乐与戏剧融为一体吗?德意志精神被动地反映意大利和法国的太阳神艺术，这种状况已经太久了。今天应该让德国人明白，他们的本能要远比那些颓废文化健全。谁知道日耳曼民族在战争中痛苦挣扎的时候，下一个英雄时代会不会发出黎明的曙光，悲剧会不会从音乐精神中复活呢?
1827年，尼采回到了巴塞尔。他不甘心在枯燥的课堂上耗费自己的精神。他说：“眼前的工作需要五十年才能做完，我必须在时间上精打细算。”他对那场战争非常失望，他写道：“德意志帝国正在毁灭日耳曼精神。”1871年的胜利使德国人产生了自满情绪，这种情绪是精神发展最大的障碍。尼采的顽童气质使他在每一尊偶像面前都不安分。他决定拿这种精神的宣扬者、最受崇敬的戴维·施特劳斯开刀。“以战斗的精神闯入社会，这是我从司汤达那里得到的教诲。”
他在著名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把矛头指向不可一世的沙文主义经院学府。“经验告诉我们，产生哲学大师的最大障碍就是国立高等学府惯于豢养一群劣等哲学家，……永远没有一个国家会培养和庇护柏拉图、叔本华这样的哲人……国家把他们视为敌人。”在《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和《历史的运用和滥用》中，尼采表现出两个与众不同的观点：道德和神学应该按进化论的原则重建。生命的职责“不是让大众争得一席之地，得到改善。作为个体，这些人毫无价值。”“生命的职责应该是创造天才。”
尼采这些论著中最具激情的是《瓦格纳在拜洛伊特》。文中把瓦格纳说成是“从不知害怕为何物”的英雄、世间惟一真正艺术的鼻裉，因为他是熔世间一切壮美艺术于一炉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年轻崇拜者的心声，一个像女性一样柔弱的灵魂的呐喊。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超人的阳刚和果敢。但是，这位崇拜者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发现瓦格纳有妄自尊大的缺点，这有辱一个高尚的灵魂。
1876年，瓦格纳的歌剧在拜洛伊特接连不断地公演。他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崇拜者，从皇帝到富豪，直至无数贫穷的民众。这时尼采突然明白了，《尼伯龙根的戒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处处可见的戏剧效果。“我发现戏剧被交响乐掩盖了，歌剧的不可抵挡的力量将瓦格纳引入歧途。”尼采憎恶音乐中的戏剧和歌剧成分。“我继续呆下去肯定会发疯的，”他说，“我不安地等待着每一个漫长的音乐晚会……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逃走了，在整个世界都对瓦格纳顶礼膜拜的时候。他厌倦了所谓的男女平等和浪漫主义做作散漫的狂想曲，厌倦了理想主义欺骗和人类心灵的温情。这些东西已经征服了那颗无畏的心灵”。但是在遥远的索伦托，他与瓦格纳邂逅了。当时瓦格纳正热情洋溢地准备创作另一部歌剧《巴西费尔》。这是一部颂扬基督教、宣扬无欲之爱的歌剧，展现的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拯救出来的世界。尼采一言不发转身离去，从此与瓦格纳断绝了来往。“我无法承认对自己都不坦诚的伟大。正因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任何人的成功在我看来都毫无价值。”他颂扬叛逆，蔑视完美。他不能宽恕瓦格纳把基督教道德建立在神学的谬误之上。因此他在《瓦格纳事件》中对瓦格纳进行了暴风般的愤怒攻击：
瓦格纳顺从于虚无的佛教直觉，并用音乐来掩饰这一点。他钟情于颓废的表现方式。……理查德·瓦格纳，一个风烛残年、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突然拜倒在十字架前。难道我是惟一为他感到悲哀的人吗?我也是肮脏堕落的瓦格纳信徒。是啊，我和他一样，也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也是一个陷于颓废处境的人。但我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处境，我要尽力自救来避免继续堕落。
尼采比他想像中的自己更富有“阿波罗”气质。他脆弱、敏感、文雅，不喜欢狄奥尼索斯的狂野，也没有音乐、美酒和爱情的温柔。这位文雅的教授永不满足已发生过的血腥战争。不过他在情绪平静的时候也明白他和瓦格纳都没有错。温厚和强悍是同样重要的，水火不容的事物往往又相互融合，产生出有益的整体。这就是宇宙的规律。因此，尼采在发疯后偶尔清醒的时刻，注视着早已去世的瓦格纳的画像说：“我是多么爱他啊!”
四、查拉斯图拉之歌
尼采对艺术感到失望之后，转而在科学和哲学中寻找柄身之所。阿波罗凉爽的科学之风使他从狂热中清醒过来。哲学为他“筑起了任何暴政都难以逾越的高墙”。他像斯宾诺莎一样，力图通过审视内心的激情求得宁静。
1879年，正值壮年的尼采身心突然崩溃。他毫不在乎，准备迎接生命最后时刻。他央求妹妹：“答应我，我死后只让我的朋友立在我的墓前，我不需要那些好事之徒。在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不让牧师在我的墓前念叨那些谎话般的祷词。让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异教徒进入墓穴就行了。”不过，他后来又康复了，英雄的葬礼只好延期。这场大病让他懂得了珍惜自己的身体，他爱上了阳光、生命和欢歌笑语，还有《卡门》中“南方音乐”，并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和反抗死神的勇气。
从他这以后时期的几本书的书名——《曙光》(1881)、《快乐的科学》(1882)——可以看出他在令人惊喜地康复着。他靠学校的菲薄年金过了一年的宁静生活。就在这时，一向倨傲的哲学家却变得有些多情，陷进情网无法自拔了。但是，路易·莎洛美对他的爱情并未作出回应。尼采绝望地逃走了，留下一大堆攻击女人的格言。其实尼采天真、浪漫、文雅到了极点。他后来之所以攻击温良敦厚，是想清楚使他蒙受了可怕的欺骗、给他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的那种道德。
现在，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因为不能保持沉默，也就不易与世人相处。他厌恶世上的男女，一心盼着超越人类，于是他穿过意大利，攀上了阿尔卑斯山的山巅。那寂寥的山峰激发了他创作那那惊世骇俗之作的灵感：
在善与恶的彼岸，
我等候虚无；
时而与光明为伍，
时而与阴影相伴，
只有白昼、湖泊、午辰和无尽的时光，
我的朋友突然一分为二，
查拉斯图拉走过我的身旁。
这时，他的“灵魂升腾，占据了四周的空间”，他找到了新的老师——佐罗亚斯特，波斯教的鼻祖。他找到了新的神祗——超人和新宗教——永恒轮回。在灵感的引导下，哲学升华到了诗的境界。“我要唱一支歌，就算独处空房，我也要放声歌唱。让我的歌声回荡在自己的耳边。”“天边的孤星，你的幸福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他人闪耀光辉吗?你看，我已厌倦了自己的智慧，正如采蜜太多的蜜蜂。我需要人们伸出分享的双手。”于是尼采创作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1883)，并在“瓦格纳在威尼斯辞世的那个神圣的时刻”完成了它。
尼采知道，这就是他的不朽之作。“这是一部流传千古的诗篇”，他后来又写道，“其他诗文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它相提并论。汇集所有伟大心灵的精力也不可能创造出如此杰作。汇集时间全部智者的精神和善行也写不出能与查拉斯图拉的语言相媲美的只言片语。”话虽夸张，但该书的确堪称十九世纪的杰作之一!不幸的是，尼采在印发时遇到了不少麻烦。出版商因忙着赶印五十万册赞美诗，接着又要出一系列的反犹太小册子而拖延了该书的印制。后来他觉得无利可图，就以该书最后一部分太空洞为由，拒绝印行。尼采只好自费出版，这部著作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此书。也没有人这么孤独过。
而立之年的查拉斯图拉，就像他的波斯原型亚斯特一样，从他沉思的山巅来到尘世布道。但人们却转过脸去看走钢丝表演。表演者从钢丝上掉下来摔死了。查拉斯图拉扛着他的尸体去了荒野。“你以危险为业。所以我要亲手安葬你”。“在凶险中生活吧”，他说，“把你们的城建在维苏威火山旁。把你们的船驶入叵测的海洋。在战争中生活吧。”
查拉斯图拉从山上下来时，一位隐居的老者要向他宣讲上帝。当查拉斯图拉独处时，他想：“这是真的吗?这位森林中的老圣徒竟然还没听到上帝死了的消息!是的，上帝的确死去了，所有的神都死了。”
过去的神祗早已死去，他们并不是在黄昏的暮气中喘息着死去的，相反，他们是在很久以前大笑着死去的!
那时有一位神祗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亵渎神明的话，“上帝只有一个!在我面前，你们不应信奉别的上帝……”
于是众神都哄笑起来，他们高叫着，连座椅也随之震动：“敬奉神明不就意味着只有众神，没有上帝吗?”
凡是长了耳朵的，都来听听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多么痛快的无神论口吻!“假如有上帝，我又怎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假如有谁比我更不信神，我愿聆听他的教诲。我恳求你们，各位兄弟，忠于大地吧，不要相信别人所说的超越大地的缥缈的希望吧，无论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是投毒杀人者。”一群被人们当作优秀者的“上等人”汇集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洞府里，准备传播他的教义。当查拉斯图拉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看见他们竟然在向“那个仿照自己形象”的蠢驴烧香礼拜。书中接着说：
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
因此，最大的恶蕴含在最大的善中。当然，那是创造性的善。
无论我们所说的有多么邪恶，世上最聪明的人们，都说出来吧。沉默更加邪恶，一切没有说出来的真理都是毒酒。
要毁灭在我们的真理之上的，就让它毁灭吧!还有许多房屋等着构筑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如此渎神，是大不敬吗?可查拉斯图拉却说“已经没有人知道如何敬神了”，他自称是“不信上帝的人中最虔诚的”。他渴望信仰和同情，“对所有在厌恶中忍受折磨的人来说，旧的上帝已经死了，而新的上帝还在襁褓中”!于是他宣布了这个新上帝的名字：
“所有的上帝都死了。我们只期盼超人的降临。
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超人，人是最终要被超越的东西。你为超越人做了些什么?
人的价值在于他是通往目标的桥梁，而不是目标本身。
人的可爱就在于他是过渡，是毁灭。
我爱那些只知道生活在毁灭中的人，因为他们正在超越自己。
我爱伟大的轻蔑者，因为他们是伟大的崇拜者。他们是渴望射向彼岸的箭。
我不爱在星空之外寻找毁灭和牺牲理由的人，而爱为使这片大地终有一天成为超人的天地而献身的人。
确立人类目标的时刻已经来临。告诉我，兄弟们，如果人类没有目标，难道能算健全吗?
爱遥远的人类远比爱自己的近邻高尚。
尼采似乎预料到每一个读者都会认为自己是超人。于是他直率地告诉人们超人还没有诞生，我们只是超人的先驱。“不要奢望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不要为了美德而勉为其难去干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
尼采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上帝，但他并不满足。他还想永垂不朽。创造出超人之后，他又提出了永恒轮回说：一切事物都会以本来的模式无穷地循环往复。铁血和忏悔的德国将会再度出现，人类内心的痛苦，从愚昧到查拉斯图拉的整个过程将会重演。这虽令人恐惧，但也是肯定和接受生活的最勇敢的方式。现实组合的可能是有限的，而时间却是无限的；总有一天，生命和物质又都会回到过去的状态。历史又会从这场不可避免的轮回中展开它曲折的路途。把我们带进这个境地的是决定论。难怪查拉斯图拉不敢说出这最后的教诲。他害怕了，他畏缩不前，直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怕什么，查拉斯图拉?说完你的话就粉身碎骨吧。”
(选自<哲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