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美国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终结者可被认为都属于后人类(posthuman)，拥有远远超越人类能力以及迥然有别的形态；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和未来学家认为并预测作为“后人类”之前的一个种类——跨人类(transhuman)，随着医学和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能够使人的能力超越其作为人类这个物种正常范围之上的增强技术的应用，已经在一些功能方面局部出现并将会更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人类这个物种面对在2000年后已经越来越多出现在学术界的“人的增强”、“跨人文”、“后人文”等概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未来，我们在人、跨人文和后人文并存的世界里，该怎么谈人文主义呢?它们是对人文主义的丰富还是反动?

在9月16日至19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哲学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简称IIP)院士2015年年会暨“人的维度”国际哲学研讨会上，14个专题演讲中，至少有6个聚焦或涉及了跨人文和后人文现象，这场首次在中国召开的IIP年会中，与会的中外哲学院士中一半以上研究科学哲学，不少是各国生命伦理学家，尽管“跨人文现象”及其讨论不是第一次出现，但各国哲学家不同角度甚至有争论的立场给人带来了启发，也丰富了对人自身的维度以及与社会、宇宙互动的理解。就此话题，记者在会议结束后再次专访了与会的IIP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研究员。

一、跨人文、后人文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李念(以下简称“李”)：邱院士，很幸运作为京城之外的媒体代表受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之邀参加这个世界哲学界的盛会，也很高兴再向您请教相关话题。您是中国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难能可贵的是，您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密切跟踪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后一直拥有话语权在国际学术界同步“发声”。本次IIP年会的“人的维度”这个话题下，法国、比利时、摩洛哥和中国等的科学哲学家不约而同都关注了跨人文(transhumanism)、后人文(posthumanism)这个现象的哲学意义，一时间，让人感受到很浓厚的科学氛围。首先，我想请教一下，跨人文(transhumanism)、后人文(posthumanism)，这两个概念在学界是何时提出来的?

邱仁宗(以下简称“邱”)：也许可以说，跨人文或后人文的思想来源于人类的早期。公元前2000年前的《吉尔美伽什》史诗以及中国古代的道家，追求长生不死，就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尼采的“超人”一说是哲学思想的来源。然而1923年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首先提出跨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而达尔文的战友托马斯·赫胥黎之孙朱利安.赫胥黎在1957年以“跨人文主义”为题发表文章，被公认为跨人文主义的奠基人。然而唯有出现人类增强的技术之后，即新兴的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神经科学技术、纳米技术等研发出能够使人类的能力超越人类这一物种的极限(即技术奇点)后。跨人文和跨人文主义的概念才得到一部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认真考虑。1998年成立了世界跨人文主义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2002年该协会修改并采纳了《跨人文主义宣言》，强调其宗旨是合乎伦理地使用扩展人类能力的技术。他们认为，人类最终会过渡到“后人文”时代，后人文将极大地扩展目前人类的能力。到2005年该协会有3000会员，遍布100余个国家。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是跨人文主义研究的积极推动者，曾多次在世界各地组织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该所哲学家们专门组织了一场关于“增强”的卫星会议，萨沃莱斯库指出，即使一些功能增强会改善人的生活，在决定是否增强时，有一些伦理考虑(例如自主性和公正)是必须关注的；曾提出“存在风险”概念(全球智能被消灭的风险)的波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判断增强长期效应的方法；汤布里尼则指出，应用基因技术必然导致医疗卫生的不平等，但这不是拒绝这项技术的理由，基因干预不是破坏自主性。而是增强后代的自主性；专家们最后讨论了认知增强技术的可能社会影响，例如这类技术是否会扩大贫富之间或有无之间的差别，从而使这些可能的社会影响成为禁止或限制这些技术的论据。

李：我们先要从概念说起，posthuman翻译成“后人”或“后人类”，字面上暂时没有异议。但是transhuman，我目前看到就有好几种译法，百度百科上，把它译成“超人”；从字面意义上，Trans，是有跨界的含义的，在这次IIP年会上，北大同译组的教师都译成了“跨人”或“跨人类”；我也看到您在2008年发表在《哲学动态》上的论文中提及时，把它译作了“过渡人”。究竟译成什么最合适?

邱：“超人”显然不合适，因为美国电影《超人》(superman)播放在前，并广为熟知。但transhuman不是它这个概念上的意思；我在2008年发表论文时译成了“过渡人”，是有些意译，取其按跨人文主义者认为transhuman是人类这个物种进一步进化为“后人”的过渡阶段这一意义而言，那样用“过渡人”，显然在这特殊语境中比较贴切，公开这么称，又显得转弯太多；在IIP年会上，北大资深同传者都译成“跨人”，虽然并非很贴切，但是语义上也成立，我们姑且以此作为中文讨论的基础吧。

李：在IIP院士大会召开前一天，我曾就这些概念请教过您，三天半会议结束后，印象更深了。会议上并没有涉及概念界定，都直接进入哲学意义的讨论，但厘清内涵对我们哲学层面理解很有帮助，您可否再分享一下对此的科学界定？

邱：从人(human)这个物种(Homo sapien，即智人物种)而言，Transhuman还是属于人这一物种，不过已经通过药物和机械的辅助已经使得某些功能超过了人原本的极限。比如，目前已经发明了一种药，可以让人不睡觉或少睡觉，美国赴伊拉克的飞行员中已经服用，并取得良好效果；非洲截肢运动员装上了义肢，可以奔跑超常，也是一例；而通过服用一种属于利他林的药物，不但可以帮助孩子摆脱多动症，也可以使正常人拥有超强注意力；而利用纳米技术也许可以让士兵的皮肤抗子弹，目前也正在研究之中；至于在脑中嵌入芯片来增强脑的记忆功能，目前已经在小鼠的脑子里取得成功，嵌入芯片的小鼠能够很快走出迷宫，但是人的脑子是否能够复制这种技术，还有很长的探索，因为一方面人脑更复杂，另一方面，是否允许做这类实验，涉及争议极大的伦理问题。

Postman，不是我们通常意义的属于人类这一物种的人(Human)，但是可以是Person的一种，即一种非human的Person。由于中文在这个词意上的单一，很难一一对应，在港台常常会将person翻译成“位格”。如果一定要举个形象的例子，那么孙悟空和终结者就是属于后人类，他们已经不是23对染色体组成的身体，可以由非构成人体的碳氢氧有机分子构成，也可以是用电子元件构成(例如有智能的机器人)，或拥有人脑结构和功能的动物人等。

李：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看《未来世界》时，觉得这就是科幻片，现在想想，可能是人类世界的未来时了。那么目前我们和这两种人，是什么关系呢?

邱：《未来世界》中模拟得惟妙惟肖的机器人，似乎智能并不如“自然人”或“生物人”高，因此似乎没有资格被称为“后人类”，那是一般的机器人，但也应该被看作非人类的person。在我看来，“跨人类”(Transhuman)是人(human)的进一步进化，可视为人(human)和后人类(posthuman)的中间阶段。

李：如IIP研讨会上所言。技术派赞成后人文现象，认为这是人类的整体提高，不仅有生物学意义的“增强”，也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人文价值。但这里就一定会涉及何谓人？您在IIP会议上的主题发言里也论及了human life、human being、human person。

邱：你说的技术派所言，我认为根据不足。严格说来，“后人文”更多地是属于科学幻想的语言，还不具备可进行科学和哲学论证的基础。我坚持认为，哲学是理性的和规范性学科，虽然它不属于科学这类学科，它的论断不能单单凭借观察、实验证据来证明或证伪。然而它必须考虑到科学的发展或人类经验的累积。否则你的哲学是天上飞翔的风筝，不着边际的玄想。究竟什么是“后人文”现在莫衷一是，怎么就能断言“后人文”是“人类的整体的提高”，而不是“恶魔的现身”呢?而且“后人文”已经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人类，怎么能说是“人类”的提高呢?是的，虽然都隶属于人的大序列，但是有差异的，反之在伦理层面容易发生混乱。从基础来讲，先要有Human life，基因本质主义者认为人从受精卵开始，因为那时就形成了一套新的基因组、胚胎、胎儿因而也就是人，人是不应该被杀害的，因此胚胎研究、人的治疗性克隆、利用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以至人工流产都应该禁止。但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例如一个人死后，他的细胞可以冷冻保存在试管里，这些细胞内都保存有他那套基因组，能说这些细胞都是他这个人吗?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人的生命(human life)，例如细胞、受精卵、胚胎、胎儿等；人以及human person。人的生命不可能享有与人一样的道德地位和权利。作为人(human being)，他是人这个物种(即“智人”)的一个成员，只要一出生就是，因此可以说是“生物的人”。但作为human person，则必须具备生物学条件(23对染色体、人的身体、人脑)、心理条件(自我意识的潜能)和社会条件(处于人际关系之中，具有社会交往的能力或潜能，扮演社会角色)。因此，human person可以说是“人格的人”或“社会的人”。然而，我们如果要谈到person，那就要允许非人类的person加入，这些实体具备上述的心理条件和社会条件，但不一定具备23对染色体、人的身体、人脑等生物学条件，他们可以由电子元件构成(如智能机器人或电影中的“终结者”)，可以是拥有非人动物身体的高智能生物(如孙悟空)，或由并非是碳氢氧分子构成的有机体等)。

李：您这样一分析，大家理解得就更深刻和感性了。从人这个物种来看，必须是生物基础+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所构成，因此，和我们目前的人一样，跨人是huaman being或human person，而后人是non-human being或non-human person。所以，以此来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植物人的伦理意义，他们是否有尊严的人?这和“人脑即人”的论点有点相似。

邱：对的，这里确实涉及丰富复杂的生命伦理学讨论。目前有一种神经还原论，认为人就是脑，“我们就是我们的脑”。于是人脑就是成为一个人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假设一个婴儿从小在狼群长大(狼孩)，他不具备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但仍有一个虽不发达但确实是人的脑，能说他是人吗?自我意识必须在脑、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下列的思想实验可说明这一点。如果甲的身体破坏了，大脑是完好的，而乙和丙大脑死亡了但身体是完好的。如果把甲的脑左半球植入乙颅腔内，将甲的脑右半球植入丙的颅腔内，那么按照神经还原论的观点，乙和丙就是甲，甲如果犯罪应该判20年，那么乙和丙至少每人要服10年刑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接受甲左半球的乙和接受甲右南半球的丙，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人，乙2和丙2，他们有各自的人际关系，有各自的社会角色，有各自的生活，因此乙2的身份既不同于原来的乙，也不是甲；丙2的身份既不同于原来的丙，也不是甲。甲则在移植后已经死了，他的犯罪也就该结案了。

二、人的“增强”所代表的技术主义带来的伦理困境

李：您2008年那篇论文的题目是《人类增强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是根据2007年5月25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第13界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的大会发言又重新整理、补充的。这次IIP年会上，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科技哲学研究所的主任Jean Gayon，做了《优生学和人的改善》的演讲，法国国家咨询伦理委员会副主任的Ali BENMarkhlouf教授是一位生命伦理学家，他的演讲《超人主义和人的增强》，分别提及了improvement和enhancement这两个概念。Ali Benmarkhlouf教授还提到，作为官方首次亮相，这个概念是在1995年首次出现，但在2000年后，业界普遍接受和使用。您能否首先为大家辨析一下treatment，improvement，enhancement这一组概念呢?

邱：对于人的治疗(treatment)、改善(Improvement)和增强(enhancement)，在英语中有不同的对应含义。“治疗”是将受到障碍的功能回复到正常范围(如校正近视眼)；“改善”是改进、提升人的功能(如改善视力)，但并未超出作为人类这个物种的正常更能范围；而“增强”是使功能超越作为人这个物种的正常或健康的功能限制(如可以像猫一样具有夜视能力)。我同意两位哲学家的观点，用于医学治疗的恢复正常功能之外的，对于人类生命、功能、情感的提升，都是一种“增强”。Gayon从优生学角度，给予了细致的分析。同时提到，2004年后不同著作中也对enhancement这个概念做了及时地修正，突出了通过技术干预改善人的能力这一点。

李：对于科学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给“增强”带来的益处，现在普遍得到赞同，我们在上一节讨论到的“跨人文”的种种优越于现有人类的功能也都是通过增长实现的。我注意到两个科学哲学家讨论到的哲学意义，他们都联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主义带来的影响，人的“进步”的概念在19世纪时也被提及，峰值段是在1820年左右。值得指出的是，Goyon教授认为，这个概念是对于人作为一个整体物种的提升意义上来加以肯定的，主要体现在基于基因技术的对人的潜能的改善上。Ali Benmarkhlouf教授也强调这种增强属于人的改善的积极一面，“提醒我们技术不是新鲜事物，人类有很长时间都在控制技术，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加快”。他甚至举例《爱丽斯梦游险境》中，爱丽斯发现自己可以变换新的样子，“整个故事展示的是人类怎样像人类一样改变自己的潜能，改变自己行为”。因此，这位巴黎十二大教授认为，跨人主义实际上是向后人文主义的过渡，是向完美的方向来设计人类。您怎么看“增强”背后的哲学意义?

邱：哲学家有责任和义务来批判性地思考跨人或后人文等未来学的现象，必须认真地思考一些科学的和伦理的问题。例如给某个基因进行修饰或改造是否会影响其他基因，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基因组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人的身高是1米65，这与心脏、血液循环、呼吸、消化、肌肉骨骼等系统都是相关的；通过基因工程将他改造成身高2米，那么其他系统是否能受得了？就目前科学技术而言，改变人的基因有两类：体细胞的基因改变和生殖细胞的基因改变。目前不少哲学家以及各国政府都支持前一种，而反对目前改变生殖细胞基因，更反对为了非医学的目的而增强性状，即反对“设计婴儿”，这样做就会改变人的本性。哈贝马斯曾论证说，人的本性在于“有能力成为他自己”(being-able-to-be-oneself)，Gayon在主题发言中也曾指出，哈里斯、福山、桑德尔、前总统小布什等都有不同看法。

现实中，的确是很微妙的。我刚才是例举了增强种类中的一种——基因的增强。目前还有其他五种类型都可以做到：认知类的药物增强，情感的药物增强，体力的增强，生物电子的增强，延长生命。其中，生物电子的增强，就包括使与不同地点的人进行无形交流称为可能，即电子思维(cyberthinking)，也可以将人脑神经元网络内发生的过程植入电子介质内，这样就有可能克服死亡，他就是后人，能否与自然人、GM人(转基因人)、嵌合体人和平共处呢?

李：对，您刚才对于改变基因的认识，似乎更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概念。这类技术当前的确也在每个国家都引起了不同的争议。Ali Benmarkhlouf教授来自法国法国国家咨询伦理委员会，他就给出了一个关于羞涩的案例，1970年前，法国社会都认为“羞涩”是一种病，要用药物来治疗，它是给社会带来焦虑的根源，应该到了吃药控制这种坏情绪的时候了。他还提到，英国艺术家尼尔·哈比森，英国政府允许他在护照里显现他的人工眼，因为他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病，只能看到黑白色。人工眼被投入到他的大脑，里面有个摄像头，让他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看到红外线和紫外线。这里就是既治疗又超越了。作为生命伦理学家，您怎么看各国的不同对待？

邱：你刚才讲到“整体”概念，的确有这样的哲学传统。而从伦理层面，我认为，各国的不同态度里固然有一个传统文化和技术进步之间的认知差异，但是，恐怕都离不开法律监管。而监管的原则又是和人的尊严，权利密切相关。哲学家安纳斯曾引用“人类本性的改善如果威胁到人权，就应当被《国际法》所禁止”来表示反对。看来，人类的增强，一旦到达跨人和后人阶段，必然有诸多伦理道德的争议。

李：今年2—3月间，“阿尔法—围棋”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以4比1战胜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这可以看成“后人”对人类的补充，还是挑战?

邱：“阿尔法—围棋”是否是“后人类“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资料来看，它是凭快速计算、不会因疲劳影响技术技能发挥，以及不存在心理压力而取胜。单凭这些优越之处还不足以说，阿尔法—围棋就是一个后人类。正如前面所说，作为一个非人类的person，或其性状和能力超越人类的后人或后人类，必须拥有自我意识和社会交往的能力或潜能。没有资料证明阿尔法—围棋有此能力或潜能，也不具备相当于人类生物学层面的物质层面，它只是一个超越人类能力的程序软件。

三、新人种是人文主义的丰富吗?

李：是啊，这里就引出一个人文主义的概念。这是本次年会中提出的哲学话题，新人种的出现是对人文主义的丰富吗?人文主义本是伴随着欧洲启蒙主义产生的概念，在比利时哲学学会主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哲学教授、生命伦理学Gilbert Hottois看来，跨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一种发展和丰富。因为跨人文能够依据科学技术来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因此就包含了自由主义、宽容、多元、多样性等理念，这种探索其实是反对现代化而在后现代化的立场上给予了科学技术以价值观。“因为人类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后人文主义更加符号化、更加具有文化。”而传统人文主义范畴内的人种、性别和各类偏见会随着人的品质的提高而不复存在。由此，Gilbert Hottois认为，过去的人文主义比较关注象征性的进步，但忽略了物质技术的重要性。

Ali Benmarkhlouf则以中世纪阿维森纳提出的假设来做哲学上的解释。当时，阿维森纳假设：“未来，人的器官都分离并飘浮在空中，和灵魂分离，心或者意念是一种信息流，可以和各种灵魂对接。这和您刚才分析的电子思维很相似。这位分析哲学家和罗素研究专家进而阐述可能到来的跨人文时代和后人文时代，从社会层面而言，获得增强性的药物，是一个民主考量，必须是满足所有人；从政治层面而言，詹姆斯·休斯说过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拥抱跨人主义的话，必须的前提是要保证自由、就业。在这点上，在向记者强调自己是科技哲学家而非科学家的法国生物进化论者Gayon教授指出，跨人文和后人文的范畴中，人的提高不是通过社会改革带来的，而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来改善的，而且是整个人的种群的改善。其中，法律和科学是核心。”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

邱：对后人文时代是对人文主义的丰富，我并不认同，因为这个时代毕竟没有真正到来。我注意到他们的逻辑，都是从生物学家赫胥黎和德日进的“自我超越依靠生物技术”思维演进而来，当代的生物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博士提出了未来的四种可能性：第一，人类物种灭绝，这是技术的风险。第二，循环性灾难，人类文明突然中止了，这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先例。第三，人类、自然和社会的进化无论从内还是外，进入了终止阶段。第四，后现实主义的进化，就是人类自身生长和演化了，也就是出现后人文了。对于外国同行提出的这些思辨，我有两个基本的思考点：其一，有些赞成人类增强的论证缺乏说服力或根据不足，如詹姆斯·休斯说“我们全都要求基因和电子的增强”，这个我们是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全都要求的是过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有尊严的生活。其二，假设现在有个科学家发明某项增强的技术，那么我们应该将此留给个人来作出选择的决定呢，还是应该加以管控?如果要管控，那么根据什么标准?

四、IIP和中国的关系以及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

李：的确，这将是一场漫长而有意义的哲学上的同步争论，甚至斗争。虽然，最后并没有达成任何一致，但有许多观点和信息由此而得出，研讨会上，相互讨论、甚至争论的氛围很浓。您是IIP在中国的两个院士之一，这个组织1937年成立于法国，是国际哲学界最高的学术组织和资深荣誉团体，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兰西学院的支持，被坊间誉为国际哲学界的“参议院”，您怎么评价这样的“对话”氛围?

邱：在国际院士会议上，这种“对话”是很常见的，也是主色调。我于2001年被国际哲学院院士大会当选为正式院士。中国的另一位院士是杜维明先生，大家都知道杜维明先生2009年担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之前，一直在哈佛燕京学社致力于儒学的国际交流和文明对话，所以，他是回到国内后，才被列入中国院士。今年的年会上，杜先生又高票当选IIP董事会副主席，值得庆贺，这是中国院士首次入选IIP高层。中国哲学界的同仁们，“独白”比较多些，新世纪后略有改观，我自己的体会，一定要多参加国际研讨会，交流沟通中争取话语权。

李：我看名单上今年当选的院士共有105个，规定每个国家只有4个名额，但美国好像超过了4个，这是怎么回事?

邱：是这样的，超过80岁就是名誉院士了，不算在四个名额中。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所以，也是荣誉院士了，杜维明先生还有5年也要列入这个行列。美国哲学家普特南也是名誉院士，之前，德国的哈贝马斯、阿佩尔，法国的恩格尔，美国的希尔勒、吉巴德、厄尔曼，来自英国的维金斯、梅耶尔，印度的昌德尔、阿玛蒂亚·森，来自克罗地亚的考拉克，波兰的沃伦斯基都在名册上，昌德尔这次也做了主题发言。所以，我之前也在抓紧做推荐候选人的工作。IIP有个专门机构“新院士遴选委员会”来审查院士推荐的新院士候选人的资格，候选人必须递交用国际通用语言(一般应该是英语或法语)发表的6篇论文，并需两位院士推荐，然后在院士大会讨论批准或否决。我当年曾有一篇英文论文《卡尔·波普尔与卡尔·马克思》在英美世界引起不小的反响。

李：那期待着中国有新的院士入选。1955年以后，学院每年在不同国家举行一次院士大会，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我在会议期间也曾采访了本届大会的主席，来自土耳其马尔提普大学兼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尤娃纳·库齐拉迪()，她曾是被誉为哲学界“众议院”的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FISP)的前任主席，她提到了哲学的独白问题，自从英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大主流阵营越来越清晰后，世界哲学界一度也曾学院化地“独白”，但这几年的话题又在回到对现实的关注，您是否有这种感受?

邱：我也有同感，前年在法国参加的年会的主题是“哲学与世界”，我还应邀作了“中国人口政策”的报告，提出了“有效但不符合伦理”的评价，这给第三世界尤其非洲等国家的人口发展带去很大的启发。比如明年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主题是“价值和意义”，将聚焦讨论包括恐怖主义等现实和理论问题，对其意义做深入探讨，以此影响现实世界。

在我的记忆里，一般这样的年会都是30人上下的院士参加。凡是被邀发言的人才会提供交通费，其余的参会人员需要自理交通费。这几年欧美国家科研学术经费削减得厉害，今年在中国开，能有大部分人参加，实在也是很不错的。每年的话题也是不同领域、不同兴趣的人参加。今年，分析哲学的人就很少。你说的两个阵营的情况的确也存在，所以，可能有时候，在美国本土召开的北美哲学年会更热闹一些，这也不奇怪。

李：这次巴黎把年会搬到中国召开，和中国北京大学已经获得2018年第24界哲学大会的承办权密不可分，首次落户中国的学术盛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这次IIP年会期间，也举办了“中国哲学”专场，就是希望中国哲学的智慧能贡献更多力量。为此，中国哲学界也成立了五人组委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北大哲学系系主任王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江怡，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这次“中国哲学”专场中，九个协办方的哲学同人也纷纷出谋划策，同心协力答好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这张卷子。您觉得中国哲学界应该做哪些努力?

邱：总体来讲，世界哲学大会选择的地点在慢慢朝亚洲转移，2003年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2008年是韩国首尔，2018年选在了中国。这是对欧美中心主义的一种纠正。这当然和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密不可分，今年5月，世界历史大会在中国山东隆重召开，这两次大会都是中国人文社科界值得高兴的学术盛事，也是中国影响力的逐步体现。我想，这是一次很好的全面的对话，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对话，中国和世界的对话，中国人和全球人的对话；其次，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学会对话，这里既有准备中对话质量的提升，也有辨析中的学习；第三，这种对话只是学术沟通的起步，关键是通过这次契机，如何真正在科研学术上确立自己的权威。

李：非常感谢邱院士的诲人不倦。也期待早日看到您和翟晓梅教授合编的《公共卫生伦理学》问世，您和您的同事又开创了一门新学科，为此奠定了学术基础。

(原载《哲学分析》2016年第201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