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教人为学,必教人读书。朱子教人格物穷理,读书亦是格物穷理当中一重要项目。在治学与读书之路上,朱子曾经穿越历史的时空给予了钱穆莫大的影响。或许正因此故,对于“朱子读书法”,钱穆曾经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朱子教人读书法,平实周详,初视若大愚大拙,实启大巧大智之键。初视若至钝至缓,实蕴至捷至利之机。学者苟不潜心于此,而徒惊其学问之渊深广博,与其思理之缜密宏伟,而叹以为不可及。是犹临渊羡鱼,不知归而结网,亦终无门径阶梯之可寻矣。”[1]691

1朱子读书法之步骤

钱穆根据自己对“朱子读书法”的领会,认为朱子读书过程大致可以划分成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读书须先知晓那书中说了些什么”[2]13。

读者如何才能知晓那书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此一问题正如朱子所说,“近日看得读书别无他法, 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杂言语,则久久自然有得。”[3]2457所谓“白直”,即不妄添注脚,不曲折生解,书上如何说,便依它如何说。而只有如此,才是真“晓会”。如此读书,才是会读书、真读书。若将自家意见添加进去,便是不白不直了,所晓会的自然不是书中意思,而仅是自家意见。易言之,读书“譬如听人说话一般,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便以己意见抄说。若如此,全不见得他说是非,只说得自家底,终不济事。”[4]191读书又“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4]179

读书要想达到“白直晓会”的地步,要能“如听人说话一般”,能“如人受词讼”,这需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条件———虚心。曾经有人请教朱子:“《易》如何读?”朱子回答道:“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读。其他书亦然。”[4]1660推而广之,不仅读《易》要虚心,读其他一切书都要虚心。而所谓虚心,也就是 “不要执己见”。读书时先执一个己见,便是心不虚。 读书自然需要聪明,但对读书来说,虚心甚至比聪明还要重要。曾经有人因读史书无记性的问题求教于朱子,朱子指点他说:“读书须是有精力。”其人又补充说,仅有精力还不够,还须有聪明。朱子又补充道: “虽是聪明,亦须是静,方运得精神。……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4]198朱子在另一处又曾说道:“某如今看来,惟是聪明底人难读书,难理会道理。盖缘他先自有许多一副当,圣贤意思自是难入。”[4]185因此,读书一定要虚心,一定要破除己见;己见破,他见才会来。因此,“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4]185不仅开始读书时要虚心,此一心理条件当贯彻始终,即使读书有得时亦然。朱子说过:“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书,以来新见。 若执着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4]184读书纵有所得,仍当虚心,仍不可执着。一旦执着,便又成一种己见。心满之后,对新见自然会深闭固拒。因此,读书即使有所收获,也须将此收获暂时放下。放下之后, 自己的学问才可能会有长进。因此,朱子一再告诫道:“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 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4]186又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3]286读书时自始至终保持着谦虚,自己的心才会如同那半亩方塘,因不断有源头活水源源而来, 它才会清澈明净地像一面打开的铜镜,天空的光彩与浮云的影子倒映在其中,变幻莫测,生机黯然。

第二步,“少读熟读,渐得趣味,到不忍舍处”[2]20。

朱子十分赞同黄庭坚“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4]169的观点,因而提出了“读书不贵多,只贵熟”[4]167的观点。 贪多必然嚼不烂。只有少,才能熟。只有熟,才能有趣味,才能到不忍舍处。对此,朱子告诫道:“读书,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节。看一段,须反覆看来看去,要十分烂熟,方见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爱去看别段,始得。……须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见意味长;意味长,便受用牢固。”[4]167因此,假如读书只想向前赶,而不懂向后反复,这便是心不静。相反,则正如钱穆所说,只有“懂得向后反复,才有基址可守, 才有业绩可成。”[2]14如此读书,才能读出味道,才能读出快活,才会受用无穷。

朱子又说道:“看文字须仔细。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仔细。每日可看三两段。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盖工夫都在那上也。”[]对此, 钱穆解释道:“读书能白直晓会,才能不旁生枝节。能不向前趱,才能于无疑处仔细用工夫。当知此等境界,此等情况,都当先向自己心地上求。此即是‘修心养性’,读书做人,打成一片。如此读书,才始不是读死书,才始不是死读书。当知朱子教人读书,即已同时教了人如何修心做人,亦所谓‘吾道一以贯之’ 也。”[2]15读书要想白直晓会,要想达到烂熟于胸的境界,必须懂得静心、虚心、宽心、精心,而此等情况,都只能自求己心。因此,正如钱穆所说,“朱子教人读书,须心静,须心宽,须心虚,须心精,其实只此一 ‘心’。”[2]11

第三步,“读书广,索理精”[2]25。

“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4]168朱子教人读书,看似主张熟与精,反对泛与博,其实不然。朱子又说道:“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4]184又云:“读书,理会一件,便要精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他亦易看。”[4]169由此可见,朱子不是反对博,他所反对的是没有精作基础的博。有人问朱子:“看文字为众说杂乱,如何?”朱子回答道:“且要虚心,逐一说看去,看得一说,却又看一说。看来看去,是非长短,皆自分明。”[4]180若真能虚心就一说看去,一说看完,再看另一说,如此下来,则众说之是非长短自然显现。 此一是非长短绝非硬参入之己见,因此,学者至此已于不自觉中步入了成学阶段。由此可知,成学乃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正如朱子所说,“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4]190钱穆对于朱子的此番议论极表赞同,并结合自己的时代风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忠告:“朱子教人读书且虚心,并非要人读书老是无主见也。此层当细会。然今世上却另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而并不如朱子此条所举者。 如云:‘莫让人牵着鼻子走’,‘莫轻信前人’,‘须自出手眼’之类。此亦中怠惰者之意。因从此可以不细心读书,纵我对此书未彻了,仍可对此书作批评。”[2]23

毋庸讳言,读书自然要广,索理自然须精。但现实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原因正如朱子所说,“大抵今人读书不广,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务立说, 此所以徒劳苦而少进益也。”[5]“读书不广,索理未精” 与“先务立说”两者之间实际上互为因果。读书不广, 索理不精,自然不会产生疑问;没有疑问,则只能先务立说。反过来,先务立说,读书自然不会广,索理自然不会精,这样的情况自然不会产生真正的疑问。因此,正如钱穆所说,“正因不先立己见,故至群疑并兴。正因群疑并兴,故须苦苦大杀一番。若一向以己意衡评一切,信了自己,不信别人,譬如入无人之境, 将不见有敌,何须厮杀乎?学者当善体此意。莫谓不管事情曲折,不辨义理精微,只肆意一口骂尽古人, 便是大杀善胜也。”[2]22为要“读书广,索理精”,便不能 “先立己见”、“先务立说”。如此,自然要求首先要虚心。由此同样可知,“朱子教人读书,即已同时教了人如何修心做人”。

第四步,“读通一切书,便可无俟乎书”[2]32。

朱子指出:“修德是本”[4]858,而“读书已是第二义。 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4]161修德为本,是第一事,读书乃为修德,故“读书乃学者第二事”[4]161。圣贤先得我心之同然,我读圣贤书,只为修我德。换言之,正如钱穆所说,“我心与圣贤心本无二致,圣贤之心见于方策,我之读书,正为由书以求圣贤之心,亦不啻自求我心也。”[1]693也正因此,朱子方才进一步指出:“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4]188又曰:“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就。秦汉以后无人说道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4]181读书当以切己修德为重,当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当借书中言语来就自己身上推究。

“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4]192解以通经,经通则无事于解;经以通理,理得则无俟乎经。解、经、 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庄子·外篇·外物》所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钱穆认为,朱子所揭示出的“理得则无俟乎经”的境界乃读书之最高境界,并告诫道:“学人当知有此一境,却不可骤企此一境也。”[2]32

2朱子读书法之精义

朱子教人读书法的记录流传极多,后人汇集朱子语为“朱子读书法”者,不止一家。钱穆通过自己的总结,将“朱子读书法”大致概括为上述四大步。而每一步又都跟人的心性修养有关,且以心性修养为基础,这可以说是“朱子读书法”最大一特点。对此特点,钱穆总结道:“朱子读书,同时即是心地工夫。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故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条最平坦的读书大道。理学之可贵亦正在此。慎勿以为此等乃是理学家之教人读书而忽之。”[6]188简言之,“朱子教人读书工夫,即是养心工夫,又即是处事工夫。养得此心,自能读书,自能处事。然此心又须在读书处事上来养。所谓内外交相养,吾道一以贯之也。”[1]747-748

读书之过程,即涵养心性的过程,同时也即处事践履的过程。读书治学、涵养心性、处事践履三者,初视似乎各不相关,实际上乃三位一体。三者当中,尤以涵养心性为核心与关键。而在各种心德当中,钱穆最为推重“虚心”一德。钱穆认为,“虚心”乃“朱子教人读书最大纲领”,“朱子读书法之最大精义”,“读书第一最要法门”。而朱子之所以高揭“虚心”此一心德,主要是针对当时理学家废书不读、各务新说之时弊。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对此一条,朱子在其《论语集注》当中解释道:“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之辞。我,亲之之词。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 《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 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7]93

针对朱子的注解,钱穆评价道:“此一段话,不啻是朱子之自道。孔子集古圣之大成,而朱子则集孔子以下诸贤之大成。其主要点只在求能述,而不敢自居于作。但真能述,则其功自倍于作。此中有深意,非真能明白到千古学术之大传统者不易知。若其必欲有作,而不愿自居于述者,此则先自把自己地位太提高了,太放前了,把轻视前人之书之心来读前人之书, 固宜于朱子之教人读书法,感其无可欣赏,而亦不易于接受。”[6]189-190

当朱子时,理学风气率多高谈心悟,轻视读书, 朱子针对此一学弊,乃单独高揭诸心德当中的“虚心”一德,盛赞孔子“述而不作”。然此种学弊,亦不尽于当时而已,乃亦时时有之。新文化运动当中,学人在疑古思想主导下高唱打倒孔家店,要废止汉字代之以罗马拼音,要将线装书统统扔进茅厕等,此一学弊可看成为朱子所深斥之学弊在新时代的改头换面。为了力矫时弊,钱穆在其初辞新亚书院院长前后,一共花费了七年时间撰成近一百五十万言之《朱子新学案》,高扬朱子其人其学。正像朱子评价孔子, 钱穆认为是朱子之自道。而钱穆评价朱子,认为“真能述,则其功自倍于作。此中有深意,非真能明白到千古学术之大传统者不易知”,这同样可以看成钱穆之自道。

孔子认为,学者当“笃信好学”。孔子将“笃信”置于“好学”之前,如此安排,实有深意存焉。“笃信好学”当中的“信”是信别人。若一上来就怀疑别人,也就意味着自己首先就对别人关上了心灵的大门。如此,则自己势必很难从别人那里获益。因此,“信”所表达的是一种谦虚的态度,而“笃信”更是谦之又谦。 但这时的“笃信”都只是暂时的信,接下来要做的通过自己的“好学”来证实或证伪自己的“笃信”。因此, 实事求是地说,非“好学”,固然不能“笃信”;但非“笃信”,同样不能“好学”。“笃信”与“好学”相比,“笃信” 应该是开始时态度,是先“笃信”之,经过“好学”,然后才能有所怀疑,其学才有进步可言。若一上来就怀疑,则必不能“好学”,这实际上是“师心自用”。疑古派学人虽强调可贵的怀疑精神,但惜乎该派学人对寄寓于“笃信好学”当中的深意少有理解,他们虽在口头上讲疑古,但骨子里却是鄙古,有此成见而不自觉,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疑古派理性少而情绪多,建设少而破坏多,而新文化运动也只能更多地属于政治,而较少地属于学术。

孔子以“述而不作”自任,并且倡导“笃信好学”, 可见,孔子本人非常重视“虚心”这一德性。后之儒者对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的这一提示一直非常看重,如曾子曾经因为其“友”能虚心而盛赞他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关于《论语·泰伯》此章,朱子引谢良佐观点解释道:“不知有余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为在己,失为在人,非几于无我者不能也。”[8]104谢氏认为,唯有“无我者”方可臻达“虚”境。 而《荀子·解蔽篇》也曾经提出通过“虚壹而静”的方法来获“知”求“道”,并进一步这样解释道:“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亦即所谓“虚”,即不使已经储藏在心中的知识去妨碍将要接受的知识。由上可知,真正的儒家一定是非常看重“虚心”这一德性的, 孔子如此,曾子如此,朱子与钱穆亦如此。可见,看重 “虚心”乃儒家之传统,因为舍却“虚心”,就不存在所谓儒家。

3余论

钱穆通过自己的理解与实践,将“朱子读书法” 总结为四个步骤,并认为“虚心”乃“朱子读书四步” 甚至全部“朱子读书法”之“最大精义”。在“虚心”精神的指导下依据上述四个步骤读书治学时,学者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学者入门时尤当记取钱穆对“朱子读书法”的总结与概括。“朱子读书四步”将读书治学的过程明确地分成四个步骤,简洁明了,操作性很强,凡有志于学术者皆可循此步入学术之堂奥。当然,治学有成者也可将自己的读书治学方法与钱穆对“朱子读书法”的总结与概括进行比较,以便扩大自己的治学智慧,增强自己的治学自信。

第二,“朱子读书四步”当与“朱子读书六法”结合起来使用。“朱子读书六法”由朱子门人及私淑之徒会粹朱子平日之训并节取其要而成,分别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9]由此可见,“朱子读书六法”与“朱子读书四步”两者虽有重叠,但前者主要侧重于读书治学之具体方法,而后者则主要侧重于读书治学之连续步骤。 两者结合起来,则既有步骤,又有方法。故此,合则两美,分则两伤。

第三,学者最好能够就读书治学与朱子本人直接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实际上,“朱子读书四步” 主要是基于步骤的视角对“朱子读书法”的总结,正如“朱子读书六法”主要是基于方法的视角对“朱子读书法”的总结一样,都只是一管之见、一家之言。因此,要想了解博大精深的、集古代读书法之大成的朱子读书法的原貌与全貌,学者最好能够亲聆朱子本人的教诲,直接阅读朱子本人有关读书治学的系统论述,如《朱子语类》中的第八卷(“总论为学之方”)、 第十卷(“读书法上”)、第十一卷(“读书法下”)等。

（原载《新世纪图书馆》 2015年第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