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苏格拉底因何牺牲?

苏格拉底的名声固然是由柏拉图一类拥趸构建起来的,但在文明史上,一个大哲人竟然被国家法庭判刑处死,终究还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

苏格拉底究竟是因何罪名而被判死刑?是因“败坏青年”、“不敬神”?如果是,“败坏青年”、“不敬神”是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如此重罪?如果不是,他究竟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因何种言行而获死刑?他的死是可以避免的吗?

若不深究,大可人云亦云说他是因“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处死的。但这并不等于弄清了事实真相。“不敬神”的罪名或许来自他的哲学家或智术师的名声,而当时无论哲学家还是智术师对诸神都不那么恭敬了,他们都在进行所谓“古代启蒙”,宣扬新潮哲学和“科学”思想,故“不敬神”的指控并不冤枉他们。问题是,不那么敬神的哲学家和智术师比比皆是,为何非把苏格拉底揪出来不可?看来“不敬神”即使可作罪名,却可能不具有太大的杀伤力。那么“败坏青年”何指?这不大像是一个“合适”的罪名。但恰恰是它,才真正置苏格拉底于死地。“败坏”决非简单的道德腐蚀,而有致命的政治后果。

看来,不讲政治,就不可能知道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苏格拉底不仅是个哲学家、道德家,多少也是个政治人。他之被判刑处死,是在西元前三九九年,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投降后的第五年。此时,激进民主派与贵族寡头派的冲突主导着整个希腊世界,数百个城邦大致分为民主制与寡头制两大政体。而所谓寡头制,按现代标准仍是民主制,或不那么激进的民主制,斯巴达政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柏拉图、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激进民主总是不屑甚至讥讽有加来看,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显然与寡头派相同或者相近。这个派别里虽有少量中产分子,但其核心却是部落贵族。苏格拉底本人虽出身平民,父亲为石雕师,但其弟子和朋友却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苏格拉底的仰慕者亚西比德,以及柏拉图本人、色诺芬、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劳孔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西比德。此人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能言善辩、精通音律,为当时雅典城的头号酷哥,“粉丝”无数,连口齿不清都有人模仿。坊间流言,说他与苏格拉底关系暧昧。这在柏拉图的著述里不难找到证明。在《会饮》中,亚西比德夸耀他与身材矮小、鼻子扁塌、皮肤黝黑,但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苏格拉底在练身馆里调过情!他甚至当众色诱苏格拉底,无奈后者并不领情,使其阳谋未遂。亚西比德是一个野心勃勃、富于攻击性的家伙。正是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公民大会上煽动群众忽悠群众,使其所提远征西西里的动议在“公投”中获得通过,本人也被任命为远征军总指挥之一。但远征军离港后不久,他便因故叛逃到斯巴达,为高层出谋划策,给雅典造成了重大伤害。

这些部落精英都是苏格拉底朋友圈的重要人物。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回到前四○四年。是年,雅典在持续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败投降,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雅典人被迫拆毁防御性“长墙”和数百艘战舰。接下来,斯巴达在寡头派中指定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战后雅典制定法律法规。但这些人组成小集团,大搞恐怖政治,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大开杀戒,抄没其财产,并将很多人放逐。把民主派赶尽杀绝后,他们便在内部杀起温和派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首脑人物正是克里提亚,柏拉图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为其头号帮凶。

僭主统治激起了强烈反弹,流亡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卷土重来,与寡头派在雅典城郊展开激战,寡头派败北,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战死。这时,斯巴达见寡头派不得人心,也出于牵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考虑,没进行干预,而是默许雅典恢复民主制,民主派遂得以复辟。僭主暴政虽只持续了八个月,但期间杀害的雅典人竟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乎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人数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虽写下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但仅在《第七封书信》里顺带提及“三十僭主”。虽提到克里提亚,但对其罪行却轻描淡写,对亚西比德更是一字未着。不仅如此,此两人还被安排为大量哲学对话的主人公。同样的,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也仅一次间接提到雅典人对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德等人的怨恨。不难想见,柏拉图、色诺芬是想要让苏格拉底与贵族弟子脱钩,以证明其清白。这些人的确犯了罪,但那是其秉性使然,与苏格拉底的熏染无关。问题是,为何柏拉图和色诺芬在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等人问题上讳莫如深?二人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要解开谜团,还得对雅典民主做个考察。事实上,前五至前四世纪的激进民主是苏格拉底审判的一个极关键的因素。何谓“激进民主”? Democratia。从字面上看,它很像democracy,但内涵并不同。这是一种由群众通过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等直接行使军事、政治、外交、法律和祭祀大权的氏族民主。其与现代民主的最大区别是 :公民不仅参与军政首脑的选举,而且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在现代民主中,公民只是选举出议员和行政首脑替他们立法和行政,并不参与也不可能直接参与立法和行政。换句话说,希腊民主是直接民主,现代民主是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共同体规模很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如所周知,十七世纪以降,民主理念在西欧崛起,逐渐散播到整个欧洲、北美乃至全世界。以此故,希腊民主也开始受到推崇,至十九世纪后期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致今天很多人以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就是希腊民主。但它并非起源于希腊,而是发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事实上两种民主在缘起、规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很大差别。

一直以来国人崇拜希腊民主,崇拜一切希腊事物,这使很多人对希腊民主的毛病视而不见。激进民主兴起后,雅典精英刻意迎合群众,使后者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几千人聚集于公民大会以公投方式选举领导人,以公投方式就军政和外交大事进行表决,而且在民众法庭以公投方式对被告做出生杀予夺的判决。于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尔提亚德等杰出军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里克利虽侥幸逃脱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指挥阿吉纽西海战获胜的八将军返回后立即被判死,更遑论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了。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主要起诉者之一、民主派干将美勒托本人也被判极刑,被乱石砸死 ;八将军被判死刑后仅仅几天,主要起诉者也被处死。

雅典民主还做过其他傻事,仅举两例说明 :一、前四一六年投票决定对弥罗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屠杀。这个蕞尔小城不识相,耍滑头,竟胆敢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而雅典如此强大,灭掉他们实在是小菜一碟。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军队执行了公民大会决议,杀死了弥罗斯岛所有男子。二、前四一五年,雅典民众在亚西比德等人忽悠下通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企图吞并该城邦及周边土地。这意味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还远未结束的情况下,雅典又发动了另一场规模相当的战争,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战死或被俘后被虐待致死者多达几万人,统帅尼西阿斯和德摩斯提尼都被俘虏并处死。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从此走向败落。

当然,雅典民主并非没有优点。它虽有以众暴寡的倾向,相对于现代民主,在很多重要方面并非自由(如公民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没有不参与政治的权利,没有不敬拜城邦诸神的权利,甚至言论自由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一定程度上,也正因为民主在雅典所创造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才使悲剧、哲学、修辞术得以诞生,使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科学等得以繁荣,使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得以涌现,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民主的最大长处,莫过于能较好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公民参政使他们对国家怀有强烈的认同感。此外,民主派在对待反对派方面,也明显比贵族寡头派更仁慈,至少没有像他们那样大开杀戒。如果说雅典民主做了一些错事,那是因为它仍然发育不全。

为了更好地了解苏格拉底之死的来龙去脉,还得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若把沿自氏族制度的雅典政制与现代制度做个简单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明显的差异 :在现代社会,由于任何诉讼都需要专业化的法律知识,被告一般会请辩护律师,但这种情形对雅典人来说闻所未闻。古希腊社会根本就没有职业化的法官和律师概念。事实上,当时雅典远未脱尽氏族遗风,法律仍相当粗糙,尚未从政治、宗教和习俗中完全分化出来,立法、司法职能与军事、政治、宗教等职能仍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相当于法官、律师和陪审员等的职能由谁来履行?民众法庭。而民众法庭又由抽签产生的数百到数千名“陪审员”构成。从人群心理学的角度看,在人群中,本来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不复存在,平日的道德约束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甚或犯罪倾向很容易爆发出来。如此这般,要总能做到公正合理,实在太难了。

由于希腊民主是一种原始民主,现代专业法庭和职业律师根本不存在,所以不仅任何公民可起诉任何被认为犯法之人,而且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发言,揭发控告任何个人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监督和制约。从权力应当受到制衡这一民主原则看,普通公民监督并约束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但在粗陋民主样式的实际操作中,任何担任公职者,无论贤与不肖,随时都可能陷入被动和危险。不仅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判决结果取决于一个多达五六千人的超大“陪审团”的投票,而非专业律师和法官的理性辩论和协商。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雅典。前四○三至前四○二年,雅典通过了一项旨在使两派达成和解的法令。僭主暴政被推翻以后,民主派为了维稳,也考虑到斯巴达可能进行军事干涉,决定不搞秋后算账,而是打起了统战牌,跟寡头派达成了一个既往不咎的协定,以“宽恕法令”形式将之固定下来。据此法令,民主派不得对寡头派提出政治起诉,不得追讨被其没收的财产。这意味着,民主派虽然翻了身,但碍于“宽恕法令”,也因斯巴达威胁,却难以申冤。想要报仇雪恨,就得想法儿绕过“宽恕法令”。

尽管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但要起诉,总得有个理由。此时,民主派人士胸中的复仇火焰远未熄灭。更糟糕的是,克里提亚、亚西比德等对城邦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苏格拉底怎么说也难辞其咎。但要直接指控他参加了寡头派的屠杀行动,说他与克里提亚等相勾结,杀戮民主派,既证据不足,又受“宽恕法令”掣肘。必须找到一些不像是政治起诉,却有杀伤力的罪名。既然苏格拉底是哲学家或智术师,有新潮“启蒙”言论,“不敬神”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罪名?

但这个罪名毕竟不够给力,得有些尺度更大的罪名才行。既然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德等一大批贵族青年追随苏格拉底,后来又对城邦犯下了大罪,为什么不能说他“败坏青年”?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屠杀民主派才起诉他的。但这种指控看似绕过了“宽恕法令”,却毕竟仍有点牵强。起诉者既不敢把真实动机抖搂出来,只好将就用一个看似间接的罪名。这应该是第一轮投票判他有罪者不占多数的主要原因。

即便在第一轮投票中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势也并非不可以扭转。根据法律,被告被判有罪后,法庭应根据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进行第二轮投票,然后才做出最终判决。无奈此时苏格拉底已年届七十。他似乎下定决心,不惜老命也要与民主派斗下去。按照法律,控方提出量刑方案后,被告可提出一个反方案。此时苏格拉底若能低下他那高贵的头,提出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反方案,比如放逐或交纳一笔数额足够的罚金,同时也不要那么傲慢,或许就会免于一死。据色诺芬说,苏格拉底拒绝提出量刑方案,认为这不啻认罪。我苏格拉底何罪之有?但这又不啻藐视法庭。几百个群众是好惹的吗?

不过据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并没有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而是同意支付三十米那赎罪金。之前他甚至胆敢提出,应宣布他为城邦英雄,在“普吕坦内昂”里为他供应伙食直至去世。“普吕坦内昂”乃何地?雅典城邦神社大厅,里面燃着长明邦火,至为神圣,能在那里受公家供奉者,不是奥林匹克冠军,就是为保卫城邦立下赫赫战功者。苏格拉底恬不知耻,说他应该在“普吕坦内昂”里享受供奉或英雄待遇。是可忍,孰不可忍!几百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群众是可以随便挑衅的吗?之后苏格拉底又说,他愿意支付一米那赎罪金,且只能这么多。一个米那!这不又在羞辱法庭?柏拉图等急忙叫他答应付三十米那,由他们担保付清,但所造成的影响已覆水难收,与之前所说在“普吕坦内昂”享受供奉云云的后果同样严重。凡此种种使法庭上很多人尤其是民主派强硬分子相信,被告简直是在捉弄他们,羞辱他们。很多人本来倾向于中立,现在见他不识好歹,便改变了立场。结果苏格拉底即便表示愿支付三十米那赎罪金,在第二轮投票中,赞成判死者仍然比第一轮投票判其有罪者多出了八十人,即三百六十人对一百四十人。至此苏格拉底的牺牲几成定局。

在当时雅典,今人所熟知的公民权利并不存在,良性的政党政治远未开出,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法治、代议制度、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独立法官、辩护律师、信仰自由等制度,远未形成。这意味着,对苏格拉底的处置虽未必公正,却合乎法律。但是,与其说他之被判死,是因其“败坏青年”、“不敬神”,毋宁说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风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民主派的政治报复是苏格拉底被判死的真正原因。假如雅典政制已进化得较好,公民权利已能较好得到保护,对僭主暴政只有间接责任的苏格拉底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判个放逐更为合适。然而此时的雅典民主毕竟仍是一种野性未泯的民主,不可能这么仁慈。以基督教兴起后的道德水准来衡量,此时希腊人虽然智商很高,却仍是一些不知慈悲为何的野蛮人。要让他们以德报怨,实在勉为其难。

民主派虽比寡头派更仁慈,但僭主暴政毕竟发生不久,杀戮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城邦上空仍飘荡着血腥之气,要他们没有一点报复心,是不可能的。寡头派的血债并没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苏格拉底与寡头派头目的师徒关系又尽人皆知,民主派怎么能不伺机报复?即便无法指控他直接参与了杀戮,也并非找不到其他理由来治他。加之城外的贵族派武装此时正蠢蠢欲动,就更得好好震慑一下他们了。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等难道不正是受其教导才变坏,才给城邦造成了巨大伤害?寡头派死硬分子此时不正在雅典远郊埃留西镇组织还乡团,磨刀霍霍,欲杀回雅典变天?故此,苏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牺牲的。

但很大程度上,苏格拉底之死也是自我牺牲。如果一心想活,他大可在法庭上装乖,表现得更知趣一些,而非拒不认罪,更非大言不惭要求被视为英雄。从柏拉图的《克里同》可知,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到执行有一个多月,他有大把机会逃离雅典。但他终究选择了服从法律,即在狱卒监视下,与朋友们交谈中饮毒芹汁而亡。

(《不自由的希腊民主》,阮炜著,上海三联书店二○○九年版;《另一个希腊》,阮炜著,上海三联书店二○一○年版)

（原载《读书》201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