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 四川省金堂县人, 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 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 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学者。贺麟学贯中西, 在中国哲学方面有极高造诣, 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与蒋畅谈黑格尔】

上世纪30年代, 贺麟在哲学界就享有盛誉, 被誉为“中国的费希特”。1938年10月, 36岁的贺麟告别蒙自师友, 告别恩师吴宓, 应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周炳琳的邀请, 在好友钱穆的劝说下前往重庆, 执教于中央政治学校。

在中央政治学校, 贺麟没有听取教育长陈果夫的建议, 而是用自己的方法进行教学, 对此他曾自述道:

学校中, 一个最重要的人, 教育长, 是陈果夫……有一次他让我去见他。他住我楼上。他问我:你开什么课?我说, 哲学概论。他又问:什么内容?我说:中西结合。他又说:我看到戴季陶的书出来了, 蒋先生的书也出了, 发挥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 照那样讲不会错的。我听了, 但未照那个讲。因为有个问题, 一提到蒋介石就要全体起立, 提一次, 起一次。所以, 我尽量不用这些名词。结果挺受学生欢迎…… (《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 三联出版社1993年版)

贺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崇尚学术自由、学术独立, 虽然他和蒋介石等人有联系, 但他对官僚的一些做法, 有着天然的反感。后来, 周炳琳与陈果夫闹翻, 贺麟决定与好友同进退。1939年, 贺麟拒绝了陈果夫的挽留, 回到昆明的西南联大——那里才是他潜心治学的自由天地。贺麟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几位学生, 也追随他转学到联大哲学系。

1940年, 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意, 贺麟再次被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 期满后再度回到昆明。同年底, 蒋介石让秘书发电报约见贺, 1941年初, 贺麟在黄山别墅由陈布雷陪同见到了蒋介石。贺说起要介绍西方古典哲学、贯通中西思想、发扬三民主义精神的想法, 蒋介石答应由政府资助, 建立“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关于这次见面, 周辅成说:“当蒋介石问他 (贺麟) 需要做什么的时候, 他只说要一点钱办一个编译委员会, 学严几道 (严复) 介绍西方正宗哲学于中国。”

不久, “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在昆明成立, 贺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贺麟曾感言道:“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 我们对于西洋哲学, 才有严格认真, 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1942年暑假, 蒋介石从印度访问归来, 在一次会议上, 蒋打算让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 请贺麟赴渝任教半年;并转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让梅同意冯友兰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半年。这次, 贺麟接受了邀请。

后来, 贺麟谈起这段经历, 说他当时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 希望蒋用理想主义、唯心论把国民党改造得好一点。贺麟的女儿贺美英回忆:“抗战后期, 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精神不振感到忧虑, 曾上书蒋介石, 希望用黑格尔哲学的理想主义精神改造国民党, 当然这是他天真的想法。”

蒋介石三番两次寻访贺麟, 看似举动突兀, 实际上有其内在逻辑。1930年10月23日, 受宋美龄的影响, 蒋介石于上海受洗, 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 即对宗教、哲学方面的探讨有浓厚的兴趣。1938年至1941年间, 他对黑格尔辩证法以及中西哲学会通等议题颇为着迷。

据《蒋中正总统文物:学记初稿》载, 蒋在1941年1月3日写下文字:“看黑格尔与朱子太极解之比较说。曰重复研究, 觉更有心得。”蒋公阅读的这篇文章正是贺麟的作品, 题为《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 被收入《黑格尔学述》一书。1939年, 贺麟曾托陈果夫向蒋介石转交此书。1月8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言:“昨日看贺著朱子与黑格尔太极比较说完, 略有心得, 甚想于此再加阐明, 思于中西太极哲学有所发挥, 以期贯通, 但愿天能再假我二十之年耳。”1月15日, 蒋、贺初次见面, 两人便大谈哲学, 只因连续几天来, 哲学问题始终萦绕在蒋的脑海, 他研读哲学着迷, 手不释卷, 几乎到了影响执行公务的地步。唐纵在1941年2月6日的日记中就写道:“委座看公事, 逐渐减少, 由每日看公事改为每周三次, 由每次三十件降至每次十五件。”

初次见面后, 蒋介石仍觉意犹未尽。2月11日, 蒋介石继续与贺麟约谈阐, 下午会客, 又校阅贺麟著作《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蒋介石对此感兴趣, 目的很明确, 想以辩证法来阐释三民主义, 并对抗唯物主义辩证法——“不懂得辩证法, 不懂得方法论, 革命就要失败。”

其实, 蒋介石约见贺麟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台湾学者黄克武分析认为, 贺麟曾加入张其昀、钱穆等人所筹办的杂志《思想与时代》, 在理念与宣传上大力支持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与政治统治:“蒋介石与贺麟的结合, 是政治与文化上民族主义的结合, 贺所宣传的费希德式德国爱国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忠的重要, 与他对儒家传统的尊重, 又以中国哲学观念来诠释西洋哲学等”, “并从哲学史的角度肯定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继承关系”, 是他为蒋所欣赏、重用的主要原因。

但贺麟始终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 并不是为意识形态服务。贺麟说:“哲学有了定论, 正是哲学的末路。”他列举了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 西方中世纪独尊亚里士多德学说, 以及近代独尊一家一派的宗教运动和政治独裁运动造成的恶果。告诉我们“定于一尊”而加以顶礼膜拜只能使社会停滞, 国家落后, 人民遭殃, 后果不堪设想。显然, 这些对哲学的认识和见解, 是贺麟与蒋介石的最大区别。

【历史的选择】

1941年, 贺麟加入国民党, 在国民党看来, 他是承担建国复兴大任的人才, 也是“本党的忠实同志”。1945年5月5日, 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 陈立夫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包括贺麟在内的最优秀的教授、党员。

贺麟虽然与国民党高层有密切接触, 也加入了国民党, 但他的志向仍在学术, 并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丧失学者的独立性。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 就二者的关系写下了很多经典的论述。例如:“一谈到学术, 我们必须先要承认,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 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 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正是基于这些理念, 贺麟没有将学术作为通向权力的阶梯, 也未因结交蒋介石而脱离学术。

1948年9月, 贺麟感到蒋家王朝即将倾覆, 他对北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说:“从历史上看, 有的从西北 (潼关) 打进来, 便为中原之王;从清朝起, 从东北打入关内也可以主宰中国。现在共产党从两方面都打进来, 看来国民党是完了。”

贺麟是蒋介石钦点的从北平撤退的“教育行政负责人”, 此时, 贺麟任北大训导长, 加之他的学术地位, 是国民党“抢救”的重点对象。去留之间, 冯至来找贺麟, 语气极郑重地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 即使是亲人, 抉择不同也要闹翻。”贺麟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汪子嵩, 也来做贺麟的思想工作:“我代表地下党城工部来找贺先生谈话, 转告城工部负责人的意见, 请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我们认为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贺麟在任期间, 多次压下要求开除进步学生的信, 对于特务报来的黑名单, 往往置之不理。他保释出了许多进步学生和青年, 并掩护过樊弘等进步的民主教授。

经过深思熟虑, 贺麟既“不愿提个小皮包, 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子女跟随自己流亡, 孤苦无依——他终于决定, 留下来。但他也有顾虑:“我有个见解, 凡是青年向往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 这是倾向共产党的看法。但是, 我赞成三民主义, 与共产党矛盾;我赞成唯心论, 共产党赞成唯物论, 这也不好解决。”

30年后, 贺麟的学生从美国回来看他, 问他是否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贺说, 他对自己遭受的一切毫无怨言:“那是历史的选择, 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 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风云守道】

贺麟有一次说, 宁可和老婆离婚, 也不和唯心论分手。结果, 他没有和老婆离婚, 而是和唯心论“分手”了。1949年后, 贺麟真诚地投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 不过, 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1957年1月, 为了进一步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双百方针”,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 会议主题聚焦在:是对苏式教条主义理论亦步亦趋, 还是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特色;如何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遗产应如何继承等。在这次会议上, 冯友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 贺麟直言“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

“双百方针”肯定了人民内部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在这股风向的影响之下, 贺麟在座谈会上放下重重顾虑, 对唯心主义的积极意义作了广泛而充分的论证。贺麟说:“我对好的唯心主义是有感情的, 这是对优秀文化遗产有感情。”他为这一论断举了两个例证, 一个是朱子的“理主动静”的思想, 二是王阳明的“良知说”。

对于贺麟的发言, 有些人认为“贺麟的发言很好, 有道理, 过去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根本是教条主义”, 但也有与会者说:“听了贺麟的发言很气愤, 拿列宁与苏格拉底比, 这样的提法表明, 贺麟国民党的本质没有改变。”尽管如此, 由于与会者畅所欲言, 还是被广泛认为是建国后近30年中, “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徐梵澄先生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时曾说:“贺麟是风云守道, 有风云之气, 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许“守道”就是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的集中体现。

1957年4月11日上午, 一辆小轿车开到北大, 邀请贺麟与金岳霖去中南海。原来, 毛泽东根据周谷城的建议, 邀请在京的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哲学界知名人士, 到中南海一聚。

笔者参照张祥平、张祥龙《从唯心论“大师”到信奉唯物主义的革命者——记翻译家、哲人贺麟》以及张祥龙《我与贺麟的师生缘》两篇文章, 还原毛泽东宴请哲学家的场景:

毛泽东当时主要在丰泽园, 贺麟到达时, 毛泽东正在同先到者谈话。见贺进来, 起身握手、让座、寒暄。毛泽东对大家讲:“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你们自己研究学问, 向学生讲课, 但我们的干部习惯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 就顺手牵羊 (加重语气) 来搞你们。我们现在要整风, 我们党对整教条主义是有经验的, 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 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毛泽东又问贺麟道:“你多大岁数?”贺回答:“五十五岁。”毛说:“你还是一个少壮派嘛。”这时, 胡绳插话道:“贺先生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毛随即问:“你对苏联的哲学有什么看法?”贺答道:“我们看到的还好。”毛说:“我看苏联的哲学脱离了列宁的轨道。”毛的这句话使贺陷入了良久深思。据贺后来回忆说:“这个信息在学术界我们听到得算比较早的, 但当时确实并没有完全弄懂毛这番话的含义。”接着, 毛又对贺说:“你可以和胡绳同志多打几个回合。” (胡绳过去批判过贺的唯心论。)

谈话之后, 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席间, 毛亲自把菜夹在碟子里送给客人。菜品很丰盛, 那天吃的主食是米饭, 大米还夹有红豆、绿豆等数样杂粮。毛风趣地说:“我把这叫做东西南北八宝饭”……

毛泽东接见几位著名的哲学家, 是在1957年的春天。但到了这年夏天, “反右”运动开始。“反右”的关口, 冯友兰正在出访东欧途中, 回到国内后, 他听人讲, 当年他提出所谓的“抽象继承法”, 有人认为他和贺麟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 只是毛泽东听了, 叫他们不要这样说。也许, 有这样的表示, 贺麟和冯友兰免去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但“文革”中, 由于贺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地位, 他还是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 数次游街, 房屋被占, 财产丢失, 被关进“牛棚”一年多。

更让贺麟痛苦不堪的是昔日学生对他的批判。贺麟的一位学生批判他翻译的黑格尔的《小逻辑》一无是处, 错误很多。半生呕心沥血翻译《小逻辑》, 面对弟子的反戈一击, 他伤心至极, 回家后抱头痛哭。“文革”结束, 批判贺麟译著《小逻辑》的那个学生, 向贺麟认错, 贺麟不计前嫌, 相待如初。这种宽容, 展现的是大儒的心胸和境界。

【燃灯者与传道者】

在弟子洪汉鼎眼中, 贺麟那一代的哲学家是燃灯者、传道者, 不仅具有文化担当的情怀与责任, 也具有经世致用的襟怀和理想。

1956年, 洪汉鼎从江苏无锡辅仁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此时, 北大哲学系由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并入, 大师云集, 群星灿烂, 而贺麟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星辰。

1956年冬, 洪汉鼎去贺麟先生家中拜访, 亲炙先生风采。贺麟住在燕东园一所漂亮的西洋别墅庭院, 花木扶疏, 环境清幽。贺麟建议洪汉鼎先学好哲学史, 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 有了广泛的涉猎之后, 找一个基点深入下去。贺麟建议洪汉鼎选择斯宾诺莎入手:“要研究哲学就要从斯宾诺莎开始。”贺麟还提出忠告, 研究哲学要懂德语, 建议洪汉鼎学习德文作为第二外语。这一晚的谈话, 基本上奠定了洪汉鼎的人生路径。

贺麟在书房

1978年, 洪汉鼎41岁, 仍单身一人, 他参加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西方哲学研究生的统一考试, 告别了生活了十几年的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 重回贺麟先生门下。在跟随贺麟先生读研期间, 洪汉鼎耳濡目染, 因此更了解了老一辈学者经世致用的情怀。

1978年, 国内的学术、文化环境全面复苏, 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底, 洪汉鼎陪贺先生到中央党校去讲课。回来的路上, 贺麟说今天徐梵澄先生从印度回来了, 咱们去看看他。徐梵澄是中国第一个翻译尼采的学者, 也是鲁迅的学生, 长期从事佛教研究。抗战胜利后, 徐梵澄去印度讲学, 他精通8种古今语言, 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 被誉为“当代玄奘”。当时, 他正好回到了中国社科院宗教所, 贺麟便带着助手洪汉鼎一起去见徐梵澄。

一见面, 徐梵澄就用四川话问贺麟:“贺先生你从哪儿来?”贺麟回答:“我刚刚从党校回来。”徐梵澄接着说:“贺先生, 你始终抓住党校不放啊!”贺麟听了, 笑而不语。这就是心灵相通的老友, 一句话打通30多年的时光:徐梵澄去国之际, 贺麟为国民党中央党校讲课;徐梵澄归国之时, 贺麟为共产党中央党校讲课。沧海桑田, 换了人间, 但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洪汉鼎晚年才觉得徐梵澄的这句话有禅机。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贺先生一直秉承这样的意念:你要建立自己的思想, 要传播你的思想, 就要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这就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情怀。

贺麟常对学生讲两句话:一句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他说, 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 这大概是贺先生对学生的一种期许;另一句是“荷出污泥而不染”。当贺麟讲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 总是举出中国的“荷出污泥而不染”一语, 他说,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如同太极在人世间, 历山川之迁变, 经人事之沧桑, 从古至今, 以至无穷。

80岁的时候, 贺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一些人不能理解, 议论纷纷。洪汉鼎当时担任贺麟的助手, 根据洪的观察:“贺先生入党确是真心的, 他感到非常之光荣。”贺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洪汉鼎到贺家, 贺麟先生高兴地说:“我入党啦!”他脸上洋溢的喜悦, 是发自肺腑的、真诚的。他一再告诉洪汉鼎,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观点是对的:“我们不仅要解释世界, 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遽归道山】

1992年, 贺麟迎来九十大寿。中国社科院为他举办90诞辰学术研讨会。然而, 此时的贺麟已经无法出席了, 他住进了协和医院, 完全需要依赖氧气筒呼吸, 不能说话。来看望贺麟的弟子, 看到瘦削的先生躺在病床上, 心中隐隐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在大会的开幕式上, 中国哲学界的学者济济一堂。周谷城先生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 贺师最大的弟子、后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讲话。任继愈在台上致词时, 突然说了一句:“贺先生在世的时候。”大家听到这句都愣了一下, 互相交换着眼神, 心里忍不住嘀咕。显然, 这是任继愈的口误。

但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偏偏发生了, 次日晚上, 贺先生与世长辞。社科院的领导已经知情, 为了保证会议能够开得好, 没有公布消息, 直到开完了两天的会议, 就在大家离会返程的第三天早晨, 社科院哲学所的发言人才出来宣布。可谓悲喜两重天, 与会人员参加完贺麟先生90寿辰学术研讨会, 接下来就要参加追悼会。

这次会议结束后, 出了一本纪念文集, 关于贺先生的评价, 这本文集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贺麟先生乃中国著名学者, 国内外久享盛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翻译家。贺先生治学凡六十余年, 在诸多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解放前, 他与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各创自己的哲学体系, 他对黑格尔哲学无不精通, 论述遍及黑格尔哲学的各个方面;他翻译的《小逻辑》, 学术界公认为继严复的《天演论》之后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中文译本, 他在中国较早倡导中西文化研究。”

20世纪的中国, 风云几度变幻, 像贺麟这样完成了乾坤挪移的世界观转变者不多。他们于历史的洪流中直面人生, 后学观之, 百感交集。

（原载《同舟共进》 2017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