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论入诗，在中国古代有过两度高潮，前者是魏晋的玄言诗，后者是两宋的理学诗，前者基本失败，后者则得失参半，产生过一些佳作。

只需举出一件事，就足以表明整个玄言诗运动的失败了：玄言诗的高峰体验在王羲之（303～361）主持的兰亭之会（东晋永和九年，353），现存兰亭诗37首，而一首也没有被记住。人们始终仰慕的只是主持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书法成就。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高潮期，沉溺于理论的诗人甚少，有些诗句却颇有理趣，如写原上草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写险在平易处的“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杜荀鹤《泾溪》）。理趣须从生活中来，来自书本总不免落入第二义。

北宋的理学家大抵能诗，南宋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尤其会写诗，其诗思往往来自理论与生活的结合，他的《观书有感二首》几乎家喻户晓：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其二写大船须有深水，暗指人才有待合适的环境，否则施展不开，徒然白费些力气。其一更加出名一些，寓意说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不断摄入新的能量，否则就必然走向衰败。

“源头活水”四个字后来成了成语。没有源头活水的池塘水沟一定会污染腐败，如闻一多在他的名篇《死水》里说过的那样。

被读者记住的诗就是好诗。作品哪怕只有一两首被人们记住的人才是诗人，否则他只能说是以诗自娱的人。理学家中，邵雍（1011～1077）写诗最为多产，《全宋诗》录其诗二十一卷，被认为是理学诗派的首席代表，但他的作品有诗味的却不甚多。

先前玄言诗之所以失败，大约有两大原因：一是大写玄言诗的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玄学家，都是些玄学的爱好者、粉丝，玄学家们忙他们的理论研究，一般不写诗或甚少写诗，要写也不写玄言诗。他们把诗歌和理论分档处理。二是传世玄言诗中的玄理几乎都是从书本里抄来的教条，作者自己并无心得体会，显得干巴巴的，甚至很僵硬。

到两宋情况很不同了，一流的理论家亲自动手写诗，而且比较注意诗歌的特点，从生活实际出发，从自然景物中悟道，理论见解大抵安排在言外，往往能即事明理，并不迂腐。

在这些理学家中，朱熹的诗要算是写得最好的，数量也比较多，有《晦庵先生朱子诗集》十三卷，《全宋诗》录其诗十二卷。试从中再选取一首来读，其《春日》诗云：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天到了，春天在哪里？表现在一切地方，例如可以从万紫千红的花卉中体会到它的存在，都很容易看到。“道”在哪里？“理”在哪里？也是表现在一切地方，此即朱熹反复强调的月印万川、理一分殊，这也不难领会。体会这个“理”最重要的途径是要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所以他说：“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答曹元可》）世界上最重要的道理都在儒家圣贤的经典中，抓住这个根本，一切问题全都可以解决。

孔子去世后葬于泗上，后人往往以“泗水”或“泗上”指代孔门儒学；《春日》一开始就说“胜日寻芳泗水滨”正是指从儒家经典里寻找精神营养，据此来探究事理（“寻芳”），格物致知——春天里的万紫千红无不体现了道。

《大学》里有所谓“八条目”，开始的两条就是格物、致知，然后才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解释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在这首诗里，“万紫千红”即指“天下之物”，而“春”则代表“理”，由“万紫千红”而认识“春”的过程就叫“即物而穷其理”，也就是穷吾性中之理，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此即所谓“格物致知”。

“万紫千红总是春”一句，后来常常被人引用，往往取其字面的意思，同朱熹的哲学思想距离比较远，而由此亦可见这一句诗的深刻高明了。

朱熹的主要先行者是北宋二程兄弟：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和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程颐在理论上贡献更大些，但他不喜作诗，斥为“闲言语”；程颢比较注重写诗，有诗文四卷，《全宋诗》收录其诗一卷，其中有一首著名的《春日偶成》诗：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明道先生的理论观点之一是强调人心要定，要能与外物打成一片，然后才能悟道。他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定性书》）。悟道要靠自己体会，不能只靠读书和老师传授。因此他很注意欣赏外物，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此即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在大好的春光里，临近中午时分，他随意散步，一面欣赏路边的柳树和花草，一面向河边走去，心态自然而平静，同时觉得非常愉快——这种愉快是思想家观物自得、对于“道”有所领悟的表现，是一种精神上的受用；这同一般小青年喜欢玩儿，追求感官的刺激，完全不同。普通人不明白这种深刻的差异，误认为这也不过是“偷闲学少年”，他亦不欲置辩。

程颢又有一首《郊行即事》的七律：

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

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恐风花一片飞。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仍然是在欣赏自然景物当中悟道。清明时节到郊外踏青，心情非常愉快，甚至有流连忘返之意；但他马上提醒自己说，游衍是可以的，但不可忘记归去。理学家总是非常讲究自律。

明道先生又有《偶成》一律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既讲“静观”，从容悟道，又不离开世俗人群，不排斥感官享受，这就很容易得人心。冯友兰先生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来解释此诗，他说：“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是说他的生活状况，第三、四句是说‘道中庸’，第五、六句说‘极高明’，第七、八句是说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成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这个解释相当高妙，发人深省。

明道先生认为只要领悟了“道”，就可以思通天地，不管风云如何变幻，都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保持内心的平静。理学家强调以精神方面的探索追求为要务，物质生活水平如何，完全不以为意。这种从容淡定的修养功夫，确有其积极的因素。诗中的“静”固然可指环境，而尤指心境——心要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心既能安，则百事可为矣。

同朱熹齐名的南宋理学家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作钦夫，号南轩，又号葵轩）非常讲究研究理论，写诗亦多理趣。《全宋诗》录其诗八卷，其《立春日禊亭偶成》（或省作《立春偶成》）诗云：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对春天最为敏感的是植物，“春到人间草木知”一句点出，后来也成了成语，与朱熹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并驾齐驱，同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理学家在诗里很喜欢写春天。春天生机勃勃，乃是悟道的大好时节。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9年/6月/17日/第010版学术·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