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人。明末著名理学大师、易学家、书画家,在明末政治舞台上也有重要影响。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最为推崇黄道周。他远游云南时对当地土司点评中原名士,曾如此称赞黄道周:“至人唯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
黄道周倾毕生精力于学术研究和授业讲学。他学问博赡精深尚实,理学思想尤为深广,明黄宗羲盛称其学“如武库无所不备,而尤邃于《易》”1,《四库总目》评其《榕坛问业》云:“书内所论,凡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尽作性命空谈,虽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可识,不同于禅门机括幻空无归,先儒语录每以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经,道周此编可以一雪此诮矣。”2黄道周著述丰厚,在其生前就有《骈枝别集》二十卷、《大涤函书》四卷、《续离骚经》七卷及《咏业近集》《焦桐山诗集》《焦桐山文集》《明诚堂诗集》《浩然堂诗集》共十卷。黄道周去世后,他的门人洪思收集其遗文汇编成《石斋十二书》,也有一九六卷。《四库全书》收入他的著述也达10部之多,几乎涉及了四书五经的各个方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清陈寿祺编成的《黄道周集》,即刊刻于清道光十年(1830)的五十卷本100多万字的《黄漳浦集》,现已整理改名为《黄道周集》。
黄道周的理学思想,是守朱子学之传但又与朱子学有很大差别。《黄漳浦集》卷首道光五年《礼部奏表》称:“宗周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能阐王守仁之绪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遡宗传。”这是把刘宗周与黄道周作对比,指出刘宗周学术重于王学,而黄道周学术则是守朱学之传。刘宗周受王阳明影响较大,对王学有继承有救正;黄道周在朱子与陆九渊、王阳明之间,更多的是倾向于朱子。容肇祖说:“黄道周出自南闽,所受朱熹的遗风余泽,感化不少。”3黄道周门人洪思在《王文成公集序》按语说:“黄子善朱子。”4但黄道周的学术与朱子学仍有较大差别。
一、黄道周理学守朱子学之传
朱子学是—部道德教化的学说,非常重视正心、诚意、修身,而且知行一致。朱子学强调宇宙之间一理、穷理为先、力行终之,一切道德修养最后都必须落实到现实的行动上。在这点上,黄道周理学是守朱子学之传的。黄道周明确儒家大道的精髓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通往“明德亲民”的具体途径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强调要正心诚意、修己以敬,强调道德教化、躬行践履。通过修身达到“至善”而“作新民”。穷理为先,力行终之,功夫全在行上。只有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知行功夫做好了,才能做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事。实际上,黄道周本人就是一个知行一致的真道学先生。他在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并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在崇祯朝时历官翰林院编修、右中允、左谕德、经筵日讲官兼少詹事,在南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隆武朝官至首辅时,却是一介寒儒,一家老小的生活主要靠薄田微俸和亲朋好友及弟子们的周济。他虽然清贫终生,却自持不悔,不以官职纳贿自肥,并且拒受馈赠,严格律己。崇祯年间,吏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如阁臣陈演家赀巨万,而黄道周却廉洁自守、独善其身、一尘不染。他在《京师答婿书》中说:“天下何处无三十金?肥人自肥,瘠人自瘠。而不然,捐与之矣!吾极贫,然每思隽不疑。刘宽、沈麟士之行,皆吾师也……贫是吾儒本色,受侮亦是吾儒本色。”表示虽贫穷但志坚,决心像东汉末年的刘宽那样立功于朝,像南齐在野大儒沈麟士那样立德立言于野。他的清廉还表现在:他曾四次拒受名砚;崇祯十三年(1641),他在南昌被捕入狱时,谢却当地士绅千金之赠,狱中又多次在家书中叮嘱夫人和胞兄,务必将亲友的馈赠如数奉还,等等。他坚守朱子学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观,认真弘扬自身光明的美德,在为政中亲民爱民,不仅从不倚势欺压乡里,而且还常常赈恤陷于贫穷厄难的乡邻,如在狱中就常嘱咐家人把食余的租米赈济贫困乡邻。他自律极严,严格约束亲属不得利用他的声望和关系与官府勾结、谋取私利、称霸乡里。他反复教育子侄遵行礼教,做个知书达礼、淡泊宁静、勤劳俭朴的人等等。因此,他在《赴逮与兄书》中自豪地声称:“计吾生年以来,未有一言一事内不可告妻子,外不可告于朋友,幽不可告于鬼神,明不可告于黎献者!”黄道周守朱子学之传,重视修身律己而成为一名人品极高的一代大儒,受人敬仰。因此,跟随他习儒的门生多达三四百人,分布在闽浙赣苏皖一带。他授业讲学,以自己的品行和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术风气影响门生,培养造就了许多名家。如在学术上有卓越的思想家方以智及其父方孔炤,著名理学批评家彭士望,著名实学思想家张履祥,名士李世熊、艾南英等;在政治上有几社领袖陈子龙,名臣陈士奇、陈瑸、林逢经、姚奇胤、杨廷麟等。
黄道周不仅自己重视修身养德,而且也要求皇帝要有修养,提出规范皇帝的权力,即“匡正君心”。“匡正君心”本是儒家的一贯主张,也是关系到国家隆替盛衰的大事。这个主张的理论基础就是《大学》里讲的“正心诚意”和修、齐、治、平。在这里修身固然为四者之首,而正心尤为修身之本。因此,他提出要“匡正君心”。为了“匡正君心”,他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亲贤臣,远小人”。如他在崇祯朝时,就向崇祯帝上奏章30余封、召对三次,向崇祯阐述道理,举荐保护贤人,抨击奸邪;规谏崇祯帝要树立帝王的仁善道德,爱护重用忠正、清廉、鲠直贤士,疏远阴险、奸诈、邪恶之徒。崇祯三年(1630)、十年(1637)、十一年(1638),他为钱龙锡、郑鄤、郑三俊、文震孟、姚希孟等忠鲠朝臣辩诬洗冤,同时反对企图与满清议和及增饷以剿农民军的杨嗣昌执掌兵部并入阁,反对陈新甲出任宣大总督。他希望崇祯帝能通过“正君心”“亲贤臣,远小人”,建立起朝廷“选贤与能”的机制,使“俊杰在位”;同时,希望皇帝能做到心术正而识贤、亲贤、任贤,以及广开言路荐贤举才,使天下臣民在皇恩浩荡的情况下都能尊崇贤君的道德教化而不敢循其私欲,从而实现朝廷正、百官正、社会正,国家政治清明、天下大治的太平盛世。但是,他的这些政见和奏章不仅未被崇祯帝采纳,而且屡遭呵斥、降调、削籍,甚至被捕下狱、严刑拷打。尽管这样,他还是坚持儒家信念,不惜前程和生命而屡折屡谏。他的这种冒死谏诤的精神名扬海内,有“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5之誉,令人敬仰。据说,就是崇祯帝也对近臣叹服说:“黄道周冰心铁胆,自是今时一人!”6黄道周重修身、“匡正君心”、知行合一,表现他守朱子学之传。
二、黄道周理学与朱子学的差异
黄道周理学与朱子学有较大差别,本文仅从他对朱子儒家道统的看法和现代知名学者对他理学思想的评论来论述。
儒家思想、文化、学说的传递,孟子认为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并自命继承孔子的正统。唐代韩愈说:儒家道统的传承过程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7。朱子认为,到宋代这个道统的传承是以周敦颐、程颢和程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是继周、程为儒家正统的。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说:“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朱子的这段话是说,孟子之后,二程兄弟是道统的主要承绪者。这样,宋代的理学就是儒学发展的新高峰新阶段,理学在儒家道统传续的整个谱系中的正宗与主导的地位就得到确立。于是,关于道统传承的各种纷争也就归于一统,理学家也就取得了关于道统乃至整个儒学系统中的话语权。
为了牢固确立以二程为宗主的道统谱系,朱子还编了《伊洛渊源录》,又为好友石墪的《中庸集解》作序。序曰:“《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复,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擎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诏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朱子在这段话里强调指出周敦颐得到孟子思想之精要,然后二程进一步发挥并传播于天下,周、程上承孟子。于是,朱子儒家道统思想的建构基本完成,并欲公之于众,但因吕祖谦等人非议《伊洛渊源录》,朱子就只好弃《伊洛渊源录》而以《中庸集解序》和《中庸章句序》为言,正式揭示出他的道统理论及谱系,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周敦颐、二程。
朱子为了表明自己也是儒家道统的承传者,并且是上接二程的,就在《大学章句序》里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二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朱子在强调二程是上接孟子之传后,明白地向人们宣告:他是二程的私淑弟子,而且《大学章句》里有他自己的思想,因而他是二程的继任者。这样,朱子终于确立了宋代的道统谱系,并由他的弟子兼女婿黄榦做最后总结。黄榦在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逝世后21年撰写《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明确指出:“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在文章的结尾,黄榦又强调“以道统之著终之”。至此道统谱系得到明确而清晰地表述。朱子的道统传承论和道统谱系,以及他自己在道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遂成定论,为学界所接受。
但是,黄道周却说:“有宋诸儒初皆泛滥内典,于性命上事看不分明。《易》称继善成性,《学》、《庸》止善明善,孟夫子直接思曾,更无半语差错。濂溪(周敦颐)便说性上有刚善柔善,刚恶柔恶,此皆错认二五以为太极,错认气质以为天性也。伯淳(程颢)原本濂溪,便说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与孔孟何其异旨!张横渠聪明在诸贤之上,又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不知虚气更是何物?如此等议论,岂可令孔孟见之乎?”4从《儒脉》中可以看出,黄道周对北宋周敦颐、二程等五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有所质疑。他认为周敦颐、二程等北宋诸子在有关“性命”的根本问题上,都偏离了孔孟思想原始儒家的基本立场,所以周、程等不能接续孔孟儒家道统。他认为北宋五子中最能接续孔孟儒家道统的是邵雍。他的门生问他邵雍与濂溪比较如何?他在《儒脉》里回答说:“二公德行皆造,论其所学,濂溪安可比尧夫(邵雍)?尧夫自云‘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此处止可尧夫到得。与(濂溪)对潘兴嗣论何啻千里!”又说:“二程止见得濂溪田地,不到尧夫田地也。”黄道周推崇邵雍贬低周、程是很明显的。对北宋五子的看法和评价,我们看到了黄道周是不赞同朱子的儒家道统论和道统谱系的。
黄道周理学思想与朱子学有较大差别,还可从现代知名学者对他的理学思想的评论看出:
知名学者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黄道周的理学思想》中评说:“作为明末儒学大师之一的黄道周,他的思想体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在自然观、认识论上,均提出了与理学相背离的观点。特别是他的《易》学思想,强调治《易》要‘推明天地,本于自然’,要摆正理、象、数三者的关系,提出贯彻‘实测’精神的新观点。另一方面,他的《易》学却又被神秘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象数学所桎梏。他的‘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和天性皆‘善’的人性论,与许多理学家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这矛盾现象反映了晚明理学走向衰颓的情况。”
知名学者高令印在《闽学概论》中评说:“……其实,黄道周受王学的较大影响,亦有象数学思想,其朱子学思想是不纯正的,他提出‘天命为理,气数为数’的命题。他说……因此他不同意朱熹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他认为,气有清浊,质有敏锐,自是气质,不关性上事。他说……黄道周认为,任何人都不能生而知之,都是学而知之、习而知之,通过格物就能知理。黄道周的思想,上承朱熹学说,但又有所创新……”
知名学者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弘在《周易研究史———明清的象数派宋易》中评说:“象数派宋易著作明清两代多如繁星……影响较大,有创见的象数派宋易学家只有来知德、黄道周、方以智三人。”
以上是现代知名学者对黄道周理学思想的评论,他们都指出黄道周理学思想体系很复杂,虽有朱子的理学,但也有邵雍的象数学,还有王学,因此与朱子学有较大差别。黄道周的门人洪思也认为,黄道周在有关《易》《诗》《书》《春秋》《礼》《乐》等经典的具体解释上,与朱子有所不同,“黄子之学大则周孔,小则伊孟,亦不尽宗考亭。往在浙江讲堂时,与诸生复说《易象》《诗》《书》《春秋》《礼》《乐》新故异同之致,不能不与元晦抵牾。”4
【注释】
1清朱彝尊:《经义考·三易涧玑》,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94页。
3《明代思想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317页。
4[8][9]《黄漳浦集》卷二十一、卷三十、卷二十一。
5清邵廷寀:《东南纪事·黄道周传》,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197页。
6明万应隆:《三峰传稿·黄道周传》,《丛书集成初编》,第642册第2页。
7《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
（原载《朱子文化》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