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价值往往蕴藏在历史事件的深处，它比历史事件本身的作用更长远。30年后，我们离开了当年艰难举步的时刻，可以站在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重新认识它的意义和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具有永恒价值，其中也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术生命的方向。
30年前，一个看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为普通极为常见的哲学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起了划时代的里程碑作用。真理标准全国性的大讨论，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破冰之争，而真理的实践标准成为砸开思想解放思想枷锁的重拳，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上，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它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四点：
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具有普遍真理性，但它的威力蕴藏在与实践的结合之中
30年前，当时个人迷信仍然笼罩中国大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越毛泽东的个人崇高威望，没有一个人能打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体制既成模式的坚冰，没有人能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一般论述。唯一能请出的权威，唯一能请出的“尊神”，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看似普通的常识性的命题能起到如此重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就证明在当代世界思想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具科学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巨大的威力并不单纯在于基本原理本身，而在于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只有在结合中，在应用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迸发出它的巨大力量。
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可是当毛泽东用以分析中国实际写出《矛盾论》时，它就在分析中国矛盾的同时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在中国是《矛盾论》从理论和实际释放了蕴藏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中的威力；同样《实践论》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实际价值和理论价值，并不在于重复原理，而在于根据中国实际和面对的问题运用原理，既反对了中国党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又大大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伟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不是单纯靠背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的学者就能做出的新发现。虽然它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可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中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发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关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至今仍然是我们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各种矛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它使蕴藏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中的价值，得到新的阐释和发挥。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力量，正在于它与中国“文革”后要求根本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其他“左”的政策的历史要求相符合，是在“有的放矢”中，弓箭威力的发挥蕴藏在射手的箭术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并不会因为我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有所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重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应该清除曾经存在过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左的作法和观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发扬，但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和重视传统文化两者对立起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真正重视传统文化，必须使之转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既要保持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能够为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高度，从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做好传统文化与当代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理论转化工作，真正有利于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智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论武器，在当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用西方解释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往往是削足适履。至于所谓“原汁原味”地研究传统文化，拒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往往容易倒向文化保守主义。这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尊重。
中国传统哲学当然有它自身的特点。与西方哲学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相比，中国哲学重视人生哲学，重视社会政治和伦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哲学最重要功能。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充满人生智慧的哲学命题。可是中国哲学的优点、特点，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会成为它的缺点。可以说，中国哲学中重要的哲学命题，既具有普遍价值又具有它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要确定它的应用范围和条件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例如，孔子提出过“和为贵”，但它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礼之用，和为贵”，与维护周朝的典章制度相联系的。如果破坏“礼”，“犯上作乱”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因此儒学中“和为贵”的命题，既有阶级性的一面，又有超越阶级局限为人们处理各种关系智慧的一面，并非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无条件的普世价值。
1948年国共内战时，张申府在《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和平》，说国共两党都应有和平诚意，这样就不会有内战。这种不分是非的“和为贵”的观念遭到中国共产党的驳斥，张由此被民盟开除。现在情况不同。我们已经处于执政地位，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对内对外都应该提倡“和”。所以“和为贵”成为我们的国策甚至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反映的是我们的时代要求、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自信。可见“和为贵”是有条件的命题，它的正确性取决于应用的条件和范围。
“天人合一”的命题同样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有意志之天，这就是天命论的天；有义理之天，这就是心性论的天；尽管意志之天、义理之天的主张者，都内涵着借天之最高权威，宣扬人应该如何做人、处世、如何临民、理政、治国，具有道德论和政治论的价值，但终究具有唯心主义的、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的天命论和心性论杂质。
在中国哲学中，天也包含自然之天的意思，这种天人合一就包含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我们强调我们先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精华，正是着重其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方面。这种哲学智慧的正确性，在于承认天的自然实在性，承认人确实是自然存在物，不能离开自然。事实也是这样。人类社会不能脱离它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少文明的兴衰或湮灭，与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相关；人自身的发展包括身体健康状况和疾病的流行也与自然不可分。尤其是当代自然生态恶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大大提升了我们老祖宗关于“天人合一”哲学命题的价值。但这只限于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来理解的天人合一，如果笼统地以天人合一来拒斥“主客二分”，拒斥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那就会成为糟粕。可见，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是否正确，与是否正确理解“天”的本质不可分。在当代，“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生态科学结论为依据，以世界性的人与自然矛盾激化为参照，剔除其中的天命论、心性论的杂质，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能体现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体现时代性的要求。
“和而不同”是最具哲学智慧的命题，但不是关于和与同关系唯一的命题。此外，还有“求同”思维——这就是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还有“求异思维”——求异思维是创造性思维，是突破旧说，突破传统束缚的一种思维方式。科学研究中创造性思维特点是不仅求同，即继承前人成果，而且求异，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立异说、创新论，如此等等。所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求异存同”、“合同异”，都是重要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引领社会思潮，提倡共同理想，既讲多样性又讲统一性，既讲包容又讲引导，既强调“和”又重视“同”。
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这条原则，对我们如何正确应用、转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有用的，对我们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同样是有用的。
二、实践依然是判断三十年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唯一标准
我们不能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只具有历史意义，只在30年前起到破冰作用。从此以后，就可以束之高阁。
毋庸讳言，在如何看待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绩问题上，至今仍然存在着某些争论。既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又有企图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方向，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来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道路的右的思潮。从哲学上说，驳斥这种种看法最有效的根据，仍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论断，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象化的客观事实，它比任何抽象理论和声明更具说服力。
30年来，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是否得到长足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否得到增强？我国人民的生活是否普遍得到改善？我们国际地位是否得到空前提高？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而非生活在抽象的理论原则中。对我们最为实在最具说服力的是现实本身。胡锦涛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说，“30年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中国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如果我们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年来的实践及其成果为标准，而是另立标准，如以某种特定的发展模式、某种社会主义体制为标准，或以某条语录为标准，或以自己僵化了的观念和先入之见为标准，都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论断的。
三、实践标准具有永恒价值，它是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动力和标准
改革开放不会停止，而是在继续深化；思想解放也不会到顶，而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可是，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就有一个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究竟从什么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哪些方面着手深化改革？看法并不一样。有的论者主张从四项基本原则中解放出来，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紧身衣，主张放开手脚、搞新自由主义，实行全盘私有化政策；也有的反对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认为继续解放思想就是朝资本主义道路上“解放”。
如何继续解放思想，为什么倒退就没有出路？为什么我们要高举一面旗帜、一个理论、一条道路，而不能走其他道路？要回答这些问题既不能离开对“文革”前27年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不能离开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否则就不知道当前应该从哪些束缚我们的思想下解放出来，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推进改革，深化改革。这种标准和尺度放在首位的自然就是实践，就是我们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实践中卓有成效的或实践中表明存在某些不当的做法。这种种“如何”只能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分清是非得失，明确深化改革主攻方向，明确我们思想解放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在于它揭示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不仅管一年(1978年)，当时没有这个大讨论，就摆脱不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迈不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不仅是管30年，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念，就没有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实践经验的深化，是同一个过程，是把波澜壮阔的亿万群众的实践经验不断升华为理论的过程。
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历史的评价是大尺度的，它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创立、发展、成熟看成包括不同阶段的发展着的历史进程。我国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右斗争、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动乱都存在“左”的错误。如果以抽象的人道、人性为尺度，以所谓民主性、公开性为号召，以此来“揭露”和“清算”过去“左”的错误，就会误导群众与青年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我们党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总结错误，分析产生左的错误的国际和国内根源，分析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缺失的危害，因而找到纠正错误的正确道路和原则。我们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后果，不应成为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包袱，因为公开承认并纠正过去出现过的“左”的错误的是中国共产党，保证这个错误能得到纠正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指导改正错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哲学世界观。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错误与前苏联有类似之处，但结果大相径庭，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政者用以清除特定阶段错误的哲学原则和对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
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实践标准仍然是我们在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理论武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没有历史先例的创造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中国这样的13亿人口的大国，实行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革，要想制定一个详尽无遗、一劳永逸、不必根据实践经验验证和校正的蓝图，是不切实际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重道远，机遇与风险并存。尽管旗帜、理论、道路是既定的，但仍然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贯彻、如何实现，每一步政策和措施是否得当，都要随时以实践为标准进行校正和理论总结。某些措施不当或与预期效果不符都是可能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原则，以实践作为衡量措施是否得当的唯一标准。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性。
四、实践标准大讨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指出了一条真正创造性的学术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昭示全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年青一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自我放逐”者，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是无穷的。如果说有问题，那么问题不在马克思主义，而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为反复咀嚼的馍，了无新意，总想另创新体系。当然，我并不反对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造精神”肯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之义。但我要说，任何试图另起炉灶，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旧货”的企图，肯定会陷入理论的泥沼。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但它所取得的真理性成就为我们继续前进开辟了道路。我们只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这就是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与经院哲学研究方式是不相容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可它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极具政治价值和理论价值的命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这是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公认的命题，是写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具有普通常识性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的著作中，可以说俯拾即是。可是作为一个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的命题，并不是哲学上背熟这个命题的学者都能敏锐觉察到的。熟知并非真知。我自己就是这样。尽管我也知道这个原理，20世纪60年代就写过阐述这种观点的文章，但都是纯哲学的，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能称为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缺少它的活的灵魂——与实践的结合及其现实意义。
1978年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写出文章的学者，令我钦佩的并不是这个命题前所未闻，多么高深，而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具有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政治敏感性，和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问题的理论能力。在如何破除“两个凡是”，如何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寻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写出这篇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文章，为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舆论准备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理论创造性，它使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空谈。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当然有许多学术性问题，要进行学术研究。恩格斯就说过，自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我们不可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都是政治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专业当然具有专业性特点，有它特有的学术性问题，包括新的逻辑范畴、新的哲学问题。学术研究并不是教条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必须立足实际，面对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而不是只在词句上进行抽象的争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真正学术研究，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功能，与正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后人错误的附加和不正确的解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种种重大理论问题相联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得到我们的普遍认同，很多观点大有可争可议之处，但它们有一个优点，它们的社会批判理论包括文化批判理论大多把矛头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没有离开它们借以立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人类找到新的出路，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现实针对性，具有比较浓郁的时代气息。就这点说，它比我们一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因而对青年更具有吸引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从中得到启发。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转变观念，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作为最具学术性的研究，而不是把所谓学术研究局限在纯理论领域，更不能沉迷于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我们要提倡这种学术研究，真正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回答时代和现实中问题的研究具有最高的学术性。我以为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意义，对我们这些终身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业的人的意义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纪念30年前的那次大讨论，不仅要充分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要从这个过程和成就上升到哲学理论层面，即永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尽管实践标准也具有不确定性、相对性的一面，但这种相对性、不确定性终究会在随后的实践中为实践自身所不断证实。在坚持实践标准基础上把继续解放思想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相结合起来，是我们永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根本保证。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实践高于理论，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直接现实性。30年前那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令世人瞩目的实践标准大讨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所有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会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显现。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