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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关切

【张迪 翟晓梅 邱仁宗】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梅毒试验丑闻及美国政府的反应

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梅毒试验

美国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Service,美国公共卫生署)在Tuskegee医院对黑人进行的梅毒自然病程研究,持续了整整四十年后才被终止。[1] 这些黑人不知道自己是在参与医学试验,没有知情同意,而且只在研究开始的几个月内给予了少量治疗,之后研究人员再没向他们提供任何治疗。甚至在1950年青霉素已被证明可以用于梅毒潜伏期的治疗后,研究者同样没有给受试者提供相应治疗。不仅如此,还有传言声称,研究人员不只是“疏忽”了治疗,而且在暗中向受试者注射引发梅毒的细菌。历史学家花费数年时间研究Tuskegee梅毒研究,试图消除公众和学术界的误解,尽可能还原事实。[2] 部分学者认为,那些相信故意注射的人将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狂热的医学研究混为一谈,例如向年迈的犹太病人注射癌细胞,以及向智力缺陷儿童注射或让其口服活肝炎病毒。有些历史学家则从梅毒的传播途径进行辩护。二十世纪初期,在梅毒被证实并非通过基因或种系传播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梅毒不仅是先天性疾病,同时也是一种遗传疾病。而且人们要求解释,为什么医生不能只通过注射梅毒螺旋体使受试者感染梅毒,而从一个人的血到另一个人的血却容易引起梅毒,以及数百年的研究显示很难找到使健康人患上梅毒的实验方法。[3]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从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Susan Reverby去年所发表文章及美国政府的反应来看,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确为了研究这一疾病故意向弱势群体注射梅毒。但地点不再是美国的阿拉巴马州(Alabama),而是在遥远的南方——危地马拉(Guatemala,中美洲国家)。此事源于美国公共卫生署的John Cutler医生于19461948年间撰写的研究记录,现存于匹兹堡大学档案馆。在此项研究中,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医生们利用感染了梅毒或淋病的性工作者与受试者性交、或直接向受试者接种人类或动物(或两者皆有)的梅毒瘤和下疳或淋病破溃浓汁,使受试者感染梅毒或淋病。

Cutler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学研究者和管理者、性传播疾病和生殖健康专家。他曾担任过美国公共卫生署局长助理,及泛美卫生组织副干事。[4] 他曾在危地马拉、印度和西非工作过。2003年,在纪念他逝去的悼词中还曾有这样的描述“无论在匹兹堡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生院或公众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他都是倍受爱戴的教授”。[5] 然而,熟悉Tuskegee梅毒研究的人或许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Cutler是其中的关键研究人员及该研究的忠实辩护者。

随着二战的结束,青霉素的运用更加广泛,并在早期和二期梅毒治疗上有显著效果。[6] 但是关于梅毒的很多基础问题有待解决。其中之一是希望研制一种化学药品,预防由性传播途径感染梅毒,或者仅仅依靠青霉素来治疗感染者。[7] 众多的问题使梅毒学家对于梅毒螺旋体的痴迷长达数年。1944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在美国的Terre Haute联邦监狱做过有关淋病预防的试验。研究人员向监狱中的“志愿者”注射淋病(淋病双球菌),但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很难阻断此类感染而放弃了该研究。[8] 为了继续探索,美国公共卫生署准备寻求国外研究,并增加了关于梅毒的研究。

于是,泛美卫生组织在美国公共卫生署性病研究实验室(VDRL)的领导下,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授权与危地马拉政府协作,开展了“一系列梅毒人体试验”。这些试验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同化学药品是否能够阻断梅毒通过性传播,并试图寻找导致血清学检测假阳性的原因,以及确定青霉素治疗梅毒的确切剂量。[9] 美国公共卫生署同样希望通过此次试验寻找一种低毒性化学药物作为避孕方法。[10]

研究人员将、危地马拉国家监狱的囚犯、危地马拉唯一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国家孤儿院的儿童和城市中的一个营的陆军士兵作为受试者。在监狱中,让一组感染梅毒或淋病的性工作者与囚犯性交。而在另一组未感染的性工作者与囚犯性交前,将包含病菌的培养液置于子宫颈内。在此前后分别对受试者进行血清学检测,以确定其是否感染。囚犯被分成多组,分别给予不同的化学和生物预防措施。一旦被检测为阳性则立即给予足量青霉素治疗。但囚犯和性工作者并不像实验室的兔子一样听话,易于管理和操控。因此随着试验的推进,研究人员开始抱怨受试者丢失,和感染者越来越多。[11] 研究人员需要更多阴性受试者,同时发觉样本量对于统计学显著性来说太小。然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放弃试验,而是质疑血清检测的准确性。由于反复抽血,囚犯普遍感觉虚弱,研究人员同时抱怨囚犯们的教育程度过低。[12] 最终,他们决定转移研究地点。

在危地马拉政府的协助下,研究人员将国家孤儿院的438616岁的儿童作为受试者,寻找血液检测中的问题,但没有使他们感染梅毒。[13] 由于他们没有完成研究的最初目的,于是又将试验地点转移到危地马拉仅有的一家收容所。[14] 在这里研究人员并非通过性传播途径使受试者感染梅毒,而是通过活菌接种。收容所的管理人员最初认为这只是一种治疗。[15]

研究人员从收容所中梅毒患者的下疳,或那些与患有梅毒的性工作者性交过的士兵中获取活菌或灭活菌。[16] 由于危地马拉当地对女性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研究人员在用针头划破女性受试者的前臂、脸颊或嘴之后才进行细菌注射。在选择受试者方面,较长的阴茎包皮及长时间安坐成为了最佳纳入条件。试验中,医生划破男性受试者阴茎表皮,在其伤口处缓慢滴注含有梅毒的液体,至少持续一小时,有时甚至两小时。其他接种方式还有:前臂划破接种,口服细菌,前臂静脉注射,取出脊髓液后灌注等。[17] 在军队进行的梅毒预防试验中,研究人员将梅毒培养液灌入男性尿道,并被要求一小时内不得排尿,以检测各种化学药物的预防效果。[18] 试验的接种方式多种多样,细菌来源也极其广泛。可能是来自同一患者或多个患者的下疳、或来自兔子、梅毒阳性的性工作者、无家可归者、士兵的梅毒下疳。研究者给予受试者不同的化学药物进行预防,并设立空白对照。

由于受试者众多,Cutler的妻子给他们拍摄照片以方便管理。如果受试者被确认感染了梅毒,研究者对外声称将给予他们足量青霉素治疗,并进行随访监测。但事实并非如此,感染者仅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接受青霉素治疗,但没有随访,也没有研究者确认治疗是否成功。此项研究涉及数百名受试者,相关试验文件中还附有部分受试者的照片。

美国公共卫生署在危地马拉进行的研究与Tuskegee梅毒研究类似。美国公共卫生署通过援助当地政府和居民来获得合作。例如向当地政府提供药品、实验室设备及生活用品等。[19]对于受试者来说,有时一根香烟即可换取他们的血液和脑脊液。[20] 在试验期间,危地马拉政府还要求Cutler对陆军士兵进行体检和治疗,调查疾病流行情况,并提供大量青霉素。而为了在孤儿院继续开展研究,Cutler不得不向孤儿院提供治疗疟疾的药物。在此期间,众多美国本土的科学家表示过对此项研究的兴趣,一部分人甚至想参与其中。[21]

1948年试验终止,Cutler和他的同事详细阐述了血清学方面的发现,一位研究人员还在一本西班牙语的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了部分成果。[22] Cutler将最终试验成果和上百张由他妻子拍摄的照片放在了他的多篇论文中。[23] 而他的种种劣行却埋藏在档案中,直到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Susan Reverby将其发掘出来。

美国媒体的反应

美国的各大媒体也报道了此事,其中尤以美联社的报道最为详尽。[24] 美联社将其与美国历史上类似试验进行比较。如在康奈迪克州,研究者使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马里兰州,将流感病毒喷射到囚犯的鼻腔中;在纽约的医院,对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美国政府十分清楚,在美国仍有不少类似的试验----使健康人患病。美联社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发现了超过40项类似的研究。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的试验,伤害健康人,而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结果。美联社还将其与Tuskegee梅毒研究进行比较。指明这些研究的错误至少在于一点,即违反了不伤害原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类似的试验从没被媒体提及过。人们只关注新的治疗方法,而关于如何对待受试者方面的问题却毫不关心。

当时人们对于医学试验的态度与今日不同。那时传染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急于寻找和测试新的治疗方法。许多杰出的研究者认为,用社会中没有完整权利的人作为受试者是合法的,如囚犯、精神病人、贫穷的黑人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像那些用犹太人做试验的纳粹医生。

美联社还回顾了美国运用囚犯和残疾人作为受试者的历史。纽伦堡法典颁布后部分美国研究者声称,法典只针对纳粹德国,对美国无效。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医药卫生产业迅猛发展,由政府及企业资助,将囚犯作为受试者的试验也成倍上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至少一半的州政府允许对囚犯进行药物试验。但是同一时期的两个研究被当做是公众对于这类研究的态度转折点。1963年,研究人员在一家老年病医院向患有慢性疾病的19名犹太病人注射癌细胞,为了研究他们是否能够对抗癌症。第二项研究是在Willowbrook学校,研究人员向智力缺陷儿童注射或让其口服肝炎病毒,以检测丙种球蛋白治疗肝炎的效果。以上两项试验再加之1972年的Tuskegee梅毒研究,被Susan Reverby并成为“holy trinity”(三位一体),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争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纳入囚犯的试验被认为是丑陋的。1973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医药公司对于使用囚犯作为受试者的解释是,囚犯比黑猩猩要便宜的多。随后,美国监狱管理局(U.S Bureau of Prisons)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面禁止医药公司和其他机构在联邦监狱开展任何试验。当无法在本地囚犯和精神病患者身上做试验时,研究人员将目标投向了海外。美国卫生部称,2008年与联邦政府相关的药物试验中,40%-65%在美国本土以外进行。

随着一系列伦理指南的颁布实行,几乎没有人相信现在还会出现与危地马拉梅毒试验相似的研究。但是,过去15年间发生的事情打消了人们的幻想。其中之一是由美国资助,在乌干达开展的AZTazidothymidine 叠氮胸苷)研究。AZT能够降低HIV垂直传播的概率,但研究人员拒绝向研究中所有HIV阳性的孕妇提供AZT。其二是辉瑞制药(Pfizer)在尼日利亚的试验,研究Trovan(一种抗生素)对于脑膜炎的疗效。尽管有人怀疑该药物的有效性,但他们仍然在试验中让尼日利亚儿童服用。这项试验导致11名儿童死亡,大量儿童致残。尼日利亚政府因此起诉辉瑞制药,索赔7,500万美元,但并没有指控其任何不道德行为。

美国政府的反应

Susan Reverby将美国公共卫生署在危地马拉的丑陋试验公之于众后,美国政府迅速做出了的回应。2010101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部部长西贝柳斯(Sebelius)发表了关于危地马拉试验的联合声明:[25]

1946-1984年期间,在危地马拉进行的性传播疾病接种试验明显是不符合伦理的。尽管这些事发生在64年前,但以公共卫生为借口开展的这种应备受谴责的研究,我们倍感愤怒。我们向所有试验受害者致歉。研究期间的行为不能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也不能代表我们对于人类尊严恪守的承诺和对危地马拉人民的尊敬。这项研究是一个不幸暗示,即半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受试者没能得到充足的保护。现在,对由美国资助的涉及人的医学试验进行监管的法规,能够避免这类可怕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恪守承诺,保证所有当今的涉及人的医学试验完全符合美国和国际法律及伦理准则。怀着这一承诺,我们将对1946年的试验进行彻底详细的调查。危地马拉人民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和美洲近邻。我们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合作伙伴,通过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商业及丰富我们国家的危地马拉裔美国人,我们两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对这一惊人事件的深入了解,我们再次重申美国与危地马拉的重要关系,对危地马拉人民的尊重,以及我们对于医学试验中最高伦理准则的承诺。”

20101124,白宫发表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写给总统伦理委员会主席Gutmann的总统备忘录:[26]

“最近,我们发现美国公共卫生署于19461948年间在危地马拉开展的有关性传播疾病的试验涉嫌故意使脆弱人群感染。这项研究显然是不符合伦理的。随着真相的揭示,我要求确保当今的研究准则能够保护人类受试者免受伤害和不符合伦理的治疗,无论国内或国际。我要求你,作为总统伦理委员会主席,组建一个研究小组,从2011年一月起,详细评价联邦法律和国际伦理准则,判断其能否充分保护那些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中人类受试者的健康。同时,我要求伦理委员会对美国美国公共卫生署在危地马拉开展的性传播疾病进行彻底详尽的调查。为了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委员会应当寻求包括危地马拉在内的国际专家的意见;在美国以外至少会晤一次。我希望委员会在9个月内完成任务,并向我提供一份结果意见报告。同时,我相信委员会已经在保护人类受试者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危地马拉所发生的事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伦理委员会在科学、政策、伦理和宗教方面的专业知识,有助于任务的完成。我们亏欠危地马拉人们以及研究受试者的后代。”

哈佛大学Daniel Wikler教授的评论

然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享有国际声誉、多次来华讲学的生命伦理学家Daniel Wikler对政府的这种快速反应稍感怀疑。他认为在奥巴马总统要求下建立的国际小组略显神秘,即在一些不寻常事情发生后便迅速构建起了这样一个小组。Susan Reverby对于危地马拉研究的揭秘,部分原因在于很多美国人不相信在Tuskegee梅毒研究中,研究人员会故意让受试者感染上梅毒。她曾向一名前美国疾控中心官员透露了美国公共卫生署在危地马拉的相关研究,之后发生的事情则令人惊讶。Susan Reverby的发现迅速传到了总统办公室,数天后国务卿和卫生部部长便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公共卫生署当年在危地马拉的研究违反了美国研究伦理的相应准则,而奥巴马总统则要求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迅速组建国际研究小组。他质疑政府是否在Susan Reverby发掘此事之前便早已决定建立这一国际小组。也不知道建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否是为了发掘更多的这类事件,或为了制定新的研究伦理准则。然而让Wikler感到吃惊的是,研究发生在1947年,而直到现在,即使在危地马拉也没人知道这项研究。美国政府何曾向公众坦白那些除政府以外没人知道的违反伦理的研究呢?这太不寻常了。因此,Wikler建议他的日本朋友在说服他们的政府承认731部队在中国占领区的罪行时,注意到这一点。

在随后一篇尚未发表的评论中,Wikler教授首先对美国政府第一时间的反应,即联合声明给予了部分肯定。[27] 这份声明体现了政府对于伦理问题的重视,勇敢地承认错误并向相关受试者及家属致歉。但是对于危地马拉的试验,有两点是极其恶劣的 —— 受害者的数量和研究者粗暴的行为。Wikler教授还提及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的暴虐行径。用活人进行各种残忍试验,如冰冻试验,细菌试验等。但是,当美国政府知道这些之后,不但没有对日本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反而在暗地里与这些战犯进行交易,签订保密协议。美国政府保证他们不会被起诉,承诺保住他们的学术生涯、医药产业,甚至向他们支付数额巨大的封口费。作为回报,美国政府获得了他们的研究数据及不向苏联提供相应资料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不再否认这些事实。但是,也从没有承认自己掩盖过什么,当然更不用提向受害者道歉了。一个曾经机密的备忘录中提到过此事,即“冒着之后会被揭发的风险”用豁免权换取数据。作为一个美国人,Wikler教授倍感不安。

Wikler教授还将日本与德国战后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在战后数十年内,日本的学者和记者将日军在占领区犯下的众多罪行公之于众。而德国却很少这样做,例如Mengele(纳粹医生,曾接受过纽伦堡审判)的导师,Von Verschuer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光荣退役,德国的医学官场在国际场合虔诚谴责纳粹的做法,但在国内无情压制那些要求问责的人。但是,在那些经历过二战的一代人逝去之后,德国找回了面对历史的勇气,反思父辈们的所作所为,承认二战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一切让受害者感到些许宽慰。但令人惋惜的是,日本的邻国却仍在等待,无数受害者及家属在等待中逝去。

然而,Wikler教授说,在日本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许能够带来一丝希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绿十字(Green Cross)药物公司,因销售了含有HIV病毒的血液制品而被一位日本检察官起诉。而这家公司在战后曾藏匿了部分731部队的成员,并由731部队的一位高级官员掌管公司。这个敢于将事实公之于众的检察官就是Naoto Kan,现在的日本首相菅直人。

作为从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学者,我们阅读了Susan Reverby的论文,美国政府的声明以及Wikler教授的评论后,不禁想到现在是否该是在731事件上向美国政府讨回公道的时候了。如果美国方面真心诚意信守他们承诺的伦理原则和价值观,那么不应该只注意了危地马拉发生的罪行,而漠视或忽略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发生的罪行以及美国政府掩盖这些罪行的严重错误。

 



[1] 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pp. 187-203.
[2] James H. Jones, Bad Blood (New York: Free Press, rev. ed., 1993); Susan M.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3] Joan Sherwood, “Syphilization: Human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earch for a Syphilis Vac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4 (July 1999): 364-386 and Susan E. Lederer, Subjected to Sc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Marcos Cueto, The Value of Health: A History of the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Washington, D.C.: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argues the immediate post war era was a major point in “inter-American” public health exchanges; see also Pan American Sanitary Bureau, The Pan American Sanitary Bureau: A History of its Organization,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Mexico City: PASB, 1946). On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welfare dur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politics in Guatemala between World War II and before the CIA backed coup in 1954, see Susanne Jonas, The Battle for Guatemala (Boulder: Westview Pres, 1991, pp. 21-40.
[5] Jan Ackerman, “Obituary: John Charles Cutler/Pioneer in Preventing Sexual Diseases,” Pittsburgh Post-Gazette, February 12, 2003, http://www.postgazette.com/obituaries/20030212cutler0212p3.asp, accessed February 24, 2003. For more on Cutler’s career, see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pp. 144-151.
[6] Harry F. Dowling, Fighting Infection: Conquests of the 20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25-157; John Parascandola, Sex, Sin and Science (New York: Praeger Press, 2008).
[7] 18 John C. Cutler, “Current Concepts of Prophylaxis,”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52 (October 1976):866-896. For the counter view to the position on prophylaxis taken by Cutler and the 美国公共卫生署, see Joseph Earle Moore, The Modern Treatment of Syphilis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2nd edition, 1943), pp. 564-567. On tensions between the 美国公共卫生署 doctors and Moore see John F. Mahoney to John C. Cutler, April 19, 1948, Box 1, Folder 13, John C. Cutler
Papers, University Archiv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utler Papers.
[8] Inoculum was both cultured and taken from the penis of one infected man and put into the penis of another. See John F. Mahoney et. al.,“Experimental Gonococcic Urethritis in Human Volunte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yphilis, Gonorrhea and Venereal Diseases 30 ( January1946): 1-39. For more on the policy debate over the Terre Haute research, see Harry M. Marks, The Progress of Experi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0-105. On a revived interest in prison research see Institute of Medicin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Research Involving Prisoner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6); Barron H. Lerner, “Subjects or Objects? Prisoners and Human Experiment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6 (May 3, 2007): 1806-07.
[9] “Untitled Report,” February 24, 1954, Folder 1, Box 1, Cutler Papers.
[10] “Untitled Report,” p. 6.
[11] Elliott L. Harvlow to John M. Mahoney, June 30, 1947.
[12] “Untitled Report,” p. 16.
[13] Ibid, p. 5 and Levitan, et.al., “Clinical and Serologic Studies,” p. 379.
[14] Levitan, et.al., “Clinical and Serologic Studies,” p. 387.
[15] “Untitled Report,” p. 24.
[16] “Part II Final Syphilis Report” discussion of the various strains of the disease used, p. 1-5, Box 1, Folder 2, Cutler Papers.
[17] “Untitled Report,” p. 48. See also instructions from R.C. Arnold to Cutler, July 21, 1947. On the history of various kinds of inoculation techniques, see Harold J. Magnuson et. al, “Inoculation Syphilis in Human Volunteers,” Medicine 35 (February 1956): 33-82. On the difference with gonorrhea inoculation, see Mahoney et. al. , “Experimental Gonococcic Urethritis in Human Volunteers.” Cutler was a co-author on both of these articles. Prison studies seem to use the term “human volunteers” in their titles.
[18] Cutler to Mahoney, December 27, 1947; Mahoney to Cutler, May 5, 1947.
[19] Ibid, p. 25.
[20] Ibid, p. 32.
[21] John F. Mahoney to John C. Cutler, October 15, 1946.
[22] Sacha Levitan et. al, “Clinical and Serologic Studies with Reference to Syphilis in Guatemala Central America I,” American Journal of Syphilis, Gonorrhea, and Venereal Diseases 36 (July 1952): 379-87; John C. Cutler et. al., “Studies on the Comparative Behavior of Various Serologic Tests for Syphilis II,” ibid. 36 (November 1952): 533-44; Joseph Portnoy et. al, “Clinical and Serologic Studies with Reference to Syphilis in Guatemala, Central American III,” ibid. 36 (November 1952): 566-70.
[23] Juan Funes et. al, “Serologic and Clinical Studies in Syphilis in Guatemala, Central America, II,” Boletin de la Oficina Sanitaria Panamericana 34 (January 1953): 14-18;
[27] Op-ed on Secretaries’ Joint Statement on the Guatemala syphillis study. Unpublished 2010.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