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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关切

【漆思】中国模式发展问题的哲学反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近60年,中国一直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举世瞩目,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日益显现出一个发展中大国复兴的影响。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反面渲染,有“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积极评价。现代化与发展模式研究是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社会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相继出现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全球化理论等。这些理论深入研究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福利国家制度的“瑞典模式”、政府主导型的“日本模式”等比较典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对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印度模式、俄罗斯与东欧的社会转型模式进行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开始进入了国际社会理论的视野,许多著名学者如托夫勒、萨谬尔森、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等对中国的改革经验与发展模式给予了极大关注。进入21世纪,中国模式到了反思总结的关键阶段,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①,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视野来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国外社会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为我们总结中国改革发展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对中国模式的反思和中国发展理论的创建。

国内学者在批判借鉴“北京共识”论时,基本上不认同这一提法,而采用中国经验、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来概括中国改革发展经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多学科研究:吴敬琏、林毅夫、胡鞍钢等从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道路的研究,郑必坚、俞可平、林尚立等从政治学视角对全球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黄平、李培林、孙立平等从社会学视角对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的研究,罗荣渠、章开沅、钱乘旦等从历史学视角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际比较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甘阳提出了“中国道路”与“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③概念,构成了富有争论的反思中国改革路向的“中国话语”。从哲学视角来看,高清海1988年就倡导“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1999年出版了《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反思》,2004年呼吁“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④,这是中国哲学界创建自己的社会发展哲学的学术自觉。然而,当前中国模式研究还没有进入哲学研究的主流,特别缺少哲学层面的深度反思。因此,迫切需要从哲学视角来推动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当代中国模式研究中,需要我们深入反思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发展究竟靠什么获得成功?改革发展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如何从中国经验提升中国理念以推动中国模式的创新?本文尝试从哲学视野揭示中国模式之谜,反思中国模式生成的发展逻辑,总结中国模式探索的发展道路,揭示中国模式中包含的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和谐世界诸多理念,并尝试提出和谐发展观,以推动中国模式与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 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与实事求是理念

从发展战略上看,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道路。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⑤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的提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⑥经过艰苦探索中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化主导的改革导向,逐渐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就是改革开放的发展创新,简要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

回顾近30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战略意义深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开拓创新,不再迷信教条和盲目照搬,尊重独立思考与主体精神,空前深刻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开拓了自由、自主发展的广阔空间,成功开创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的实现必须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⑦因此他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⑧以此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实践,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民的真实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扩展,既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发展主体所获得的实质自由的增进。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与自主发展构成了中国模式生成的实践经验基础,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实事求是精神成为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指导理念。

从哲学的视野来反思,马克思主义是以实事求是理念为核心的实践创造观,其理论实质就是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的实事求是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因此,就要用实事求是精神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创新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正是以实事求是理念为灵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今天我们就要以实事求是精神来指导中国模式的完善与发展理论的创新。

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深刻表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创新,的确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⑨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⑩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解放思想这一新的阐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理解。江泽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与时俱进的阐发,开拓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理解的新境界。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提出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实事求是精神。

中国的改革发展究竟靠什么获得成功?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1)以实事求是为灵魂发展建构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正是基于中国经验提升出的中国理念,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

二 人民发展道路与以人为本理念

从发展主体上看,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人民发展道路,形成了以人为本、上下联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应归功于共产党和国家为特定目标而对技能和资源所进行的审慎而有计划的动员。”(12)后发的现代化,不可能采取那种自下而上的仅仅依靠自发秩序生成的现代化模式。这种上下联动的现代化赶超模式,形成一种历史发展的合力效应。人民性是改革发展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人为本、人民本位的发展主义路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证改革发展的人民性方向。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从佩鲁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内生的“新发展观”来看,就是强调发展要依靠人民自身的力量,追求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内在潜力的开发,注重内生的发展即“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13),从各个国家内部出发,立足于自身进行自力更生,注重内源性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党政领导的人民发展道路正是充分地依靠本国力量,挖掘内部潜力,开发人力资源,尊重劳动创造,在此基础上主动加强与全球的交流与合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发展道路。党政领导的人民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共产党通过与时俱进的自身建设,不断保持自己的人民性、先进性与代表性,不断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行政,保持了党政协调,重大决策能够集中并有效得到贯彻,使得发展战略与改革政策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中国不能走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国家与政府角色的最小化,而应坚持党政领导的人民发展道路,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改革方向,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哲学的视野来反思,以人为本既是从党政领导的人民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中提升出来的价值理念,又是中华民本精神在当代的创造性提升。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14)在当代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切实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同时,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民本位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些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从中国模式的实践经验中提升出来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求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转变过去传统发展观的“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取向,必将极大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就要注重发展的人民性,把人民性作为发展的最高尺度,始终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继承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人民本位思想,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必将在指引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中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三 中国改革的循序渐进道路与统筹协调理念

从发展方式上看,国内外研究者多以为“中国经验”就是所谓“渐进式改革”,其实更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与“统筹协调”的发展理念。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正是谋求在社会秩序稳定中改革发展,采取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循序渐进的改革,既不同于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开展的“极左路线”,又不同于以激进方式转向私有化的“休克疗法”。首先,采取先易后难、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增量改革逐步转向和谐发展;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下有序进行,避免大起大落,保证了改革的方向和秩序;再次,采取试点方式,减少改革风险,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稳步推进改革。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方式,使社会生产力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循序渐进的中国改革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阿玛蒂亚·森认为:“我们现在认为印度确实要多向中国学习”,“中国选择市场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的政策,在印度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而那些比印度小得多而且与印度相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韩国,早已运用过这些政策。从革命启发到改革者的热情,中国一次又一次赢得印度的注意”。(15)2004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16)

从哲学的视野来反思,协调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影响中国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在发展理念上体现为统筹协调的辩证发展理念。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等著名论断,形成了统筹协调的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发展观:不搞改革就无法维持持久的稳定,也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改革开创了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没有发展就没有社会稳定,发展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发展是解决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出路;稳定则是保证社会各项事业得以顺利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保障,是压倒一切的基本前提。辩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在空前深刻的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显性线索,以社会结构调整为隐性线索,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市场机制、政府调控一起正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三者要实现协调,促进社会现代化的顺利转型。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中国政府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升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把握,为实现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提供了切实保证。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保持了现代化的平稳转型,其中统筹协调的辩证发展观成为在中国经验中提升出来的极为重要的中国理念。

四 中国模式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

从发展路径上看,全球化成为中国模式生成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自主开展的和平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全球化与中国化的双向建构,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模式与和谐世界体系的构建。俞可平认为:“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于目前中国的特定发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因此,要真正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它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17)中国与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内源型现代化国家发展背景完全不同,早期实现现代化的一些西方国家主要靠掠夺资源和殖民侵略来推动其迅速兴起,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中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进行自主创新。事实上,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现代化的一贯主张,和谐世界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对世界负责的大国承诺。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18)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酷爱和平。‘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19)中国的天下为公理念,将为当代和谐世界的构建给予重要启示,以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的人类理想境界。

从哲学的视野来反思,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理念,既立足于中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又紧扣全球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在对内的和谐社会与对外的和谐世界战略中,如何构建和平发展的中国模式,如何构建和谐共处的世界秩序,这需要从发展理念上创建一种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观。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代中国学界,赵汀阳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立足中国传统又颇有时代新意的“天下理论”:“从世界去思考”真正达到“以天下观天下”(21)。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理念,超越了现代性视野中自我本位与民族国家的思维,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构建。天下为公蕴含着中国对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世界的创想,启示当代人类创建新的和谐世界观念。

首先,天下为公确立了全球多元一体的和谐意识,明显区别于从自我本位思维出发的对抗意识。天下为公意识不是从自我本位出发去思考世界,而是真正为天下着想,谋求全球公正与世界和谐;而对抗意识是将自我与“他者”对立,使完整的世界和整体的人类陷于分裂,制造人为的矛盾和冲突。天下为公的和谐意识正是要消解二元对立,摒弃对抗意识,从而使和谐共生的世界成为可能。其次,天下为公确立了人文世界的道德法则,明显区别于崇尚强权逻辑的丛林法则。道德法则作为一种人文世界的生活逻辑,落实在政治上就是一种文化教化的政治;丛林法则是动物界的生存法则,遵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强权逻辑,明显违背了体现人类尊严的道德法则。天下为公确立的以德服人的人文逻辑与道德法则,是以道义力量建构的全球善治与人类理想;而强权逻辑推崇以力服人,总是图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强权政治横行,抱有独霸世界的野心。天下为公要求的政治秩序是中国政治文化倡导的“王道”世界,是对“霸道”世界中强权逻辑的超越。再次,天下为公确立了“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生精神,明显区别于“己所欲,施于人”的单边主义。赵汀阳把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正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22),其新意在于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公共生活和世界秩序立法,破除任何可能从自我本位出发的单边主义倾向。因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确立的共生精神承诺了人类生活和利益的整体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要求贯彻公正对待、互相尊重、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道德准则。而单边主义背弃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以独占代替同享、以偏好代替共识,将自己的立场与标准强加于他人,极易造成损人利己、减损人类整体利益的严重后果。从天下为公确立的“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生精神出发,必然要求确立一种和平共处、公平正义的全球政治秩序。

总之,源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模式的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理念,确立了多元共生的和谐性思维,建构了一种“天下思维”(23)的新的世界观念,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需要的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观念。

五 中国社会的和谐构建道路与和谐发展理念

从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改革以来的发展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21世纪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释放”出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以社会主义制度“规范”市场经济,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代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协调发展,才能从整体上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客观上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为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奠定坚实的公民社会基础。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社会转型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从哲学的视野来反思,当代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统一的和谐发展理念,因此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可以简要概括为“和谐发展观”(25)。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社会和谐观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把人当做主体和目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体现着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的统一就形成了和谐发展观:改革是和谐社会要求下的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与有效途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完善与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与最终目标,其核心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和谐发展;和谐是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保证机制,其实质是使改革发展成为人民的事业,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意识,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26)和谐发展正在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模式发展创新的主导理念。

和谐发展观的提出,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扬中国和谐思想传统、借鉴全球社会发展理论基础上所做出的综合创新。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出了把握与处理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中国文化传统拥有“和而不同”、“天人和合”、“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等丰厚的和谐思想资源,注重和谐共生是中华文化一贯的精神;20世纪全球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从经济增长观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其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佩鲁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综合的整体的内生的“新发展观”、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拓展人们真实自由与增强人们可行能力的“自由发展观”,这些发展理论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和谐发展观的创建,顺应了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精神的呼唤:一是注重发展的人民性与和谐性,坚持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最高尺度,谋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二是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追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发展要惠及子孙后代,建立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注重发展的辩证性与多样性,按照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则处理发展问题,在遵循发展普遍性要求的基础上追求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四是注重发展的科学性与创造性,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突出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能动性,是科学性与创造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总之,和谐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其根本宗旨在于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在创建着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时代精神的人本和谐发展理论。”(27)

总结中国模式的发展经验与反思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中国模式在探索出许多成功经验的同时,其内部也潜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一是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主要体现在区域、城乡、阶层、行业等日益扩大的差距方面,需要进行战略性的统筹协调,由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和谐发展战略;二是发展的不协调性。这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各领域,需要注重各领域的配套改革;三是发展的脆弱性,这主要体现为人口、经济、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困境,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以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四是发展的风险性,这主要凸现在能源安全、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需要树立一种发展的风险意识,确立健康安全的和谐发展观;五是制度建设的滞后性。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8)任何成功的发展模式必然有与之适应的制度成果和制度保障,这就需要中国更加注重以制度建设来保障改革发展的成果,来推进中国模式的完善。当前各种讨论中国模式的话语虽然为我们反思总结中国经验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同所谓“北京共识”、“中国世纪”等主张,而要保持邓小平当年所提醒的“韬光养晦”与忧患意识。当前处在生成发展中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内部潜藏着上述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理论界应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引导中国模式健康发展,使中国模式成为后发展国家创建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模式的成功典范。

本文在研究中得到笔者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赵汀阳先生的指导,在此谨致诚挚感谢。

【注释】
①“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57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511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性的发展;包含一个自主理论,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北京共识》的中文版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3页。
③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④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新华文摘》2004年第14期。
⑤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13页。
⑥⑨(11)(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11页;第63页;第382页;第371-372页。
⑦⑧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2页;第7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8页。
(12)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458页。
(13)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第23页。
(14)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4231版。
(15)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70页。
(16)谢鹏:《安南赞扬中国发展模式》,《人民日报》20046167版。
(17)俞可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8页。
(18)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9161版。
(19)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12121版。
(20)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
(2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4页。
(22)赵汀阳:《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3)漆思:《“天下思维”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世界责任观》,《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
(2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60-62页。
(25)漆思:《“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26)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4231版。
(27)漆思:《现代性的命运——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批判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68页。

(原载《哲学动态》2009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