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学校(Madrasa)沿存了近千年，它们在传播伊斯兰宗教知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九一一事件后，西方国家认为宗教学校与恐怖主义存在某种关联。2004年7月，美国九一一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把宗教学校称为“暴力恐怖主义的孵化器”。①由此，宗教学校首次引起了西方的密切注意，而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更是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那么，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它们为何兴盛不衰？其具体影响何在？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
一、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状况
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宗教学校于11世纪诞生在伊拉克。12世纪末，在南亚出现了第一所宗教学校。最初几百年，伊斯兰教法是其教学的重点。16世纪初莫卧儿帝国在印度建立后，宗教学校教学内容的范围扩大，开始包括哲学和逻辑学等学科。②当时，宗教学校是穆斯林接受正规教育的唯一形式，也是学习宗教以及哲学、数学和天文学等各种知识的主要场所。这里不仅培养专业的宗教学者，也为宫廷和政府输送官员和管理者。③
1857年英国掌控了印度(包括今日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后，英语教育和西方科学的引入对传统穆斯林教育和乌里玛(宗教学者)的地位形成空前的挑战，宗教界由此走向保守和封闭。1867年，(逊尼派)德奥班迪学派(Deobandis)乌里玛建立新式宗教学校。它突出宗教教育，反对英语教学，规范教学内容，排除现代知识，旨在纯洁伊斯兰信仰，对抗西方文明。随后，回归传统的巴勒维学派(Barelvis)也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学校。到19世纪末，在全印度已经有德奥班迪学派宗教学校24所。④这些宗教学校教学内容狭隘，并被赋予捍卫传统的重任。至此，传统宗教教育和现代世俗教育并存成为南亚穆斯林教育的突出特点。
1947年印巴分治时，在西巴基斯坦有宗教学校137所。巴基斯坦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多具世俗倾向，宗教学校发展缓慢。在西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数量，1950年为210所，1956年为244所，1960年则为472所。⑤1958-1969年，军人阿尤布·汗执政，政府建立瓦克夫部，试图管制宗教基金，约束宗教学校。作为回应，到1959年，宗教界先后建立了四个宗教学校联合会。⑥但由于阿尤布·汗的限制，1960-1971年，宗教学校仅增加了482所，平均每年新增44所。
70年代，阿里·布托先后出任总理和总统。由于政权根基不稳，他有意借助宗教力量维护统治。到1979年，宗教学校增至1745所，⑥平均每年新增近100所。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建立军政权(1977-1988)，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支持宗教学校的发展。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美国和沙特等国又利用宗教力量进行反苏“圣战”。在齐亚·哈克统治的前五年，仅建立151所学校。在此后的六年，随着阿富汗战争的推进，约有1000所宗教学校建立。到1988年，根据巴基斯坦教育部的估计，宗教学校数目为2891所，⑧每年新增约160所。
1988-1999年，贝·布托和谢里夫先后担任民选总理。在军队支持下，宗教学校数目继续增加，包括外籍学生在内的大批宗教学生毕业或离校，来自阿富汗的塔利班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据巴基斯坦教育部保守估计，宗教学校已多达6741所。⑨
1999年10月，穆沙拉夫上台后，宗教学校又呈迅速增加之势。至今，由于许多学校并未登记，连巴基斯坦政府也难以掌握详情。因此，对于具体数目，各方争议很大。美国学者杰西卡估计有四五万所，⑩而2003年巴基斯坦教育部提供的数字是10430所。在2007年1月，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称，其总数为13500所，国际危机组织则认为2万所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11)当前，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在旁遮普省以及靠近阿富汗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教派冲突频繁的卡拉奇，宗教学校最为集中，2007年其数目至少为1000所。(12)
对于宗教学生的具体人数，各方同样存在分歧。国际危机组织认为，2002年至少有150万学生只在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占同期全国小学生总数的7.5％。(13)而世界银行2005年的报告认为，1998年有159225名学生只在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占全国5～19岁人口总数的0.31％，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0.7％。(14)但此报告的数据受到外界的普遍质疑。据统计，1970年宗教学校的学生为54116人，1979年已接近10万人，(15)而正是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大幅度增长。
当前，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从高到低依次分为大学、学院、一般宗教学校和诵经学校等多种等级，其中绝大多数分属五大宗教学校联合会，学校授课的具体科目由所属联合会规定。宗教学校提供的教育分为六级，分别相当于国家正规教育的小学、初中、高中、预科、本科和硕士水平。一般而言，学生至少需15年才能完成全部学业。(16)目前，巴基斯坦政府只承认宗教教育的最高学历相当于硕士水平。不过，由于各种原因，绝大多数学生都中途退学。相对于公立学校，宗教学校入学手续简单，没有年龄限制，但多数学生均为5～19岁，且以男生居多。而且，其内部管理相对松散，容易结业。培养哈菲兹(能背诵全本《古兰经》者)、诵经师和乌里玛是宗教学校的主要职能。其毕业生(包括辍学生)就业一般限于宗教领域，除为宗教政党工作外，还在清真寺充任伊玛目、宣礼员等教职。197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1978年卡拉奇的两所和西北边境省的一所宗教学校的毕业生，到次年年中只有6％的人还处于失业状态，这一就业率明显高于一般的公立学校。(17)近年来，虽然宗教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但宗教学校管理者依然声称，宗教学生的就业情况要好于公立学校的学生。(18)
二、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兴盛的原因
(一)伊斯兰教在塑造国家认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是宗教学校延续和发展的内因
“两个民族”理论是巴基斯坦立国的思想基础。相比一般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自建国之始，宗教力量便自视为巴基斯坦立国基石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历届执政者也无不把伊斯兰教作为加强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19)即便是那些奉行世俗思想的领导者也无不如此。通过强调宗教差异，发挥伊斯兰教的聚合作用，巴基斯坦与相对强大的印度教国家(印度)进行对抗。因此，宗教是巴基斯坦国家和民众建构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作为伊斯兰教知识的主要传播者，宗教学校不仅有了存在的空间，也有了发展的动力。事实上，政府往往或是支持宗教学校，或是默认它们的存在，那些试图控制宗教机构的任何努力都会被视为对伊斯兰教的威胁而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巴基斯坦穆斯林父母通常都至少会把一个孩子送入宗教学校，接受时间长短不一的教育，以加强他们的信仰。(20)作为穆斯林的普通国民，他们虽然不一定支持乌里玛获得国家权力，却都愿意向宗教教育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因此，伊斯兰教的认同功能和民众的宗教情结为宗教学校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二)公共教育发展滞后是宗教学校兴盛的根本原因
巴基斯坦公共教育发展滞后，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共教育整体投入不足。巴基斯坦建国后，国家以巨额资金支持国防，公共教育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955-1960年，政府预算仅有4％分配给教育部门。(21)1978年，齐亚·哈克总统宣布，要在五年内减少850万的文盲，但最终只达到4万人。80年代中期，教育支出不到GDP的1％。1999年穆沙拉夫上台后再次改革教育，但2002-2003年度的教育开支所占GDP比例从1990年的2.6％降为1.8％。而同期，世界上只有12个国家教育投入低于GDP的2％。(22)
因此，许多公立学校设施落伍，条件恶劣。依据信德省教育局的调查，在全省约4万所小学中，至少1.1万所没有电，8500所没有饮水，1.1万所没有厕所和围墙。(23)许多小学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而且，学校师生比很低，教室拥挤，教学内容又与社会需求不适应。所以，许多家长不愿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读书。(24)
其二，学校教育处于等级分化状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巴基斯坦各类学校(包括大学)按教学语言的不同大致分为三类，即英语学校、乌尔都语学校和宗教学校。三类学校在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设施和学生来源等方面都有区别。
虽然巴基斯坦的国语是乌尔都语，但英语却是官方语言，懂得英语是进入军界、政界和经济界高层的必要条件。因此，英语是事实上的权力语言，英语学校实为培养精英的贵族学校，其设施堪与西方国家媲美。英语学校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的军官学校，它们往往拥有一流的设施和师资；另一种是私立的英语学校，它们采用西式教学，课本来自国外。乌尔都语学校(25)是巴基斯坦学校的主体，属公立学校，需收缴学费和课本费，却无法得到国家足够的资金支持，因而设施简单，教学水平低下。最后一类是宗教学校，独立于政府，由宗教组织或私人管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学生免费入学，有些甚至还能得到一定的补助。(26)
上述几类学校的学生平均每年的教育花费差别很大。据调查，宗教学校学生每年包括食宿在内的花费仅为5714卢比，乌尔都语学校的学生仅学费一项支出就达2264.5卢比，军官学校包括学费和其他方面的开支为90061卢比，英语私立学校仅学费就高达96000卢比。(27)而且，学生的社会背景也各有不同。宗教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社会下层，乌尔都语学校的大部分来自中下阶层，军官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军官和专业人士等中产阶层，而英语私立学校的学生则大部分来自中上阶层和上层。其中，后两种学校的毕业生以英语为媒介，掌控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可见，教育系统的等级化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一致，而宗教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是穷人的学校。
其三，公共教育部门的管理官僚化，腐败严重。由于公立学校教师作为国家公务员工作稳定且享有多种待遇，许多人想方设法进入教育系统任职或任教。教育部门作为雇员最多的政府部门，腐败盛行，裙带关系成为流行文化，大量不合格人员充任教职。最严重的丑闻是出现了许多根本不存在或者不工作但又在耗费政府资金的“鬼魂”学校和教师。1998年，旁遮普省政府发现了4500所“鬼魂”学校，估计全省40％的在编领薪教师不去学校上课。1999年，在三个月内，信德省教育局便查实有类似的教师7000名。(28)
公立学校的上述弊端为宗教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后者不仅免收学费，而且还无偿提供课本、食物、住宿、衣物，有些还提供免费医疗。为吸引孩子入学，在旁遮普省南部的贫困地区，逊尼派伊斯兰组织圣门弟子军甚至向家长提供一定的补助。(29)仅从经济角度而言，宗教学校对贫困的普通民众就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依据1994年的调查，经济因素确实是促使学生进入宗教学校学习的最主要原因。(30)这样，出身贫寒成为多数宗教学生的共有特征。在2002年12月到2003年1月的一项调查中，76.72％的宗教学生家庭月收入至多为5000卢比(约80美元)，属低收入阶层。由此，那些条件较好的宗教学校成为父母和孩子的优先选择。在著名的宗教学校哈卡尼亚(Haqqania)，每年有1.5万名学生竞争400个入学名额，(31)其录取率远远低于一般公立学校。
(三)政府的伊斯兰化政策和军队的支持是宗教学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巴基斯坦建国初期，虽然宗教认同持续存在，但世俗思想主导着国家建设。1971-1977年，阿里·布托领导下的人民党政府首次推行温和的伊斯兰化政策。1973年宪法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拉伯语首次成为中学必修课，宗教学生成为阿语教师，宗教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正是在阿里·布托时期，宗教学校第一次以较快速度增加。
齐亚·哈克军政权时期(1977-1988)，伊斯兰化政策达到顶峰，军队与宗教力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在国内，齐亚·哈克与乌里玛面对着共同的政治敌人——以人民党为首的世俗政党，伊斯兰化不仅可以削弱世俗政党的影响力，而且可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而在阿富汗，军队与宗教力量共同支持“抗苏圣战”，这既扩大了巴基斯坦的地区影响力，也可以巩固前者在国内的地位。
齐亚·哈克的伊斯兰化政策涉及法律、经济、教育和媒体等多个领域，而鼓励宗教学校发展成为其重要内容。1980年，天课由政府统一收取，其中的10％提供给100所宗教学校，由其管理者自行支配，这部分资金约占相关学校年收入的1/3。(32)1984年，9.4％的天课用来支持宗教教育，2273所宗教学校和11 1050名学生因此而受惠。(33)而且，政府首次承认五大宗教学校联合会颁发的最高证书相当于公立大学的阿语或伊斯兰教专业的硕士学位证书。(34)陆海空三军都招收数量不一的宗教学生，充任军队中的宣教者。政府还给部分新建宗教学校提供土地。无疑，政府的支持成为宗教学校扩张的有利因素。
阿富汗“抗苏圣战”成为军队和宗教力量合作的主要内容。80年代初以来，在巴基斯坦军队的支持和监控下，与阿富汗接壤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宗教学校急剧增加，其学生以阿富汗难民和巴基斯坦人为主。这些学校宣扬圣战思想，鼓励学生进入阿富汗参加反苏战争。巴基斯坦军方尤其是其情报机构则负责对圣战者进行军事训练。伊斯兰促进会是军方在国内和阿富汗“圣战”中的主要盟友。它长期没有下属的宗教学校，但随着阿富汗战事的延续，其数目迅速达到107所，其中的41所就在阿巴边境地带。(35)此外，与军队关系密切的德奥班迪学派庞大的宗教学校网络也在“圣战”中发挥重大作用，多数阿富汗人在其名下接受着宗教教育。
1988年巴基斯坦进入延续11年的民选政府时期，虽然政府试图限制宗教学者的权力并改革宗教教育，但依然有更多的宗教学校建立。在阿富汗，塔利班短期内兴起，德奥班迪学派的宗教学校为其培养了大部分骨干和成员。(36)在此情况下，90年代再度成为宗教学校的高速增长期。
(四)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利用是宗教学校迅速发展的国际因素
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扩张与外部力量的支持密切相关，沙特、伊朗和美国是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国家。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压制巴基斯坦左派力量，沙特和阿联酋就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各种伊斯兰宗教活动。1972年阿里·布托上台后，为争取援助，有意与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发展友好关系。来自沙特的资金和宗教读物开始自由进入巴基斯坦，也就在此时，巴基斯坦国内的乌里玛和伊斯兰组织与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第一次建立了独立于政府的固定联系。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和随后阿富汗战争的爆发把多种势力引入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成为各方关注和着力的重点。1980年7月，2.5万名什叶派穆斯林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大规模游行，迫使政府放弃向他们征收天课的法律。这不仅被齐亚·哈克军政权和国内逊尼派伊斯兰组织视为威胁，也被阿拉伯国家等同于伊朗势力的扩张。于是，沙特、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与伊朗都竞相向巴基斯坦投入大量资金。前者为了修筑“逊尼派高墙”围堵伊朗，不仅在巴基斯坦西部边境捐资兴建大批宗教学校，而且还大力支持在阿富汗的“圣战”。伊朗则集中向巴基斯坦什叶派宗教机构提供援助。两方的竞争一直持续到90年代。1996年，登记在案的2463所宗教学校中有1700所接受境外资金支持。(37)这成为巴基斯坦境内宗教学校不断增加的重要因素。据统计，1988-2000年，什叶派宗教学校激增532％，而同期沙特重点支持的圣训派宗教学校则增加93％。(38)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与巴基斯坦军方合作，推动和支持圣战者赴阿富汗打击苏军。美国不仅支援资金和武器，还提供大量教材。美国国际开发署斥资5100万美元，授权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阿富汗研究中心专门编写和出版教材，极力宣扬任何穆斯林都有职责参与“圣战”的思想。1984-1994年，至少有1300万册此类课本在阿富汗难民营和巴基斯坦宗教学校被免费分发。(39)因此，巴基斯坦部分宗教学校的政治化乃至军事化也是美国等外部力量有意利用和推动的结果。
三、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影响
(一)宗教学校解决了部分社会下层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其实现自下而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在某种程度上，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发挥了社会福利组织的功能，其发展本身是国家经济困难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结果。大量因贫困等原因无法在其他学校读书的青少年，在这里获得了最基本的教育。学习优秀的毕业生还可以跻身乌里玛行列，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其家庭的境遇也可能因此而改善。因此，宗教学校的存在本身反映和满足了许多巴基斯坦普通民众的实际需求。
(二)许多宗教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落伍，难以培养高素质的宗教人才，从而制约了社会发展
长期以来，南亚宗教学校教学内容并不固定，各地互有差别。到18世纪中期，宗教学者尼扎穆丁(Nizamuddin)将其规范化，制定了统一课程。它包括20门课，涉及语法、修辞、哲学、逻辑学、医学、数学、教义学、教法学和圣训等多个领域，其中仅八门是纯粹的宗教课。(40)学生只有完成所有课程，才能成为宗教学者。绝大多数课本内容相当陈旧，一般都有几百年历史。比如，哲学与逻辑学教科书的内容分别出现于13世纪和14世纪。(41)
进入20世纪，宗教学校教学内容出现重大变化，有些引入了英语和计算机等现代课程，但宗教课程和教学方法大多并无根本改变。学生通过早期学者的注释学习经训，死记硬背是主要方式。在课堂上不鼓励讨论，授课内容也往往不顾及现代社会的需求。(42)比如，一部著名的教法书用近百页篇幅详细讲解如何做净礼，而学生需花费两个月的时间才能掌握这一内容。(43)学生学习效率低下，大多只是“没有文化的愣小子”。(44)
因此，宗教学校培养的许多乌里玛素质不高，缺乏创造性和解决现代问题的能力。但他们自视为传统的捍卫者，一味要求政府实施教法。他们以宗教为手段进行政治干预，对执政者构成了严重挑战。宗教问题成为7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三)宗教政党以宗教学校为基地，从各种途径获得大量资金，成为一支不受政府控制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
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伊斯兰政党都有自己的宗教学校，而资金的来源和数量直接决定其生存和发展。自80年代始，政府便向宗教学校提供部分天课，试图从经济上进行控制。但这一努力除催生更多的宗教学校外，并无成效。一方面，政府的资金相对有限，不足以牵制宗教学校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多数宗教学校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性，也逐步拒绝接受政府的资金。
事实上，一般宗教学校都拥有独立的资金渠道，这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种是穆斯林的捐助。在巴基斯坦，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不一定支持宗教政党，但高达94％的个人和企业却乐于奉献资金用来支持宗教机构。宗教学校获得的此项资金每年高达700亿卢比(11亿美元)，而政府每年征收的天课只有45亿卢比(7500万美元)。(45)第二种是外部资金。这是最大的资金来源，来自外国政府及外国的公民、民间组织和巴基斯坦移民。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已成为全球穆斯林金融网络的一部分。(46)第三种资金来自瓦克夫土地、圣地、商店和其他商业投资的收入。
对于宗教学校每年获得的资金总数，外界无法确知，政府也无法查实。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其数额巨大且十分稳定，足以支撑宗教学校的长期发展。因此，它们有能力提供免费教育，某种程度上担负了政府的职责。正因为如此，政府对宗教学校的任何压制都会遭到民众的反对。对于宗教政党而言，宗教学校是它们与普通民众建立联系的重要途径和扩大影响的主要方式。通过经济上的自立，宗教学校和政党确保了自身的独立性。因此，在宗教乃至政治问题上，宗教政党可以频频向政府施压。
(四)一些宗教学校自视正统，批驳其他教派，在重大社会问题上表现激进，是巴基斯坦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巴基斯坦宗教或教派关系复杂。国民96％是穆斯林，其中75％～80％是逊尼派，15％～20％是什叶派。逊尼派又分为四支：德奥班迪学派、巴勒维学派、圣训派以及以伊斯兰促进会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运动。(47)上述支派的宗教观点大不相同，并且都建立了各自的政党和宗教学校，形成了彼此独立的宗教学校联合会。在一些学校，教师按照本学派观点授课，往往驳斥乃至否定其他教派或支派的学说。其中，德奥班迪学派与什叶派的关系最为糟糕，两者中部分人自视唯一正宗的伊斯兰教，而把对方斥为异端。70年代末以来，逊尼派(主要是德奥班迪学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屡次出现血腥的教派冲突。1985-2005年，至少有2000人因此丧生，仅仅在2001年，便有270人遇害。(48)
宗教政党内部盛行的教派思想通过宗教学校对冲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有不少宗教学校直接涉入其中。1995年，巴基斯坦官方确认在旁遮普省就有746所这样的宗教学校。(49)主要的反什叶派组织“圣门弟子军”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德奥班迪学派学校的毕业生。由于部分宗教学校领导人常常发表攻击其他教派的激进言论，从而成为教派仇杀的重点目标。据调查，一个地区宗教学校的密度与教派仇杀的频率成正比。(50)巴基斯坦一些政府官员和宗教学者也认为，宗教学校对遍布各地的教派冲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1)
不仅如此，一些宗教学校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上观点激进。据对部分宗教学校的调查，半数以上师生主张通过暴力“收回”克什米尔，三分之二以上师生反对给妇女和少数群体平等的权利，其比例远高于乌尔都语学校和英语学校。(52)2004年10月，在拉合尔的严重教派冲突结束后，穆沙拉夫曾要求乌里玛发布法特瓦(教法裁决)，宣布自杀式袭击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却遭到后者拒绝。(53)少数宗教学校还宣扬反西方、反政府的暴力思想。此外，每个主要的宗教学校都有自己的刊物，宣扬圣战文化是其重要内容，其传播的思想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少数宗教学校对地区和国际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国际性是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突出特点。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所需资金来自国内外多个渠道；其二，学生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生往往包括数量不一的外籍国民，阿富汗、印尼、泰国、阿拉伯世界、中亚和欧洲是主要的外部来源地。(54)在位于边境城市白沙瓦近郊的哈卡尼亚学校，学生主要是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也有不少车臣人和中亚人，甚至有一些中国人。而在著名的圣训派宗教学校艾卜·伯克尔，几乎有一半学生是外国人。(55)上述两种国际性的表现使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成为南亚乃至世界安全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多数宗教学校只是纯粹的教育机构，且向来反对暴力活动，但由于多种原因，部分学校与国内外伊斯兰极端组织关系密切。(56)巴基斯坦内政部官员估计，有大约10％的宗教学校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57)一般而言，这些伊斯兰组织为这些宗教学校提供保护和资金支持，而后者则为前者输送后备人员。据报道，2005年伦敦“七·七”大爆炸中的三名袭击者曾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这些宗教学校的学生不仅加入本国的教派组织，也远赴其他地区进行“圣战”。伊斯兰促进会下属的宗教学校便把在阿富汗、克什米尔和波黑等地牺牲的学生视为骄傲。(58)德奥班迪学派的一些宗教学校与塔利班等国外组织关系密切，哈卡尼亚学校不仅培养了塔利班绝大多数领导人，也是克什米尔圣战者的招募中心。(59)1997年，该校曾短暂关闭，派遣学生进入阿富汗援助塔利班。(60)而且，有证据显示，基地组织不仅与一些宗教学校和伊斯兰组织建立了联系，而且还通过前者宣扬圣战思想。(61)
四、穆沙拉夫政府的宗教学校改革计划
1999年穆沙拉夫上台后，数量猛增的宗教学校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九一一事件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强烈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实行宗教学校改革。因此，2001年，巴基斯坦政府按照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在递交给其反恐委员会的报告中承诺改革宗教学校，并把其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步骤。于是，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改革正式提上日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模范宗教学校，推进宗教学校课程改革。早在2001年8月，政府便组建了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教育委员会(PMEB)，由其负责在卡拉奇等三个城市各建一所模范宗教学校。这一计划预算为50万美元，其目的是形成示范效应，促使宗教学校主动进行变革，把其纳入国家的主流教育。(62)此外，教育委员会计划投入1亿美元，用于支付宗教学校世俗课程教师工资、师资培训及购买课本、图书资料和计算机等费用。凡按要求登记的宗教学校有资格获得资助。11月，教育委员会为所有宗教学校制定了统一课程，其中包括英语、数学、计算机、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和巴基斯坦研究等多种科目。政府还承诺授予符合要求的宗教学校以大学地位。但是，该计划自始即遭到五大宗教学校联合会的抵制。它们拒绝使用统一课程，反对无神论和世俗思想进入宗教学校，主张自行编订教材、制定课程。政府与乌里玛的多次对话无果而终。最后，只有极少数宗教学校进行了改革。2006年6月，政府撤回了剩余的资金。
第二，对宗教学校进行登记。2002年6月，为掌握必要信息，政府颁布“自愿登记与规范法令”，要求宗教学校须依据1860年的《社团登记法》到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教育委员会和各省相关委员会登记。但这同样遭到了五大宗教学校联合会的抵制，1860年的《社团登记法》不得不进行两次修改。登记法规定，每个宗教学校必须递交年度教学活动和收支情况报告，但它对不执行的学校缺乏有力的制约措施。按上述法令，拒不登记的宗教学校将被中止来自政府的各种资金或援助。(63)由于多数宗教学校并未接受政府资助，而即便是接受资助的学校也主要依赖其他渠道的资金，因此，上述约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此外，规范法令也没有规定特定措施，以监管宗教学校接受外部资金的情况。而且，政府并不准备强制执行这一法令。为了鼓励登记，穆沙拉夫甚至同意，只要宗教学校遵行宗教学校教育委员会的规定，政府将承认它们颁发的所有学位。(64)
根据政府统计，法令颁布之后至2006年年中，已有12176所学校登记。(65)但由于多种原因，政府实际上仍未掌握宗教学校的可靠数据。在很大程度上，登记是通过五大宗教联合会的报告实现的，其真实性无法核实。
第三，限制宗教学校里的外国学生，敦促其离境。宗教学校里的大批外国学生被巴基斯坦政府和美国视为重要的安全隐患。巴基斯坦官方估计，在宗教学校学习或在伊斯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外国学生达3.5万人，其中一半是阿拉伯人，1.6万人是阿富汗人，其余的来自中亚、缅甸、孟加拉国等地。(66)但据卡拉奇警方消息，仅信德省的宗教学校就有近1.1万名外国人。(67)
九一一事件后，巴基斯坦政府加强了对外国留学生的限制，要求宗教学校不得接受新的外籍学生，除非后者获得母国的许可证并在巴基斯坦内政部登记。2002年3月，政府确认要驱逐300名留学生，并称另外7000人已处于监控之下。随后，部分留学生自动离开巴基斯坦。2005年7月伦敦爆炸案之后，穆沙拉夫宣布所有宗教学校里的外籍学生(约1400人)必须离境，并称将立法禁止外国人在宗教学校学习，但这一计划因宗教学校联盟的反对而作罢。要求外籍学生获得合法签证和母国的“默认文件”，成为政府新的政策。到2006年8月，政府估计，国内依然有700名外国宗教学生，其中半数没有“默认文件”。但是，由于政府无法掌握宗教学生的具体信息和宗教学校的抵制，多数外籍学生仍在巴基斯坦学习，甚至一些宗教学校的外籍学生人数在继续增加。(68)
巴基斯坦政府的宗教学校改革直至2008年穆沙拉夫辞职，也远未达到其预期目标。而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宗教学校自身的问题，而是巴基斯坦政治、经济、宗教和教育以及外部力量不当干预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要改革宗教学校，就必须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而这是短期内无法完成的任务。此外，这次改革是穆沙拉夫政府在美国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在巴基斯坦民众普遍存在反美情绪的情况下，改革计划只会被视为西方企图破坏伊斯兰的阴谋。因此，即便是单纯的宗教学校改革也面临着来自民间的重重阻力。
总之，作为国内多种问题的反映，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将继续存在，并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原载《南亚研究》2009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