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科学出版社，2007年。
田松在读过了物理学研究生以后，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哲学博士，一个是理学（科学史）博士。所做论文方向分别为量子物理哲学，中国少数民族科学史（纳西族）。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他的这本著作《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表达了对传统文明的尊重，对现代科学—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以及对未来的文明——生态文明的想望。这是一本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并深入思考的著作。作者观点鲜明，语言生动，善于雄辩。2008年，本书成为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的推荐之书［《光明日报》，
一 关于传统文明
田松十分尊重传统，书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一个民族需要传统”［页1］。这应该是不会有争议的。他反对把传统文明与愚昧、迷信、落后联系在一起［页6,15］。在这部分中，他推崇我国纳西族的自然观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意义［页34,79］；他谈到佤族、怒族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具有巨大的合理性和高超的生存智慧［页17-18］；他也赞赏美国阿米什人恪守古老简朴的生活方式、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事例［页39-41］。他认为，“那些乐于放羊并乐于世代放羊的人是幸福的”［页10］，“那些年薪600元每天唱歌跳舞的阿佤人是幸福的”［页200］；他反对这些民族的青少年接受现代教育，认为“现代教育是传统文明的破坏者”，是“空投的文明”［页5］。虽然他也承认，“文化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页172］，纳西文化有吸收了汉文化的丽江型，也有吸收了藏文化的永宁型［页24］，那么，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的今天，这些民族为什么不能吸收一点现代文化呢？当然，在现代社会，各个少数民族有权利保留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联合国也注意到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些民族的青年人也有权选择现代的生活方式，接受现代化的教育。田松这样地一味固守传统，完全拒斥现代化教育，是否有点过分偏激呢？
我赞同
田松还认为，传统是不可以拆分的，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页22,48］。这我也不能苟同。我觉得文明是可以分为器物技术层次，制度和习俗层次，科学和人文［包括语言文字］层次，以及价值、道德、哲学和宗教等形而上学层次。传统文明中也有糟粕，例如旧礼教中以孝、节的名义给青年、妇女套上枷锁甚至迫害致死，藏族农奴制对农奴的残酷迫害等等。
田松在讨论传统文明的这部分，没有对中华民族的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历史和演变作简略的回顾与考察，是一大欠缺。
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吸收了本土的道家文化，也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到明末清初又接触到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开始也是有抗拒的。鸦片战争后，才开始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后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又开始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可是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混战的现实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需要全面地学习西方，开展了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在此后20多年里，开展了东西方文化问题、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激进的主张全盘西化，稳健的主张东西方优秀文化的融合；也展开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论战；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罗荣渠编1990］。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新民说，在1920年又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结合儒家传统中的大同世界、民本主义的理想、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但他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并在此后进行了初步的工业化建设；并通过与中共的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第三国际指导下创建的。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因为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提出并执行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方针；是因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巧妙地执行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修养中吸取了儒家的许多崇高的道德理念［刘少奇1985］。1949年以后，毛泽东先主张全面学习苏联，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执行五年计划，进行工业化建设，并发展科学技术，争取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又开始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并执行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反右斗争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森林、生态的破坏，和空前的大饥荒。反右倾运动又打击提出不同意见的党内干部。四清社教运动打击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反对封、资、修的旗号下，既反传统，也反西方资本主义，也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反对西方和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文化虚无主义。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彻底反传统的旗号下，许多封建专制的传统却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名义下复活了。文革导致工业化建设停滞、倒退，科学技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明显拉大，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教育事业遭到巨大的破坏，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积极分子遭到残酷迫害。“文革”后，中国共产党恢复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恢复学校教育，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田松应该也是从中受益的。
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已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民族文化。中国已由农业-手工业国家发展为具有现代工业的国家，经过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开始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参加了全球现代化的行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三位。在文学艺术方面，通过新文学运动，中国已出现了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曹禺、老舍等这样杰出的大作家。在科学方面，中国已建成了完整而自主的科学体系。在人文学说方面，中国出现了融贯中西的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这样的哲学家、史学家。现代中国的文化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这种文化并不是西方空投下来的文化，也不是被欧美或苏联的文化“格式化”的文化，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前后，中国广大人民和海外华人呈现出高度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和仁爱之心。这表明中国的文化传统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中华民族仍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总之，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是被动的、被迫的，后来则成为主动的；对传统的态度，自五四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激进的反传统的全盘西化派，也有固守传统的保守派，也有主张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杜亚泉和学衡派的成员吴宓、陈寅恪、胡先骕等）。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途径和内容也大不相同。起初是通过日本的中介而吸收的，后来又直接向欧美学习，有的是通过苏俄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国民党在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援助下建立武装，1927年后，蒋介石又开始联合英美，可是在政治上仍坚持专政、独裁，在文化上又维护传统。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号召诚心诚意学习苏联，可是在后来又坚决反对苏修。在科学和人文方面，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分科和方法，但很多仍是以中国地域的自然状况、社会状况和历史经典为对象和内容的。中国人对传统，有批判，有继承，对西方文化，有搬用模仿，但也有创造，当然也有扭曲，也走过弯路，有进展，也有倒退，所以是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但无论如何，现代的中华文明决不是“空投的文明”，也不是简单地被西方格式化了的文明。
二 关于现代的科学—工业文明
田松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在科学依据之外”中，对认为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反对对于科学的迷信［页66-69］；反对“把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基本肯定了“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这一命题的积极意义［页69-72］；反对把科学“尊崇为绝对正确的东西”。这些我都是赞同的［范岱年2005］。这些批判在当今唯科学主义十分流行的中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田松把科学看成是与神话、巫术、宗教相对立的另一种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页24］，这就混淆了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唯科学主义的界线。其实，西方的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都没有把科学看成是时绝对正确的、万能的东西。田松引用的罗素的话说得很清楚：“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是尝试性的信念，他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页79］爱因斯坦说过：“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爱因斯坦2004，页25］他还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像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这样的人物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探索和建构客观真理的人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Dukas 1979,p.70]而现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科学理论是可错的，可证伪的，科学家所遵循的科学研究纲领和范式是可以更换、可以取代的。而在价值观方面，许多科学哲学家，例如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都是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唯科学主义者［科恩1988，页2］。所以，把科学当成唯一的真理，当成取代宗教的新宗教，实际上是对科学和现代科学哲学的误解。
田松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垃圾，工业文明的痼疾”和第四部分“在现代化的下游”中，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现代科学—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不仅会很快带来自然资源的枯竭，而且会产生大量垃圾，使未来的世界成为垃圾做成的、人类无法生存的世界。他认为：“垃圾问题，将会超出能源问题，成为未来世界最主要的问题。即使能源危机能够解决，垃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页122］他还进一步用热力学的熵增加原理进行了科学的论证［页134-142］。有意思的是，田松一再强调，要把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置于科学依据之上［页vii］，可是他在这里论证时所依靠的还是科学依据。
对于技术，当今世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工具论的观点是，技术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技术的不良后果，主要是由于对技术的不良实用。第二种实质论观点是，技术不仅是手段，而且已变成了一种环境和生活方式。要避免现代技术的不良后果，只有放弃现代技术，回归传统的原始的生活方式。田松显然是赞同这种观点，所以他主张“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页189］，保持纳西族、佤族的传统生活方式。第三种观点是芬伯格的技术批判论，他认为要避免现代技术的不良后果，就要改变现代技术，改变现代科学技术的目的和方向[Feenberg 2002]。我赞成这第三种观点。
田松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批判集中于对科学—工业文明的批判。但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内涵不仅仅是这些。现代化指世界自16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以来的社会演变过程。现代化包括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都市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等等内容［罗荣渠1993］。20世纪后，又出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而现代文明带来的不良后果也还不仅仅是资源和能源的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垃圾充斥的问题。现代世界所遭遇的严重问题还有：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问题（而战争是最快、最大量地制造垃圾的手段），核武器扩散和核战争问题（这可以最快速地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具有放射性的核废料是最难以处理的有毒垃圾），恐怖主义问题（恐怖分子如用上脏弹或化学武器、生物细菌武器可以造成大量人类的死亡），地球温室气体效应问题（这是气体垃圾所导致），饮用水资源的枯竭和污染问题（这也与有毒垃圾问题有关），经济和金融危机问题，全球贫富差距的拉大，粮食和饥饿问题，人口激增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科学技术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信仰的因素。田松突出垃圾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并主要用热力学熵增加原理、永动机不可能等科学依据来作论证，这正反映了田松的知识结构确有如他自称的是一种“缺省配置”，缺少必要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素养和视角。
三 关于人类的未来
田松在书的第五部分“眺望新的文明”中，没有对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紧迫问题、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作比较具体深入的探讨，而只是提出，“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页189］，不要“把对物质的追求本身作为目的”［页198］，要努力建设“生态文明”［页ix］，要“从传统中学习生存的智慧”［页211］，因而使这一部分显得最为薄弱。
田松也承认“作为现代城市里的现代人，完全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页212］。实际上，要完全放弃现代的科学技术，回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能的。比较可行的方案，还是如芬伯格的技术批判论所主张的，改变现代科学技术的目的和方向。例如，把以核战争为目的的核科学和核技术转变为以和平利用核能（裂变能和聚变能）、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科学技术。粒子物理研究所用的昂贵的大加速器的研制与建造，要考虑到全球的经济承担能力，要优先解决全球的贫困与饥饿问题，然后才考虑这方面科学研究的需要。化学家、化学工程师不要再研制毒气了，要着重研究物质的尽可能的循环利用，如何化解和保存有毒工业废料等等。生物学家、医学家、农学家在涉及到生命伦理的克隆、基因嫁接等生物技术时要慎之又慎，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保护地球的生态，关注艾滋病、流感、癌症、心血管等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关注绿色食品的生产与增产，并要禁止生物武器的研究。过去的经济学，追求利润、鼓吹消费，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今后的经济学是否应当研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节约资源、持续发展；如何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今后的政治学是否应当研究如何从集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从形式民主走向实质民主，使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相结合。如此等等。
而且，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种种弊病，其原因也不全在于科学技术本身，科学家、工程师也不能决定科学技术的目的与方向，这往往更主要地决定于追求利润、刺激消费、争夺资源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战争的此起彼伏，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都与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又一次表明资本主义的痼疾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要建设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就需要考虑改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探索全球化、现代化的另类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现代化道路。［曹天予编2003］
20世纪，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人类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方面，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优越；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把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军备竞赛，忽视了民生的改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错杀了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人民没有基本的人权。这些弊端最终导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中国近30年来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钢铁、煤炭、水泥等产量和外汇储备都高居世界之首。2007年，一位民营企业家施正荣就比乾隆皇帝更为富有［陈志武2008］。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如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能源资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大大拉大，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民主法治不健全、基本人权仍缺乏保障等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就有可能使中国的原本不健全的社会主义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的下游，成为国际跨国资本的附庸。但所有这些并不说明社会主义的理想都错了，资本主义可以万世长存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行民主和法治，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力和自由，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者要认真探索和实践的。至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应该更能重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重视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更能保障就业，在产能过剩时，可以减少工时，“停下来唱歌”，从事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使人民活得更悠闲、更幸福。
有些自由主义者以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其实，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例如，自由主义者罗素在
爱因斯坦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青年时代，也赞同社会主义。但他对苏联斯大林的集权和专制十分反感。1933年，他在遭受纳粹的迫害离开德国时，虽也得到了苏联的邀请，他还是决定去民主的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之后，在1949年，爱因斯坦写了著名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资本倾向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他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能防止行政人员变得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同时又能确保行政权力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爱因斯坦2004］
罗素和爱因斯坦是20世纪的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理想是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人类社会建成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使自由、平等与世界和平都得到保障。实现他们的伟大理想，是21世纪人类的共同任务。
我的好友罗伯特·科恩是物理学博士、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美国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范岱年2007］。他也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赞成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意指民主，平等意指社会主义，而博爱意指人道主义。他认为，三者之中，人道主义是最主要的。他主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赞成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写道：在马克思看来，“暴力是破坏性的，决不是创造性的。至多暂时可以作为从旧社会产生新社会的助产婆。但一旦当暴力取代了人民的信心，暴力就是一种社会的毒害，是对民主的毒害，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毒害”[Cohen 1965]这些话，是值得那些迷信暴力、专政的左派人士深思的。
过去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文化看成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原来的传统文化也要随之消失。这是过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问题上的极左错误的思想根源。其实，文化绝不仅仅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经济、语言文字密不可分。现代文化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起来。要使人类有美好的未来，必须继承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使它们逐渐融合起来，要继承释迦牟尼、耶稣、孔孟、穆罕默德等圣贤的崇高理想，人类才可能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正如田松所引用的费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页ix］。也只有在这样的世界，才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
要做一个有这样伟大理想的人，田松啊，你就不能满足于做一个科学文化人，不能停留在知识的缺省配置上了，而应该做一个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必要的修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