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 年以来，屡屡听到中国基督教正在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报导，对此笔者甚为关注，感触颇多。环顾当今之世界，人类社会已进入以“全球化”为主体的新时代，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围绕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历史而又现实地回顾和反思一百多年来的神学思想，对于这个古老国家的年轻教会来说不仅已经成为攸关之重，甚至可以说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
一、现阶段神学思想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就是一部观念在不断更新，思想在不断变革的历史。因为正如当代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们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不变的，但它的神学思想是可以调整的，而将这两者适当分开不仅有利于使神学思想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而更能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接受（参阅1998年1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六届二次会议的《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然而，尽管经过“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神学思想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内容，如推行“爱国爱教”和“联合礼拜”，提倡“做光做盐”和“荣神益人”等，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一些信徒和教牧人员的神学思想中还残留着一些保守落后的成分，并且从中衍生出了许多与中国教会的现实处境不相适应的后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受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差会遗留下来的宗派意识的影响，常常把不信仰宗教或信仰其它宗教的群众视为“外邦人”，有时还违背《圣经》关于基督的肢体应彼此宽容、保持合一的教导（林前12∶12－ 14），在教会内部制造摩擦。第二、受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思潮和近代的非理性主义神学的影响，片面地追求“灵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排斥一切理性思考和科学知识，把会不会“唱灵歌、跳灵舞、过灵气、说方言”视为是否“属灵”的唯一标准，结果常常在宗教狂热的驱动下说出一些歪曲《圣经》原意的话，做出一些影响安定团结、虐己害人的事。第三、受西方的某些新宗教以及基督教内部的某些极端派别所宣扬的定时末日论的影响，误以为自己整天生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即将毁灭”的恐怖气氛之中，消极被动地等待“主再来”，而对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和祖国的各方面建设视若无睹、麻木不仁。第四、受残留在一部分中国人头脑中的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不能正确认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与虚假的封建迷信的区别，结果常常把纯洁的宗教生活功利化，甚至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听信异端邪说而误人误己。第五、对当前世界神学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客观辩证的分析鉴别，而在崇洋媚外思想的驱使下，怀疑中国教会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从而不能自觉地抵制境外反华势力利用神学语言所进行的思想渗透与和平演变。由此可见，置身于这个已经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沧桑巨变的古老文明中的中国基督教，只有彻底地从她的体内肃清这些并非出自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的有害成分，并自觉地立足于它所处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背景，及时建设起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才不至于给当前的教牧工作和未来的继续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二、建设神学思想的途径是加强与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的适应性
对于任何一个教会来说，它的神学思想越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相适应，就越能促进自身的发展。例如，4 世纪之前的基督教之所以长期未能取得合法地位，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基督徒虽然十分重视遗传和神迹，却迟迟未能对他们的基本信仰加以缜密的神学阐释和理性证明，从而使新兴的基督教被许多爱好哲学思辨的希腊罗马人误认为是一种由“野蛮人”发明的巫术。二是当时的教会所采取的宗教仪式尚未统一，其中一些仪式甚至与东方的“秘教”（如埃及的伊希斯教和波斯的密特拉教等）十分接近，从而使基督教被当时的罗马皇帝误认为是一种东方的“秘教”。然而，尽管罗马当局并不完全禁止秘教，却对任何有可能发展为一种全国性运动的秘教十分忌讳，于是便对基督教的发展采取了长达300多年的遏制政策。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查士丁、塔提安、克莱门特、奥利金等人为代表的护教士在为基督教的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从对希伯来传统的单一诉求转向希腊思想的多元取向，从而扩大了他们表达基本信仰的文化基础。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得以在辉煌的希腊罗马文化中扎下根来，是基督教最终取得合法地位的深层次原因。由此可见，正如奥利金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信仰与它所进入的文化传统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损害的，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当信仰介入一种文化传统中时，由于它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这种传统的角度，从而使后者在它里面显示出了新的源泉。另一方面，当信仰起到这种作用的时候，它本身又具有了后者的形式，从而成为了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的中国教会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文明古国中的宗教团体，又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神学思想，以使其不仅能够得到儒家本位的传统文化的认同，而且能够与现行的社会相适应呢？对此，我们认为，尽管从目前的生存处境上来看，中国政府已经在行政实践中基本实现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严禁消灭和歧视宗教的承诺，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教会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相适应的问题。就教会本身来说，由于她在历史上曾不幸地被少数帝国主义分子利用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从而才造就了曾经被许多中国人视为“洋教”的处境。为了改变这一处境，50年代之后的中国基督教会曾在
（原载《中国宗教》2005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