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化热潮,即“国学热”。从“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的全球文化发展趋势来看,这股“国学热”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
后殖民化时代非西方地区文化发展存在两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拉丁美洲和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发展模式,这些地区由于在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之前尚未建立起独立的文明体系(或者其古老的文明体系已经在一种自我封闭状态中衰亡了),它们的文明化进程与殖民化过程是同步发生的,所以西方文化的因子已经在殖民过程中深深地注入它们的机体之中,使得这些地区很容易成为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带或文化附庸。亚洲地区的文化发展则表现了另一种模式。在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教地区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政治独立之后的文化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保守主义道路前进的,即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同时,拒绝或淡化西方文化而复兴本土文化。
作为亚洲的另一个古老文明,中国目前的文化发展模式明显地类似于伊斯兰教社会和印度,而不同于拉丁美洲和非洲,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采取了复兴本土文化而非“全盘西化”的文化发展模式。但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也表现出一种与伊斯兰教社会和印度明显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文化复兴并未以一种宗教信仰的形式出现。由此看来,以振兴儒学为其基本内涵的“国学热”是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自从“国学”概念被提出以来,其内涵和外延一直缺乏严格界定,但是究其根本,国学无疑是以儒学作为主要内容的。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主要是一门道德修养之学,同时也注重经世致用之道,把个人内在的心性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其最高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天人合一”。隋唐以降所实行的科举制度,使中国知识分子把明经达理、修德成圣与仕途进取联合成一种“三位一体”关系,儒学因此而成为传统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两千年来,中国人在儒学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但是到鸦片战争之后,孤陋闭塞的儒家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西学之风也逐渐吹进了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随着这个过程的逐步深入,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西化的程度逐渐得到加强。
关于西学与国学孰优孰劣的争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和科玄论战中达到高潮。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西化派明显占据了上风。但是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中国殖民化程度的加深,救亡保国取代了文化启蒙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首要问题。因此在抗日战争以及随后的内战期间,“全盘西化”主张受到了爱国精神的有力抵制,而国学复兴也一度成为民族图存自强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孟之道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西学也被斥为“资本主义的毒草”。改革开放以后,自觉落后、发愤图强的中国人再一次重演了近代学习西方文化的三部曲,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深入到精神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再度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到了90年代以后,“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与此相应,现代新儒家的传承者如刘述先、傅伟勋、杜维明等人从海外吹来一股儒学复兴之风,并且很快就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共鸣。
儒学自近代以来虽然历尽坎坷,但是它毕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成功地铸造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念,成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今天,要想在顺应世界潮流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开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必定会以国学尤其是儒家思想作为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资源。
反思百年来中国人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三条道路,复古主义无疑是死路一条,“全盘西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此,只有“中体西用”的道路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以往的“中体西用”试图在儒家传统的尊尊亲亲和伦常纲纪的旧“体”之上嫁接科学、民主、法治等新“用”,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中体西用”可能的成功之道在于,如何实现“中体”本身的自我批判和时代更新。而这种自觉的批判精神,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先来看看“西用”的问题。以往一些曾经被视为“西用”的东西,经过时代的传播和实践的检验,今天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并非所有源于西方的东西都因此而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在当今中国社会(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应该并且可以接受的“西用”主要是指那些发轫于西方又经过实践检验证明适用于中国的东西,并非所有源于西方的东西。这一点正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的差别所在。
再来看看“中体”的问题。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之主体无疑当数儒家文化(包括思想和制度,即“内圣”和“外王”)。近代以来,儒家文化虽然屡遭批判,但事实上,无论是高喊“砸碎孔家店”的“新青年”,还是主张弘扬孔教的老国粹,都未曾静下心来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的批判。即使是自称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新儒家,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儒学的自我批判和时代更新,而在于“为往圣继绝学”。此外,对于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之间的一般关系模式,也必须进行深入批判,彻底改变“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传统思维模式。只有经历了深刻的自我批判、实现了时代更新的“中体”,才能承接起那些已经实践检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西用”。
在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大国理想逐渐复苏并且开始自觉进行文化建设的今天,面对“国学热”现象,如果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来指导国学的自我批判,那么过分疯狂的“国学热”或者将蜕变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复古主义,或者将聚变为一种狭隘偏执的民族主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国学的自我批判,无疑将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最必要和最关键的环节。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