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化的大讨论。但目前讨论文化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文章似乎对两者的关系表述不清，有文章说“‘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基幢、“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硬实力为基幢，如此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说法主要是论者不清楚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归属；不清楚究竟什么是软实力、什么是硬实力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不清楚什么是文化。
“文化”一词基本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指“一个社群内的生活模式——有规则地一再发生的活动以及物质布局和社会布局”，这些都是一个特定人类群体所特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指那些可以被我们实际经验观察到的东西，如行为模式、制度模式、器物等。文化另一个意义是指知识、艺术、价值或信仰的有组织的系统。一个民族用所拥有的知识、艺术、价值或信仰系统来构建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规约他们的行为，决定他们的选择。
对文化的这种区分的实质就是将那些能够为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经验现象，比如行为模式、社会制度、器物与那些决定这些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并且不易被人们直接观察到的观念性的模式区别开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人类学家普遍接受了这样的定义：文化专指观念性的东西，如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等。而那些可以被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经验事件或经验现象则被称之为社会。仔细分析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所谓“‘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基幢等观点，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些定义没有能够在文化的上述两个用法之间做出很明确清楚的区分，而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有时指称前者，有时指称后者。
关于文化定义的分析告诉我们，现在所谓的硬实力实质指的就是那些外在的文化产品，如工业、农业、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管理等。而软实力指的则是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风俗。同样，所谓的硬实力却完全是那些看似很软的软实力的结晶或产品。尽管有软和硬之别，但这两者都是文化，一个是文化的内核，另一个则是文化的产品。从文化的这两个层次着眼，我们可以说软实力才是硬实力的真正基础，而不是相反。如果认识不清这一点，而错认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根本，我们可能误入歧途。只有软实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的硬实力才有可能进一步跟上，综合国力才能进一步提高。
软实力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知识”这一要素在软实力提升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告诉我们道德判断需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必须有着坚实的哲学根基。知识应该成为美德的基础，不仅美德需要知识为基础，艺术、信仰、法律等也需要学理化、知识化。细究西方国家硬实力的真正源泉，我们也能够看清，西方人有着将一切经验上升为知识体系的能力，擅长分析与说理。应该说，西方文化中综合实力的发动机正是其软实力，或者所谓的纯学理研究。从古希腊起，西方的纯学理研究历史已有两千五百多年。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的硬实力其实属于术，而软实力则是学或学理。我们都清楚学与术的关系。学是术的基础，是术的源头活水；术是学的落实或运用，是手段、工具，是学的结晶。没有学，也即没有术。有了学，早晚必落实于术。只重术，虽也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某些成就，终究成不了大的局面。其道理很简单，没有学理支撑的术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经常问，为什么中国很少出创新人才这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我国目前的教育重术而不重学。其实中国人很聪明，但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我们很多学生可以在国际数学、物理学等竞赛中获奖，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此类竞赛主要的仍然是术，而不是学。
学与术的关系既如上所述，那么要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没有其他道路，即当务之急是在发展学问，而不应过度地倚重术。有了学必然也就会有术，其间的关系自是十分明确。如果径直从术入手，结果无非是：既无学，也无术，不学自然无术。不重学，其结果也就必然是中国永远不可能走上学术独立的道路。而学术独立的核心是学理的独立。只有在纯粹学理的研究上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才谈得上中国学术的独立，才谈得上综合国力的提升。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独立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所谓“礼乐之所兴，百年积德而后成”。如果我们没有做纯学理研究的思想倾向，而认为，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当下引进西方的术。这种思路只能导致我们跟着西方人亦步亦趋、人云亦云。
所以，我的看法是要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必须径直从基础学科入手。要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将学与术结合起来，从现在抓起，步步踏实地走下去，坚决反对急功近利，或许终有一日，我们的综合国力将会居于世界的首位。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