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世界文明国际论坛”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当代世界文明进程的新特征和文明研究的新进展”。来自德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韩国、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对当代世界文明进程的新特征，当代文明研究的新进展，文化战略、人文主义、现代性、全球性和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文明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在当代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我们今天生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过去把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分隔开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已大大缩小，相互影响和依存大为加强。目前，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剧烈震荡的影响尚未过去，某些地区的战争没有停息，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世界气候和环境问题十分尖锐突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贫困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等等，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友好合作共同应。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冲突的根源，还是互补的前提？不同的文明如何迎接机遇和应对挑战？是否有现成的规则来指导跨文化交际？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
世界历史上没有纯粹的“文明冲突”
1996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论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美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家赞赏他的理论，说它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此后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似乎也在证实其观点。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尤其在学界，一般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文明冲突”论漏洞百出，无法解释国际间的冲突，也不能解释单个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文明到底会不会自动走向冲突呢？
与会学者大多对此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光认为，纯粹的“文明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是不存在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不在于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无知、狭隘、偏见。尽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文化因素， 然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不公正是大多数冲突的本质原因。
也有学者从文化与文明的不同角度加以分析。他们认为，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文明与文化有不同的理解，但从时间上来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的产生，可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形成的；从空间上来看，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跨民族的，跨国界的；而广义的文化泛指全人类的文化，相对性的文化概念是指某一个民族或社群的文化。简单地说，各国、各民族乃至于各族群的文化会有差异，文明却不会有冲突。
亨廷顿一直被认为因袭了英国杰出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某些文明思想，而汤因比却并不是一个“冲突”论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姚介厚称，和亨廷顿相比，汤因比在文明理论上多有高出一筹之处。汤因比认为历史上不同文明间冲突与融合并存，但他更注重文明间融合有助于推进历史；他对处理当代世界各文明间的关系，则坚执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
哈特人的自我隔离
德国艾森文化研究所教授吕森认为，人文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主旨。西方的人文主义认为，人类的每个成员均具有相同的特征，人文主义认可每一个人的潜在的、可能的文化特质。
但是在人文主义之光的普照下，加拿大的哈特人却因得不到主流文明的理解、甚至遭遇歧视而自愿、主动、从心理上进行自我隔离。他们在封闭的环境里生存、繁衍，延续自己所珍视的文化传统。在加拿大政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30多年来，哈特人的自我隔离并没有减少，他们与大社会的融合几乎没有进展，当地儿童不能到公共学校接受教育。当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昺出现在哈特人面前时，当地人问他，“亚洲人是否黑头发？”王昺认为，这种全方位的隔离与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局限性不无关系。
吕森认为，在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教育在其形成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人类的个体成长，德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教育方式，那就是教化。教化比教育更为宽泛，它更是一种修身养性。虽然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哈特人为后代作出的种种决定是否体现了他们的真实意志，青少年哈特人没有能力选择，是否意味着权利的丧失？在尊重民族文化与注重普世价值之间，如何平衡，跨文化交流是否有现成的规则加以引导，这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有专家认为，哈特人的隔离是不对的。但文明越进步，是否表明人类越幸福？台湾东海大学教授魏元珪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越是追求更高尚、更精致的文明，越成为人类心灵上的负担，人类创造更多的文明，就创造了更多的支配与干涉。当今世界各国追求无止境的器文明，而社会道德沦丧、人性败坏，所有的发明将促使人类因缺德而利用，以致无数的人因而丧生，人类不得不为破坏生态和环境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发展的活力所在
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发展的活力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汝信认为，世界文明整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不同的文明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需要有经常的对话和交流，乃至相互吸收和交融。文明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自在和自我封闭的东西，他需要与外部世界交往，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接触‘交流和碰撞从外界不断获得营养，取得新的活力，换发新的生机，才能发展壮大。
开展文明间的对话，其前提是要承认各种文明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有其共通性，但由于各种文明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和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下创造的，因此又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在历史上每一种文明都有过他的辉煌时期和重大成就，都是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理应得到同样的尊重与承认，在文明间的对话中应该平等相待，互相宽容，绝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评判别的文明，甚至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
关于文明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驰认为，各国、各民族乃至于各族群的文化会有差异，文明却不会有冲突，真正的人类文明一定具有普适价值。马驰提出，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跨民族、跨国界的，偏重于物质和技术；而文化是指某一个民族或社群的文化，精神和规范。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文明却不同，其承载者是一个文明可能包含若干个民族或多个国家的地域，如西方文明，包括众多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包含多个文明，如在中国就包含着众多的文明样式。
中西文明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中西文明的差异性是冲突的基础？还是互补的前提？
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研究院院长黃俊傑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相对于希腊罗马传统与犹太基督宗教传统中的人文精神而言，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有其不同风貌，其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之可完美性”，相信人生而具有内在的善苗，只要善加培育就可以成圣成贤。这与犹太基督宗教的“原罪”或“人之堕落性”的信仰，构成鲜明的对比。但从全人类的立场和利益上看，二者也有共通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并不存在二元绝对对立的性质，西方文明中的所谓“普世价值”，文明的交流不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必将在相互交流中各自改变，只有在一种平和的心态支配下才能看到异质文明的长处。
文明的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何星亮表示，我们既要欣赏东方文明之美及其伟大贡献，也要欣赏西方文明之美及其历史价值；固步自封，不愿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必将落后于世界；而全盘否定传统，妄自菲薄，必将丧失自己的优秀传统，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中西文明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生共荣，并行发展。
（周悦 王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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