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整理选编了
会议主持人
杨海蛟：充分展示政治学的重大成就
中国政治学恢复30年来，无论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国际交流，还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我简单地举两个例子，就不难看出政治学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对于国家职能，过去一般都认为国家就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然而经过政治学理论界的讨论，形成的基本共识就是国家不仅有政治统治职能，还有社会管理职能。这一理论的贡献与意义在于：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再如“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国家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但治权是可以让渡的”。这一观点就是政治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政治学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上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许多丰富的成果，对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当今世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政治学者更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守护者、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者、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和担当者。（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授）
包心鉴：慎谈“中国模式”
在理论界，目前存在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两种认识。一种是非独立社会形态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只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的形式之一；再一种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论。
之所以主张少谈中国模式、慎谈中国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我们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邓小平同志的预测，这个初级阶段起码还有40年时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排在100名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金砖四国首脑会议上讲到，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们还有1亿多的贫困人口。无论是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模式。其二，所谓模式具有凝固性和复制性两个特征，否则不称其为模式。显然，我们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也不应该达到这个高度。其三，中国模式论产生的背景实际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实践诉求。国外有人炒中国模式，就是企图把中国推到一个所谓世界强国的位置，为“中国责任论”提供支持，把环境污染、地区不稳定等因素推到中国头上。
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需要很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一些同志将中央的某些临时性做法误解、曲解为中国模式。少谈、慎谈中国模式，总结我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才是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智选择。（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教授）
刘建军：中国正开启“社会主义道德化”转型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化”运动，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市场化逻辑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正面临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向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型。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道德化”的提法是不成立的，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道德化的，此处指的是市场化了的社会主义道德化。当然，第二次转型并不是对第一次转型的否定，恰恰相反，道德化转型既是对市场化转型的补充，又是保障市场化转型之成果、开发后续发展动力的基础所在。
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与民主化呈现出相互分离的趋向，民主化基本来自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从2007年一系列民生政策的推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市场化与道德化三者之间是相互嵌入的。民主化不仅来自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而且来自于农民、工人的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又来自于市场化，迫使他们向社会展示其压力，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抗争。因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化运动和道德化运动相互嵌入的阶段。根据波兰尼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发生是嵌入到地方共同体之中的，所以不可能产生单纯地追求利润的、背离共同体的经济，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了背离。因此，中国当前必须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把民主化、道德化重新嵌入到市场化之中。
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前提下，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从中国的两次转型来看，第一次转型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力；第二次转型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修复力。前者是与执政党的变革能力和适应能力相联系，后者则意味着确保中国的发展不会偏离传统的社会主义轨道，不会背弃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今日之中国正处于从市场化社会主义向道德化社会主义的转变阶段，而道德化又必然伴随着民主化运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民主成长相互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市场化、道德化、民主化三重面向的复合、交错与冲突。这三重面向的共存为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汪永成：发掘改革新动力，实现中国经验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渐进改革。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渐进改革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渐”越来越缓，“进”越来越慢，许多领域有“改”而无“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时有学者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观点。这个提法表明，中国改革的内在动力已经趋于衰减，需要通过外界来推动。实际上，加入WTO对改革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这之后，绝大多数的改革往往是由“危机”所促动的，例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提出和推进，就是与“非典”危机的爆发分不开的。总体而言，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实质性改革的进展都比较缓慢。大家经常谈到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预算体制改革等等，实质性的进展很少。例如，2008年3月，国务院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在山西省、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重庆市先期开展试点，但到目前为止，这几个省市的改革试点方案都没有出台的迹象。这其实就是目前中国改革所面临严重局面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渐进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改革创新的动力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局。中国经验也好，中国道路也好，中国模式也好，都必须要解决当前改革动力不足这个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开拓从下到上的动力渠道，让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的声音、老百姓的主张转化为政府的行动和政策。因此，要破解中国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出路在于政治，在于让民主来打破“政息人亡”的周期律，在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纳各个方面的改革主张，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才能形成改革创新的强大社会共识和内生动力。
除了向民主政治寻求改革的动力资源外，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专门的领域来进行综合的配套改革是推动改革创新继续深入的另一个关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往往是借其他领域的改革来推进政治领域的改革，如“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近年来则试图通过社会管理体制、政府机构改革、地方政府创新等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因此，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专门的改革领域来推进，强调改革的整体性，实行“地方政治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实现这一方案可以借鉴建立经济特区的经验，在特定的区域设立一个或几个“特别行政区”，综合推进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允许这些地方积极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具体方式、方法和实现机制。（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