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举行

2011年6月25日至26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与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台湾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在上海宝隆美爵酒店三楼荟信厅联合举办了大学高等研究院联席会议暨“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

本次论坛承接了弗莱堡大学世界高等研究院学术论坛“全球视角中的世界各国大学高等研究院：期待、挑战、新领域”的主题，延续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当下使命的理解，特别邀请了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资深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耶鲁大学哲学与国际事务学院涛慕思•教授做论坛基调发言，并汇集了来自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悉尼大学、东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四川大学、台湾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围绕“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的主题展开了深入对话与讨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对会议讨论进行了学术总评。《解放日报》、《东方早报》和《文汇报》、《社会科学报》等媒体代表也应邀参会。

6月25日上午8:30，论坛开幕式举行。开幕式由邓正来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和台湾国立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永茂教授发表了开幕致辞。

杨志刚处长指出，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理念，高等研究院的宗旨在于“鼓励和支持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基础研究——也就是那种在改变我们理解世界之方式的知识中做出推进的原创性（常常是纯理论的）思想”。复旦大学设置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一建制正是为了整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力量，引领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加强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度研究、深化对社会实践的介入能力。当今世界的变迁为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种种挑战，它需要在座专家和学者贡献自己的思想与智慧。

赵永茂院长在致辞中强调，中国的前辈不仅在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对人类社会有重要的贡献，在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方面也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当前，后工业时代的科技飞速发展、城市化等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旧有的规范、结构与制度，甚至人类的某些重要价值开始缺失。如何承袭前人的创造力，探求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新哲学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课题。赵永茂院长特别希望世界各地、以及两岸三地的学者能够更好地展开合作，共同批判、反思、建构当今社会新的发展方向。

开幕致辞结束后，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资深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教授为本次论坛做了基调发言。

在题为“当代社会的境遇：紧张与可能性”的发言中，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指出，正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帕森斯等社会思想家所描述的，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即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农业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基于神学统治秩序的社会向更加去人情化、以工业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基于科学和理性的社会的转化。许多现代社会思想家认为，伴随这一变迁的实现，很多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并非单纯的直线进程，在产生诸多有益影响的同时，也蕴含着大国中心主义、宗教冲突、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等问题与风险。面对这些问题与风险，后现代思想家们不仅没能提供有力的解释工具，也无法理解20世纪的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为何“有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亚历山大教授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非必然会生成良善的社会；同时，他反对那些片面的、忽视现代性自我纠正能力的批判理论。他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系列的内在矛盾与摩擦：（1）等级制度-官僚机制-保密性：当这三个特点成为一个国家的典型特征时，就会产生集权主义和独裁。然而社会运动、法治、大众传媒、社会批评以及民众对公开透明的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三大特点构成了限制；（2）商品化：资本市场的逻辑会造成商品化，现代社会中的去商品化力量、政府规范、消费革命反过来限制了商品化趋势；（3）文化工业化：商品化促使文化生产工业化，而高雅文化的繁荣、新型美学再生产形式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这一趋势；（4）疏离：现代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现代通讯方式的发展却又扩展了人类交流的时空范围；（5）他者化：同化过程忽视了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强调从属与遵从，而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则要求重视文化差异，文化多元主义也成为了融合的一种形式；（6）民族主义：现代社会中，尽管民族主义仍旧盛行，但是前所未有的跨国合地区合作也在兴起，现代社会正在经历更高层次的经济与交流全球化；（7）战争：1945年之后，地区冲突不断，军事研究与技术持续进步，同时新的反战的文化与机构力量也于20世纪兴起；（7）科学技术的破坏性：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核武器威胁、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同样依赖于科学技术本身；（8）自我面临的威胁：现代理论家认为自我应当克己、外向、自律、上进，后现代社会，培养善于表达的自我成为一项重要目标，心理治疗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机制。与此同时，生活周期的阶段也在增加，20世纪初的婴儿期、童年期和成年期的三阶段划分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

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与西方政治发展比较”的基调发言。他提出，政治发展主要指政治体制的创立与发展，其中，政治体制主要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机制三大类。

在三种政治体制中，中国只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这种国家是缺乏法治和民主问责机制的。中国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连年争战，统治者实施大范围征税、向社会招贤纳士；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汉代初期，建立了现代政府体制的雏形，儒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官僚体制的巩固与发展。然而，作为最重要的世界文明之一，中国却未曾发展出法治。这主要归根于中国没有一种超验的宗教能够作为法治的基础。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对于统治者往往不具备约束力。现代意义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由于能够在国土范围之内部署和调动强大的政府权威，对抗权威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受到极大限制，而高度自治的社会力量的缺乏使得正式的问责机制在中国社会未能得到发展。尽管中国的政治发展缺乏法治和正式问责机制的存在，但官僚机构的庞大规模与高度制度化、国土广阔、人口众多、社会风俗、以及儒家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等非正式的约束力量却也不能忽视。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紧张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中央政府往往无法有效监督和管制地方官员的行为。直到今天，这一问题在中国社会仍旧不容忽视。

欧洲的政治发展与中国社会迥然相异，三种政治体制都得以发展。其发展顺序为：从法治到现代国家，最后是正式的政治问责机制的出现。欧洲社会能够较早地发展出法治主要得益于天主教会组织的发展。而法治的发展限制了早期的欧洲统治者，使之无法发展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政体。欧洲社会正式政治问责机制的发展主要与国会、议会等旧时的封建机构的存在有关，统治者要采取增税等重要的经济、政治举措都要争得议会、国会等的同意。

比较中西政治体制，可以发现，一个是高度制度化、高度官僚化的权威体系，另一个则是受法律和民主问责机制监督和制衡的国家体系，哪一种体制更加优越？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出色地对经济进行调控，同时也经受着腐败、违法等问题的折磨。而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复杂的法治系统、选举体系及各种政治参与机制严重影响决策效率；并且，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的存在并不等于广泛的公民代表性。然而，正如阿马蒂亚•森 （ Amartya Sen）所指出的，政治参与是目的。人类自由不仅仅包括经济福利和良好的公共政策，还包括公民参与与公民意志的代表性。因此，尽管民主社会面临意见分化等问题，但其意识到了公民的尊严，赋予了公民权利，允许他们参与公共决策，这些都为民主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调发言结束后，杨志刚处长和邓正来院长代表复旦大学和高研院分别为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和弗朗西斯•福山教授颁发了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聘书。

6月26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耶鲁大学哲学与国际事务学院涛慕思•博格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普世价值的文明对话”和“世界主义与新的社会探究”的基调发言。

杜维明教授首先对中国的文化区域和文化圈做出了界定，主要涉及三个不同的场域：第一种文化区域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第二种区域包括海外华裔侨民；第三种，也是最富争议的一个定义，包括那些既非通过身份、也非通过婚姻而与中国产生联系的人，即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的外国人。

杜维明教授指出，自现代以降，西方启蒙运动所提供的现代价值，诸如理性、自由、权利意识、个人性以及法律正当程序等，都不足以使人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一个人可能有理性但无同情心，或者有权利意识而无责任心，有法律正当程序而无教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启蒙运动之外来寻求新的价值。

市场化使中国社会获益良多，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很多人开始对中国信心倍增。但是市场主义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宗教、教育等都可以被市场化。例如，中国传统历来非常重视教育，尤其是对于年青一代的教育。然而，工具理性主导之下的教育观并不必然引向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非常有害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植根于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亚洲价值应当被发掘，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和利用；同时，也要注意从印度、非洲和伊斯兰文明等其他文明中吸收养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好准备，与西方社会就一系列核心价值进行实质性的文明对话。

在题为“世界主义与新的社会探究”的主旨发言中，涛慕思• 博格教授提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指世界公民。具体而言，即那些能够理解、尊重外文化、游历广泛、能与其他社会公民进行良好互动的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同其他的“主义”一样，是一组类似的学术观点的集合。其核心原则并非经验性的，而是可以评价的、规范性的。对世界主义进行评估和描述的核心要点就在于对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根本利益和人权等都平等相待。

当前，世界主义的反对者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本团体和本民族的利益是行动的唯一指导原则，在制定超国家的制度安排时也不例外。民族主义观点通常会滋生经验主义或解释上的偏见，认为超国家的制度设置与个体生活无关或者影响甚小。在他们看来，地方和国家的因素才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重中之重。

新的社会探究是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旨在研究当前的超国家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全球基本需求的满足的，并对可行的超国家制度设置改革进行探索，以消除或力减全球巨大的基本需求赤字，进而对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性检验。

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样性影响，当前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认知倾向，即人们往往忽视稳定的环境因素所造成的重要影响，而去寻求相对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原因。世界主义者所进行的新的社会探究认定，全球化是导致分化和贫困持续存在的主要力量。他们认为，地区性因素只是导致贫困的部分原因，一些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如贸易和金融制度、过分纵容的环境政策、劳动环境标准上的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等等，也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博格教授对竞争/对抗性系统（competitive/adversarial systems）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系统的合理架构可以保障高效运行。而要做到合理的规范与架构，就必须使行为者在系统中所追求的回报与其行为的良好成效高度相关，同时也要合理设计系统的运行规则，在规则的执行过程中做到公正、透明。不容忽视的是，竞争和对抗性的系统存在着隐患。它能为一心追逐回报的人提供动机，使他们为一己私利而去影响、干扰系统规则的公正执行，从而使干扰系统规则以及限制竞争本身成为了行动者之间竞争的目的。由此，整个系统的效率大打折扣，资源被浪费在了“管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上，严重影响到系统所肩负的实现公正与繁荣等社会责任的实现程度。

系统的弊病，诸如“管制俘获”，与不平等有着密切关联。不平等能够强化优势群体施加不当影响的动机和机会，这在国际协议和组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对于不平等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基于性别、种族、宗教等的公开的不平等日益减小，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正是由于前者的减少，现代意义上的不平等往往被遮蔽起来。博格教授特别指出，要减轻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全球制度改革的理念不可或缺，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个人利益的保障。

本次大学高等研究院联席会议暨“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论坛共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过去、现在与未来”、“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新领域和挑战”、“在转型世界中发展华人人文社会科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全球化与转型世界中的全球治理”、“人文社会科学面对转变中的世界”、“大中华地区的欧洲问题研究：相互理解和学习过程”、“高研院国际合作应对转变中的世界”八场专题讨论。除了上述四位基调发言人外，裴宜理、赵永茂、朱云汉、郝雨凡、王国斌、沈国明、冯俊、沈丁立、刘康、葛兆光、贾伟明、王一燕、何成洲、宋新宁、戴炳然、石坚、苏宏达、陈志敏、丁纯、曹晋、周怡、Alison Betts, Michael R. Krätke, Takaho Ando, Renato Janine Ribeiro, Tom Dwyer, Peter Vale, Ulrich Stimming, Hermann Schwengel, Hyun Jin Kim, Thomas Berghuis, Duanfang Lu, Naohiro Shichijo, Keizo Takahashi, Cai Dapeng, Emil Kirchner, Kayo Yasuda, Sabine Dabringhaus, Olivier Bouin, Paulo Canelas de Castro, Uwe Wissenbach, Stephen Regan, Peter A. Wilderer, Wagner Costa Ribeiro , Werner Frick, 林崇诚、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顾肃、纳日碧力戈、刘清平、郭苏建、邓正来等六十余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博士担任了论坛同声翻译。

6月26日17:30，论坛闭幕式举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担任主持人，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对两天以来的热烈讨论进行了学术总结。

邓正来院长指出，经过两天的八场讨论，与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举办本次论坛的目的正是要通过互动开放出一些更为有意义的问题，并非为了获得一个明确的共识。

他总结到，讨论主要围绕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变化的世界”，第二个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邓教授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面对一个变化的世界，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不应停留于简单地说这个世界正在变化。他指出，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之后的世界是一个有世界观的世界，有主权制度、民族国家制度、法制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民主、法治等价值的支撑。全球化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旧有的知识、世界观、制度安排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新的世界。这个变化的世界的要害就在于：原有的世界并没有消失，而新的世界降临了。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如何来应对这样一个世界，现场的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观点：亚历山大教授从强文化的理论角度来讨论市民社会，博格教授讲到了世界主义，福山教授、杜维明教授从中西比较对话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裴宜理教授反思了教育系统，等等，这其中都包含了一种担忧和对现状的批评。从这些担忧、批评和反思的背后，也可以看到一种对既有的知识系统的自信，相信它能够为新世界提供相应的资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用这些知识建构价值、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同时，这些知识也同样在被反建构。如何来用这样一种知识应对新的世界？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通过本次的会议讨论，还可以发现，既有的知识系统无法解释中国的故事。邓教授认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整套知识系统，在根本上忽视了对人的“生存性智慧”的关照。生活并不是简单地靠既有的知识系统而存在的，我们还有“生存性智慧”，而这种智慧往往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他强调，当我们在面对中国和世界的转型的时代时，也要面对和反思已有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和理论范式。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对各位与会嘉宾、听众和大会的服务人员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大学高等研究院联席会议暨“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圆满结束。

(来源：复旦大学。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