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7日，为期两日的第三届文艺复兴思想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历史学院联合主办，是一次跨学科、多视角、有深度的学术盛会。本次会议邀请到了近30位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他们围绕“文艺复兴”这一主题，分别讨论了“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人文主义”、“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政治哲学”、“文艺复兴的新哲学”、“文艺复兴的政治学理论”以及“宗教改革”等六个分议题。
会议分为开幕致辞、主题发言、分议题发言、总结发言等环节，每场分议题发言结束后均留有讨论时间。组织方还在会议期间安排了三次茶歇，以便与会学者在轻松的氛围中增进交流。
10月7日上午8:30，会议在汇贤大厦C座401会议室正式开始。会议的召集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老师主持开幕式，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后滨教授，哲学院韩东晖教授分别致辞，他们在热烈欢迎与会学者的同时，期待本次会议能够产生思想争鸣，促进学术发展。
主题发言由会议召集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周施廷老师主持。会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周春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以及浙江大学朱振宇老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刘明翰教授就“欧洲文艺复兴的启示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做了主题发言，他历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复兴”学术领域内的重要成就，勉励后学在前人成果上突破创新。他认为，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14世纪以前在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领域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但14至16世纪以后，西方文明不断上升、拓展，而中华农业文明却在不进则退的人类历史大潮中日益衰落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和差距，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人的解放最终导致了生产力的解放。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但也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欧洲文艺复兴这动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只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才能早日实现。
周春生教授发言的主题是“悲凉的维多利亚人——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其人、其著及其文化史评述风格”。他分别围绕“一位在性倒错与诗人理想境界中挣扎的19世纪文人”、“历史研究等创作中的文化史评叙风格”以及“文化史个案评叙中的自我与他者”等三个方面对西蒙兹进行了整体性的评述。他指出，“我们要以欣赏与批评的双重目光，通过研讨西蒙兹的文化史创作成果来深入、完整地理解西方文化、社会。”
孟广林教授就“有关文艺复兴研究理路的思考”进行发言，条分缕析各种研究文艺复兴的理路，从多元的视角讲述了他理解的文艺复兴理论研究方法论。
朱振宇老师发言的主题是“‘但丁的世界帝国理念’及其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她通过“从‘上帝之城’到‘世界帝国’”、“《神曲》中的神圣帝国意象”以及“格利丰的寓意与但丁心中的世界历史”等三个方面指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世俗权威与神权之间向来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而但丁却是一个例外，他的“世界帝国”构想在古典政治哲学与基督教神义论之间把握住了微妙的平衡，将罗马与耶路撒冷合二为一，由此奠定了其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第一场分议题发言“从中世纪到现代”于下午2:30开始，由同济大学的孙帅老师主持，会上发言的由浙江大学朱振宇老师、中国人民大学雷思温老师以及四川大学孙洁硕士。
朱振宇老师就“弗朗齐斯嘉的‘高贵’与阿伽通爱的颂歌”做了发言，她通过“爱情与高贵的心灵”、“阿伽通模仿哲学与弗朗齐斯嘉的‘教养’”以及“但丁的昏厥与维吉尔的沉默”等三个方面，对《地狱篇》第5歌中女主角弗朗齐斯嘉的“爱的独白”与《会饮篇》中阿伽通的“爱的颂歌”进行了比较。她指出，《会饮篇》里苏格拉底对阿伽通进行了质疑，并指出爱欲高贵与否取决于爱的对象而非爱本身。而在《地狱篇》第5歌的语境中，维吉尔处在苏格拉底的位置上，但却未给予朝圣者及时的提醒。因此维吉尔并不像《会饮篇》中的苏格拉底，他是斯多亚主义道德律令的化身，他代表着对爱欲的压抑而非提升。
雷思温老师发言的主题是“从阿奎那到笛卡尔：受造物与上帝的因果关系简述”。他指出，上帝与受造物的因果关系的建立过程至少可以简略分为四个标志性的步骤：首先，阿奎那通过改造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类比学说建立了受造物与上帝的相似性；第二，司各特极大地削弱了形式因与范式因在受造物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上帝存在的证明中的作用，利用动力因吸纳并取代了范式因，并将目的因确立为爱；第三，奥卡姆将哲学真理与神学真理分离开来，否定了通过自然理性可以证明上帝是自然世界的第一制造因与目的因，并进一步提出自然世界无目的论的观念；第四，伴随这三步发展，笛卡尔追随奥卡姆等人的遗产，认为哲学与神学应该分离开来，他结合现代物理学将受造物与上帝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动力关系之上，并将目的因驱逐出人类所理解的自然世界
孙洁硕士的发言主题是“雅与俗之间：14—17世纪意大利戏剧发展探析”，她从“雅”与“俗”两个维度，按照时间顺序，从“14-15世纪：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戏剧的过渡”、“16世纪：戏剧艺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17世纪：歌剧的兴起”三个方面介绍了意大利戏剧的发展历程。她指出，由于戏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精英对于它的退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这个退出的过程很可能与再发现的过程相结合。整体来讲：14-17世纪，意大利戏剧就在这种雅与俗的边界中发展。
紧接着是第二场分议题发言，主题是“早期人文主义”，由四川大学梁中和教授主持，华侨大学花威老师、中国社科院张炜老师以及河南大学卢镇老师分别做了讲演。
华侨大学花威老师的发言主题是“彼特拉克、《秘密》与自我的治疗”，他从“《秘密》的写作处境”、“意愿、accidia与自我欺骗”、“劳拉、荣耀与爱的方向”以及“奥古斯丁的多重面相”等四个方面分析，试图论证，作为基督教作品的《秘密》并没有正确理解奥古斯丁神哲学，反而开始发展非奥古斯丁传统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以满足自我而非弃绝自我的方式来关心自我，实现了对自我的新式治疗。
中国社科院张炜老师就“印刷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进行发言，他从“英格兰本地人文主义印刷书的生产”、“人文主义印刷书的进口”以及“人文主义书籍的购买与收藏”等方面阐释了印刷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的关系。他指出，传播技术的变革是在与社会其他因素相互影响下才发挥其媒介社会功用的，其自身发展一方面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能够为社会变迁提供契机和可能性。但总体而言，媒介技术的变革是社会变迁的催化剂而非决定性要素。
河南大学卢镇老师就“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喀巴拉的建构及其影响”展开了发言，他从“基督教喀巴拉的源泉：犹太教喀巴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与喀巴拉的传播”、“主要的基督教喀巴拉学者与喀巴拉的基督教化”、“基督教喀巴拉的主要思想”以及“基督教喀巴拉的影响”等五个方面考察了基督教喀巴拉从其母体犹太教中脱离及其在文艺复兴中不断发展成熟的历史。他指出，基督教喀巴拉的建构显示出了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文化互动，为希伯来文化参与欧洲近代文明的创建提供了重要机遇。
经过了15分钟的茶歇后，第三场发言“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政治哲学”在同济大学徐卫翔老师的主持下开始，发言的学者依次是北京大学吴增定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陈文娟老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教授。
吴增定教授就“马基雅维利论人民”为主题展开发言，他说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位君主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历史上对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形象一直存在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马基雅维里对于人民本性的总体看法包含了两个看似对立的方面：他一方面批评人民的劣根性，另一方面又高度肯定了人民的政治作用。在葛兰西看来，马基雅维里的主要意图是将意大利从四分五裂的政治割据状态变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吴增定教授指出，葛兰西对于马基雅维里的看法尽管有过度解释之嫌，但也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发。
刘训练教授的发言主题是“马基雅维利的政体学说新探”。他从“古典遗产”、“概念分化”、“政体分类”三个角度对文本进行了解读。他先阐述了西方古典政体学说的基本内容，然后简要分析了“自由的生活方式”、“公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的生活方式”这三个马基雅维利经常提及的、对于优良政治生活的抽象目标。他还指出，马基雅维利在政体划分上采用了相对晚近的政体二分法，而弃绝了古典的三分法，并深入地讨论了其中的原因。
陈文娟老师的发言主题是“马基雅维利论荣耀”。她分别从“‘荣耀’的含义和三对范畴”、“如何获得‘荣耀’？”以及“‘荣耀’在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中的地位”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基雅维利有关“荣耀”的观点。她指出，在共和精神不存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倡导一种值得珍视的生活方式，一种代表着勇敢、荣誉、尊严、卓越、美德、骑士精神的君主制要素。不过，这种德能在同胞面前呈现为公民要表现卓越，在外交上呈现为共和国要征服。然而，力量和卓越能让人惊叹，却不能使人感动。而唯有道德的力量，才存有感动和温情。
聂敏里教授的发言主题是“现代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对《君主论》‘命运’章的一个哲学解释”。与《君主论》其他篇目紧密切合君主制等议题不同，《君主论》第25章更侧重纯粹的形而上学意义，而缺少任何实际的、具体的政治学的内涵。聂敏里教授通过解读《君主论》第25章文本，试图探究马基雅维利的写作意图。他指出，马基雅维利书阐述的命运以及面对命运的符合时代特性的积极的行动，是现代政治的形而上学的基础。而就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的真正隐秘的主角不外乎是这二者而言，它也就构成了对现代政治的形而上学的奠基。我们只有深入到这个主题之中，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君主论》，同时也深刻地理解现代政治学。
10月18日上午8:00，第四场发言“文艺复兴的新哲学”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开始，主持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雷思温老师。参与发言的依次是中国人民大学陈广辉硕士、四川大学梁中和老师、扬州大学杨晔老师。
陈广辉硕士的发言主题是“浅析皮科的自然魔法与自然的关系”。他从“自然魔法”、“中世纪的自然观”以及“皮科的自然观：继承与革命”等三个方面入手，试图通过梳理皮科关于自然魔法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表明皮科对于中世纪“自然奇迹”观点的继承，另一方面表明皮科在此基础上对“自然的亲和性”和“人的自然”所作的革命性阐释，由此说明，虽然皮科的自然魔法是走向神学的“初级阶段”，但是这种走向神学的逻辑却与中世纪的神学逻辑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梁中和老师发表了以“什么样的人最智慧——斐奇诺论苏格拉底”为主题的发言。他把视线集中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斐奇诺笔下的苏格拉底，概况出斐奇诺塑造苏格拉底形象的时候具有四个总体的特点：第一，他并不严格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第二，斐奇诺给苏格拉底贴上的最大的一个标签是：“最智慧的人”；第三，斐奇诺在苏格拉底之死上并不跟随他；第四，他运用苏格拉底式的爱教育青年，关怀大众，不因为做学问而忽视老师的职责。然后，他通过对“苏格拉底式的理智与无知”、“道德行动与爱的哲学教育”以及“经由苏格拉底回归上帝”等方面的阐述，着重介绍了斐奇诺在后三个方面的理论工作。
杨晔老师的发言主题是“彭波那齐的宇宙观”。通过对“对彭波那齐思想研究的三种观点和我的研究方法”、“彭波那齐的宇宙观”、“上帝作为动力因”以及“彭波那齐的上帝概念”等方面的阐述，她指出，作为一个位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之间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彭波那齐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思想。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承和阐释方式，也许对我们对于自己传统下经典的解读和阐释，有些启发和激励。
第五场发言主题是“文艺复兴的政治学理论”，由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教授主持，贵州大学朱兵老师、上海师范大学郭琳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杨盛翔老师依次发言。
朱兵老师发表了以“为君主制申辩：布朗多里尼的《共和国与君主国之比较》”为主题的发言。他指出，《共和国与君主国之比较》一书特点是其具有过渡性，此书同时特别强调按照古典和基督教传统而来的君主所应具有的德性，具有古典主义和中世纪经院主义的混合色彩，书中既广泛引用古典思想家的言说，又具有“君王宝鉴”式的中世纪痕迹，很难对两者进行泾渭分明地剥离。简而言之，此著对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有裨益的。
郭琳博士的发言主题是“德性政治：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自由观的基石”为主题的发言。“德性政治：人文主义者政治思考的核心”、“‘德性政治’决定自上而下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以及“‘德性政治’决定由内而外扩张征服的合法性”等方面阐释了“德性政治”。他指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独特的自由观至少给予当代政治两点启示，一则值得肯定人文主义者崇德、重德、立德之说不失为改善社会风气的丹药良方；再则必须警惕在德性名义下的精英主义与大国轴心。
杨盛翔老师发言的主题是 “钝化的民主利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抽选制”。他从“原先的选举制”、“从选举到抽选”、“抽选制的腐化”、“美第奇控制下的抽选”、“萨沃纳罗拉时代的抽选-选举双重体系”以及“有关抽选制的争议”等六个方面说明了抽选制。他认为，抽选也许代表了民主理念下对于公平最彻底的诉求，良好的抽选制被认为是卫护民主的利器，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抽选发展史也向我们证明了该制度的软肋。
经过15 分钟的茶歇之后，第六场发言“宗教改革”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华中科技大学林纯洁老师、同济大学孙帅老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何涛老师等依次发言。
林纯洁老师围绕“从末世到创世：马丁·路德两个王国理论的变迁”的主题发言。她认为马丁·路德继承了奥古斯丁的两座城理论，发展出两个王国理论，初期认为两个对立王国基础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治理，后来转变为超越了二元对立、转而进行合作创世的两种治理思想，天职的作用从与魔鬼斗争到末世转变为与上帝合作创世，因此，路德神学的重点从末世论转变为创世论，反映了路德从出世到入世越来越积极的尘世伦理。
孙帅老师发言主题是“秩序与焦虑：浅析加尔文的神意学说”。他认为，秩序重心从存在到治理的根本转变，以及与此同时对个体良知的现代诉求，是加尔文的焦虑机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若要真正澄清这个问题，无疑需要对加尔文神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为了探究这一问题，他主要围绕《基督教要义》中的“神意”概念，通过简单对勘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说明这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大全式著作对这一关键问题的不同处理，以及加尔文对中世纪神学尤其托马斯传统的决定性突破。
何涛老师发言的主题是“新教政教关系思想比较论纲”。他通过“无形教会与无对抗力量的神授权力：路德”、“退出或摧毁：再洗礼派的两极政治”以及“政府与教会的一致性：加尔文”等方面的论述，提出加尔文教会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一致性是根源于一种独特的个人主义：此世化的神学个人主义。加尔文的预定论造就的那种独特的个体信徒，为了成圣的目的而转化此世的人类组织。教会与世俗政府，都是以这种个体信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也是为了他而服务，同时又接受他的评断是否需要进行改造和转化。信徒个人既是教会与政府与最初组成要素，也是它们的逻辑起点，还是进行改造和转化的动力的之源。
六场分议题发言全部结束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吴功青老师发表主题为“意义与方法——文艺复兴哲学的观念论反思”的总结发言。吴功青老师就“西方文艺复兴哲学研究钩沉”、“文艺复兴哲学与西方哲学”、“文艺复兴与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文艺复兴哲学的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阐释了他对文艺复兴哲学观念论的反思。他认为，研究文艺复兴哲学要“以文献为基础”，注重文本以及理论自身的内在构造和发展线索；其次，要“以哲学史和思想史为整体视野”，一方面注意文艺复兴哲学对中世纪哲学的继承与断裂，一方面注意文艺复兴哲学至现代哲学的历史衍变。同时，还要注重“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他提出，“既然文艺复兴就是一个人类精神整体迸发的时代，我们就需要从不同学科的研究出发，相互交流，促进合作，以哲学为导向、以历史为基础、以文学和艺术为先锋，努力拼凑出作为一个整体的文艺复兴图景，进而一步步地推进汉语学界的文艺复兴研究。”
本次会议筹备精细，不仅为与会学者提供了食宿服务，还在会前编印了会议论文集，以方便学者之间交流讨论。
两日雅集转瞬即逝，与会学者聚而复散，然而会间在思想碰撞下凝聚的人文思想与学术精神不散。我们衷心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邀请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到人大共襄此盛会！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