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0-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联合主办，上海社科院中马所“文明比较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组承办的第三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本届论坛以“中国道路：政党、人民与法治”为主题。24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主持，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研究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崔唯航研究员致辞。他们在致辞中强调：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很大程度上都在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思想、学术与观点，这当然是必备的过程，但理论研究还是需要对中国的实践、时代涌现出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予以回应。
在主旨演讲阶段，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认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从以往那种全能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分”出了四个相对独立、充满自身活力、可以承担治理责任的制度性元素——执政党、政权机构、市场、社会——已经从根本上变革了全能型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在重新整合成为新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具有现代国家治理的特点。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的演讲探讨了法治建设对党的领导和党群关系的影响。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从党群关系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反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第二，法治建设离不开法学教育，但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专业法律人才，还要培养党的干部，具体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还有待探讨；第三，法律本质上是工具性的社会管理方面的制度，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有待中国化，必须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相结合的法学问题研究，允许热烈争鸣，这样才可能在理论上发展出对中国道路的新解释
在专题讨论阶段，本届论坛聚焦“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道路”、“人民当家作主与中国政治道路”、“现代政治中的核心概念辨析与重大问题探讨”三个主题，进行了分场讨论。
在第一个主题讨论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吴新文研究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建立在“四重合法性的”基础上，即文明合法性、革命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理想合法性。如何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兼顾并不断彰显这四重合法性，是对党的领导意志、领导能力和领导技艺的真正考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赵义良指出，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主要有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种维度，但在探索党的执政规律过程中，需要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倾向，提出党执政的阐释框架，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加强相关研究的时代性、对比性以及前瞻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姜佑福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一方面众所周知，另一方面误解丛生，是“熟知非真知”的最好例证，亟需从理论内涵和实践效果上做出深入研究与辨析。法治中国建设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既可能表现为主观意志与客观规范之间的矛盾，也可能表现为立法本意与抽象条文之间的矛盾。维护法治的尊严，并不简单等同于维护抽象法条的尊严，更重要的是维护法治精神背后的伦理精神和社会理想的尊严。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认为，法治需要德性基础，否则其自身是无法进行良性运转的。没有任何一个由诸法条构成的抽象系统能够做到去预先“框定”日常世界的所有实践性状况，这便直接使法官的个人性判断成为司法实践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恰恰是法官所承担的这种个人性的司法判断，成为了现代社会司法腐败的一个结构性源头。德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须在司法操作中扮演一种根本性的作用。
云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蒋红教授谈到，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中西政治文化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虽然中西方在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设计上存在着根本差异，但“善治”已经成为了共同的政治治理诉求。基于这种诉求，需要对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一是在弘扬法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加强对立法者的道德水准的规范和要求。二是通过公共政治文化的营造，提高社会公众的道德文明水准。三是尽最大努力打击和消除司法腐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冯莉认为，中国政治中的德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它和法治一起，往往被统治者视为治国的核心原则。其内在依据是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而在当代，全面推行以德治国，并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第二个主题讨论围绕“人民民主的制度表达与话语建构”、“ 人民 概念的历史考辨与现实应对”展开。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认为，中国提出并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层面的人类生活及其所呈现的重大问题所具有的基本特点的深刻揭示，也是对全球层面的人类生活所面临的重大危机的针对性解决，更是对全球正义理论的前提性批判和系统性升级。它反映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和扬弃，以及对全球问题的独辟蹊径的思考，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是基于事实本身。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罗骞教授指出，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要有意义，根本就在于实践基础上重新定义政治，尤其是改写西方近代以来基本的政治观念，重新在一种立足于实践的社会历史存在论视域中规定政治的内涵、使命、特征和思考框架。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创新，其实很多问题马克思主义早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但随着过去近40年西方话语的影响，一些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能够看得非常明白的事情，反而变得云遮雾罩，似是而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于凯教授指出，从中国道路的历史内涵及其总体进程看，“人民主体性”的构建，在推进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在当前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社会实践中，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生产实践理论”的交互作用分析出发，重新审视全球化趋势下现代生产体系中劳动者的分工协作关系，以劳动主体的参与度为标准，科学定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人民”范畴，对中国道路最终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个主题讨论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意蕴”展开。
清华大学哲学系夏莹副教授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关键原因之一恰恰在于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的基本规定正在消失。然而，在既有的关于无产阶级理论的研究中，似乎过多关注了这一理论自身是如何展开的，而没有转而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发现了”无产阶级？其中所内含的方法论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究竟该如何看待无产阶级的基本界定以及其历史任务。她认为，马克思采用了现象学式的本质的方式来完成了对无产阶级的发现。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张守奎副教授指出，“和解”现代性政治的分裂关系，始终是黑格尔思想的核心议题。黑格尔以代表普遍性的伦理实体性的“国家”理念，去调节和规范重在实现个体利益的市民社会。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国家”并不具有它原本企求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其长子继承权实际上不过是私有财产的最高级形式，即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因此，就本质而言，黑格尔的现代性政治和解方案实际上并不成功。现代性之分裂的真正和解之道，只能诉诸以扬弃“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变革，即实现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肖鹏在发言中谈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具体研究展示了一副宏大的现实画卷，它揭示了历史道路理论的三重具体架构：从现代社会之主题上看，是“劳动-资本”的既对抗又共谋的辩证结构；从历史道路之横向上看，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共时性结构；从历史道路之纵向上看，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时性结构。
论坛闭幕式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教授认为，目前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多牵扯到法、道德、政治、国家治理等概念，这些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以及在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都有探讨。如果要讨论中国今天的法治建设、道德建设、国家治理的建设、政治建设等问题，我们究竟取道德的观点还是伦理的观点，究竟取主观意识的观点还是社会现实的观点，这是重要的理论分界线。从总体上讲，必须把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道德建设、国家治理建设和政治建设的讨论立足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上，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思想立场。换句话说，只有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才能真正谈论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而不仅仅从属于主观意识的观点。
（来源: 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