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5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科技伦理学学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观文”科史哲讲座第7讲在哲学所930会议室成功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研究员、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妍主讲《中新两国中医建制化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马建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科夫与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雷环捷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的十多位学者师生共同参加。

讲座伊始，主讲人通过两国中医现行体制差别的举例和中医史研究成果的回顾引出所欲讨论的主题，申明工作重点在于分析新加坡个案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比较研究。新加坡中医建制化的历程贯穿于约从1867年到2000年的近一个半世纪，其中的行动者主要由各时期的政府和民间专业组织两方组成。正是在医学与社会情境的互动过程中，新加坡中医最终实现本土化和现代化。从政府一方看，可分为英殖民早期（1867-1942）、日本占据时期（1942-1945）、英殖民后期及自治期（1946-1964）、新加坡共和国时期（1965-1993）等不同阶段。而1994年设立传统中医药委员会之后，新加坡中医的建制化由民间专业组织加速进行，并不断与政府协商。从民间专业组织一方看，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但是在2000年中医立法前已经构建起涵盖行业监管、临床、教学和研究四位一体的自足结构。

追溯新加坡中医建制化历程富有多重意义，有助于推进殖民医学史研究、海外华人研究和医学社会史研究。对于殖民医学史研究而言，新加坡中医呈现为一种受殖民权力、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形塑的中医，包含殖民的影响、殖民与后殖民现代国家的关联等值得深挖的内容，反过来也折射出殖民主义的复杂性，并可与香港、印度等亚洲的前英殖民地区的传统医学进行对比。对于海外华人研究而言，新加坡中医的发展史是海外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之体现，充分反映出华人制度和文化在海外的延续与变异，以及跨国专业网络的时间性、政治性、多样性。对于医学社会史研究而言，新加坡中医在制度、学理和实践上等层面的特征共同构成极具特色的新加坡现代性，其多元性和特殊性为我们绘制出东亚现代性的复杂图景。

在主讲人发言后的评议和问答环节中，在场师生积极提问，纷纷发表各自观点见解，大家聚焦一系列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充分的研讨交流。评议人和在场师生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有中新两国中医建制化的异同、何为科学以及为何追求建制化、不同学科从事海外华人研究的路径差异等。最后，主持人对此次讲座进行总结，感谢主讲人生动厚实的报告和两位评议人精彩到位的点评，也期待未来仍依托“观文”科史哲讲座这个具有持续性的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分享科技哲学和科技史的最新研究，促进科技与哲学、科技与人文的学科交叉融合。

（供稿人：雷环捷）

主讲人

杨  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主讲人简介】

杨妍，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员，新国大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兴趣为海外华人史、东南亚中医史、中医与马来医学的互动和对比。曾获新国大校长奖学金、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学术新星奖、李光耀金牌、陈嘉庚金牌、李氏基金金牌等，在中英文专书及期刊上发表关于新加坡中医社会史、新加坡华人银行史论文十余篇。

【内容简介】

新加坡中医的建制过程和特征，与近当代中国的发展截然不同。中医作为华人移民之惯习，如何适应英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的现代国家？中国崛起的新国际秩序和替代医疗的兴起如何影响海外中医？本讲从发挥由下至上作用的民间专业组织，以及推行由上往下管理的当地政府这两个行动者出发，将新加坡中医的现代化与中国对比，回应东亚现代化和多样现代性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