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异军突起，对原有的科学形象产生了极大冲击。凭借经验描述和案例研究，科学论有力地揭示了科学的情境性、社会性、异质性和建构性。与此同时，它所持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立场因为过于激进，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其中，一个核心议题是建构性与实在性的关系。许多人指出，即便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在认识论层面能够自圆其说，一旦涉及存在论它将陷入荒谬境地：凭借社会文化要素怎么可能构造出实实在在的原子、电子或DNA呢？难道可以无中生有吗？换言之，批评者指出，我们可以建构出关于原子的观念和知识，但绝不可能建构原子本身，后者作为科学对象是实在的、客观的、被给定的。这一历史悠久的实在论传统尽管有着广泛受众，却无法对现实的科学实践做出恰如其分的说明。毕竟，诸如DNA、中微子等等离开昂贵的实验仪器和组织严密的实验室既不可能被认识，甚至也不能确定它们是存在的。那么，在社会建构论与科学实在论之外，能否构想出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承认对象的实在性，是否必然拒绝建构性？X是建构的，这一定意味着它不可能实在吗？借助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实像主义(factishism)，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何谓实像主义？
众所周知，伴随着现代性的兴起，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分裂：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事实/价值、自由/必然等等。人们认为，事实是被给定的，自然法则的运行独立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而一切价值都是自由主体的赋予。在现代人眼里，所有前现代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偶像论(fetishism)色彩。所谓偶像论就是不恰当地将偶像(fetish)视为事实(fact)，将人自己的构造物当作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外部力量，比如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反之，现代社会是反偶像论(anti-fetishism)的。所谓反偶像论或偶像破坏论(iconoclasm)就是严格区分偶像与事实、自由与必然、主观与客观，并证明偶像的所有意义、价值和力量均来自人本身。在此，至关重要的是偶像与事实这两个概念。当你没有能力区分偶像与事实，错把偶像看作客观事实时，你就是偶像论者。相反，当你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并将主观信念从客观性中剔除出去的时候，你就是反偶像论者。正是凭借这一区分，启蒙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对前现代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力图粉碎一切原始的、超自然的偶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实在论是偶像破坏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坚称决不可混淆事实与关于事实的信念：信念可以是建构的、主观的、甚至任意的，但事实之为事实是客观的、实在的。
在拉图尔看来，运用偶像论完全不能说明前现代人的实践，运用反偶像论同样也不能说明现代人的实践。于是，他引入了“实像”(factish)，试图将事实与偶像视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从字面上看，factish是fact与fetish的结合。据考证，fetish与fact有着相同的词根，两者兼具构造与非构造双重含义。①现代之后，它们发生了分裂，甚至成了反义词：“‘fact’这个词看起来指的是外部实在，‘fetish’这个词看起来指的是主体的愚蠢信念。在拉丁文起源中，两者都掩盖了密集的建构活动，后者同时说明了事实的真相与心灵的真相”。②拉图尔宣称，我们不应纠缠于偶像/事实、主观性/客观性的对峙，因为它们只是建构活动的结果，绝不是据以理解该活动的出发点。
为了能够将建构过程展示出来，必须采取不同于社会建构论和科学实在论的策略：“不要去相信沉迷于白日梦的心理主体的胡言乱语，也不要相信冷冰冰的、非历史的对象——似乎它们是从天堂掉到实验室的。而且，也不要去相信朴素的信念。为了综合这两种辞源，我们将给稳固的确定性(robust certainty)贴上factish这个标签，这种确定性使得实践流动起来，同时实践者从不相信建构与实在、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存在差别。”③这条以建构过程为侧重点、同时拒绝对其做在先预设的路线，可以称之为“实像主义”。通常，社会建构论诉诸在先的社会要素对科学实践过程进行说明，而科学实在论将科学实践看作对客观实在的表象。它们均不恰当地对建构实践过程做了先天的规定。实像主义意味着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正因为是建构的，所以才如此实在，如此具有自主性，如此独立于我们的劳动……在明白‘建构’与‘实在’是同义词之前，我们会误将实像看作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建构论，而不是看作对有关建构的整个理论的修正。”④
二、建构与实在
乍一看，实像主义将实在与建构统一起来的做法显得颇为怪异，甚至是反常识的。通常认为，如果X是建构的，就不可能是实在的；如果X是实在的，就毫无建构性可言。围绕建构与实在，科学哲学家们在论战中耗费了太多的笔墨。那么，实像主义的学理基础是什么？它凭什么能够将实在与建构当作同义词？拉图尔所谓的建构与社会建构论究竟有何不同？
这些问题应该到“哥白尼式的反革命”中寻找答案。⑤这一举措显然是针对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拉图尔看来，不管是前康德式的以对象为中心的哲学，还是康德式的以主体为中心的哲学，都不足以对科学实践的建构过程提供恰当的说明：“不能用社会(或者主体、精神、大脑……)来解释科学实践，当然也不能用自然，因为两者都是科学技术制造实践的结果。”⑥为此，拉图尔号召发动一场“哥白尼式的反革命”。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是对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反动，即放弃让客体围绕主体转的路线；另一方面，既然它是“哥白尼式的”，便意味着哲学参照系将再次发生转移。哲学既不应围绕客体转，也不应围绕主体转，而必须聚焦于主体与客体的居间地带，并从中间解释两端。该地带被称作“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它指称的是异质性能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实像主义所说的建构与社会建构论区别何在。本质上说，社会建构论是社会学化的康德主义：与康德一样，社会建构论主张客体应当围绕主体转，因而紧密追随“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康德不同，社会建构论认为哲学的终极基础不是“我思”而是“社会”，为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奠基的不是范畴之类的主体性根据，而是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学根据。根据哥白尼式的反革命，“建构”绝不是主体或社会共同体的专利，它表现为处于“中间王国”的异质性能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建构是世界的自我生成和自我构造，而不是主体对世界的观念性构造或实践性构造。这样，原本分裂的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与被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被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此举也避免了科学实在论的客观主义取向。根据实像主义，实在绝不是有待表象和认识的客观对象。通常，对于科学实践，人们过于草率地采取事后解释。当某一科学事实经由科学共同体的不懈努力被确立为事实之后，科学哲学家们方介入其中，反过来将事实当作科学实践追求的初始目标。殊不知，离开科学实践的复杂建构，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实在何以是实在的。从这个角度看，实在绝没有超越建构，并非外在于科学实践。相反，它恰恰是建构的结果，对象的实在性作为超越性奠基于科学实践的内在性。
对于实像主义，拉图尔的概括堪称精辟：“越建构，越实在”。⑦一方面，建构不再是社会建构，它被视为存在者之间的相互构造；另一方面，实在也不是超越科学实践的范畴，它内在于建构过程。如此看来，建构与实在绝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相反，只有诉诸建构，才能理解实在。只有置身于内在性，才能理解超越性。这就是实像主义的主旨。
三、中微子的矛盾存在模式
以上论述难免有抽象之嫌，让我们借助于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对中微子的分析来具体展现实像主义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核物理学发生了一场危机。在B衰变过程中，有一部分能量消失了，能量守恒定律陷入困境。为了挽救能量守恒，泡利在1930年大胆假设B衰变过程中存在一种尚无法探测的中性粒子，正是它带走了这部分能量。这种粒子后来被称作中微子。然而，中微子极难探测，它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极弱，穿透力极强，所以又被称作“鬼粒子”。直到1956年，莱因斯和柯温才利用核反应堆β衰变探测到中微子，前者因此获得199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斯唐热看来，中微子代表了一种“矛盾的存在模式”(paradoxical mode of existence)。一方面，探测中微子需要借助于大量的精密仪器，要参照其他已知粒子。而且，探测活动本身与技术、数学、制度和文化史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早在探测仪器出现以前，科学家们就已经假设中微子是存在的。然而，一旦探测手段趋于成熟并实际探测到中微子，它便具有了实在性的一切特征，后者使得中微子能够完全独立于探测装置和实验活动而存在。对此，斯唐热说道：“中微子是同时且密不可分地‘自在存在’(in itself)与‘为我们存在’(for us)”，“这种看似矛盾的存在模式……实际上是实验活动的唯一目标，它的成功尺度在于制造实像的能力，后者既是有时间的，又是超历史的”。⑧
中微子的“矛盾存在模式”真的矛盾吗？难道物理学能够建构出非建构的科学实在？一方面，倘若没有复杂的实验设备和实验安排，倘若科学家不付出艰苦的劳动，是无法探测到中微子的。对此，哈金(Ian Hacking)曾称其为“现象的创造”(creation of phenomena)。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微子是“为我们存在”。离开复杂的实验室实践以及数不清的异质性要素，中微子既无法认识，更不可能确认它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一旦探测到，一旦相关的实验和理论证据足够充分，科学家们便能够声称中微子是“自在存在”的。它们变成了世界的基本成分，且独立于人类认识进程。这两个方面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只要你不将中微子的实在性误认为是超越科学实践和建构进程的超验实在性。从辞源上看，所谓实在意味着“抵抗”。⑩抵抗什么？一切现实的解构：批判、证伪、反证、怀疑等等。在斯唐热看来，实像自身包含着抵抗解构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建构活动，它使得实像能够抵抗解构，从而呈现出“自在存在”的外表：“中微子、原子或DNA可以声称它们独立于建构者而‘存在’；它们已经克服了如下证据，即它们仅仅是可能背叛作者的虚构(fiction)”。(11)
于是，我们面临的选择不再是建构抑或实在，而是好的建构与坏的建构。一方面，科学之为科学的独特性不在于它如其所示地认识外部世界，而在于它的建构和聚集是强有力的。“正因为科学家的工作以及良好的工作，事实才是自主的，独立于(科学家)自己的行动。”(12)另一方面，既然实在性建立在建构性之上，那么没有任何先天的根据可以确保实在永远实在，它总是面临着退化为虚构的风险。“一旦中微子、原子或DNA离开特定的场所、实验室网络……一旦它们被纳入到拆解存在、发明与证据的陈述中，它们的意义就可能发生变化，变成所谓‘科学意见’的矢量。”(13)对此，斯唐热称为“药理学不稳定性”(pharmacological instability)。
四、真理的相对性与相对性的真理
既然如此，建构与实在为何看起来势不两立？在现实的科学实践中，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无所不在：对象的形态是模糊的，仪器是不稳定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等等。只有经过不懈的努力，包括反复实验、改进设备、调整研究方法，某一事实最终才能被确立起来。一旦获得成功，科学家们便回过头去，对此前的实践进程做辉格式重构，宣称自己的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了发现和认识该事实罢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式编纂学，莱因伯格(Hans-J
实像主义代表着一种既非普遍主义、又非相对主义的态度。对于传统的真理、实在等宏大概念，激进主义者常常用相对主义予以反击：真理是相对的，科学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罢了。他们没有看到，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外还有其他选择，斯唐热将其形象化为“非相对主义的智者”(nonrelativist sophists)。普罗泰戈拉曾经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非相对主义的智者则做出如下限定：尽管如此，并非一切尺度都是均等的。非相对主义的智者既反对超验真理，也反对真理的相对性(relativity of truth)，而坚持相对性的真理(truth of the relative)。(15)所谓“相对性的真理”意味着，尽管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有些相对却能够凭借各种力量来确立自己的真理性，从而与其他相对区别开来。或者说，尽管一切都是建构的，但有些建构却足够有力，以至于能够获得实在性地位，从而与随意的虚构区别开来。实像主义坚持相对性的真理：实在尽管是建构的，但却是一种独特的建构，它将自身建构为非建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图尔将fact和fetish综合起来是颇有理据的：一方面，实像保留了fetish的构造意义，但剔除了其任意性和主观性；另一方面，它保留了fact的客观意义，但剔除了其超越属性。
【注释】
①④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72, p. 275.
②③Bruno Latour, On the Cult of the Factish Gods, trans. Catherine Porter and Heather Macle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 pp. 21-22.
⑤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Catherine Porter, Harvester, 1993, pp. 76-79.
⑥Bruno Latour, "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ed. Mario Biagioli, Routledge, 1999, p. 283.
⑦(12)Bruno Latour, "The Promises of Constructivism", in Chasing Technoscience, eds. Don Ihde and Evan Selinger,
⑧(11)(13)(15)Isabelle Stengers, Cosmopolitics I, trans. Robert Bononn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 22, p. 31, p. 31, p. 11.
⑨Ian Hakc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 13.
⑩拉图尔：《科学在行动》，刘文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156页。
(14)Hans-Joerg Rheinberger, "Experimental Systems", in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ed. Mario Biagioli, Routledge, 1999, p. 425.
（原载《哲学动态》2013年09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