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艺报》社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1月19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来自《文艺报》社、全国部分高等院校、出版社、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马景仑副院长代表大会主办方致开幕词，介绍了文学院文艺学科的传统与学术特色，并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进一步拓展美学的研究领域，为当下的美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会议以“政治美学”为核心，旨在对与文艺的生存与发展中一些较有现实性的话题进行美学解析，试图探求政治与文艺发生关系的最为深刻与隐微的层面，从而在文艺的外部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会上，与会者就“政治美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文艺学的走向等话题展开了交流。
对于生活审美化的研究，是当下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正如德国学者韦尔施所说：“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随之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美学对人类其他生活领域的关注不仅是现时代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美学实践品格得以完满实现的重要途径。
“政治美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被提出、研究并被学界予以充分关注的新兴课题。作为形容词性的一般用语，“政治美学”的概念并非无人提及，但却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具有确定性的概念提出，并予以学理上的论证和深入研究。南京师范大学青年学者骆冬青认为，应当将“政治美学”作为一个“中性”的学术概念，研究政治生活中审美思维的存在方式和运作奥秘。此次研讨会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而细致的探讨。
骆冬青将“政治美学”的研究比作一次“冒险”：由于对政治强暴美学的惨痛记忆，两者的并列很容易引起心理上的不适。但作为一种学术讨论，我们要剥离掉历史及现实因素涂抹其上的情感色彩，拂去笼罩其上的偏见与蔑视，真正以学术的眼光来审视它。骆冬青首先从中西政治哲学史与美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哲学等五个方面的学术资源中汲取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分别从历史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论述了“政治美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范畴的内在依据。他认为，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而在中西美学思想中则都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在各种理论中都可以发现其中蕴涵着的政治意识。但是，“政治美学”旨在探究在政治生活本身中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他从人类生存的角度，对两者相互沟通的隐秘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在政治的诸多领域中都体现出审美的精神，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在在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
关于“政治美学”的学术资源。南京大学周宪教授认为，从西方美学的层面看，美学与政治彼此渗透，这一现象无疑值得关注。我们应当重点讨论两种倾向：政治审美化和审美政治化，其中，把政治审美化是十分危险的；政治亦有“制度的政治”和“个人的政治”之分，文学应当警惕落入为政治做宣传的“工具性”附庸地位；学术研究带有个人性，这本身就体现着“个人的政治”；在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力逐渐减退的时代，更应该提倡通过个人的研究、创作来实现政治关怀；此外，在“政治美学”的研究中不宜过于夸大美学对政治的作用，在诗性文化和科学理性之间，中国目前更需提倡后者。
安徽大学顾祖钊教授认为，马克思就是从人类审美理想、结构来研究美学的；“小人物也可以思考大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骆冬青的“政治美学”研究值得赞许；政治在“个人的政治”、“制度的政治”之外尚有“理想的政治”；有鉴于现实层面政治的复杂性，“政治美学”可以建构在“理想化的政治”基础上研究；以审美理想来评价生活，其中包括对人自身的建构、社会制度的理想，这样就将政治落实到艺术中去了；历代知识分子对理想化政治的追求，表现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康有为的《大同书》，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中，这些都是政治美学应该汲取的重要资源。评论家丁东不同意政治美学中的“政治”应该是“理想化政治”的说法。他认为，对古代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都可以进行美学的分析；他还提出，既然政治学是政治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维度，讨论政治美学，应该把政治学界的学者也请进来，和美学界进行充分的对话。
盐城师范学院的孔建平教授论证了“政治美学”的合理性。他认为，与西方相比较，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文化。政治影响文艺的常态，不是行政或法律干预，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感性方式；而文艺拒绝社会政治和抗拒社会政治的倾向，也通过美学的方式得以顽强展现。政治之所以与文艺发生经常性的联系，是因为两者都关涉感性内容，因而也都可以利用感性学进行分析。政治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在于，感性正是社会政治操纵个人、操纵文艺的方式。政治美学的合法性依据首先是文艺始终在捍卫、关心个人的生命、生活权利。南师大的王洪岳先生也认为，政治本身虽是理性的，但实践过程中是感性的，“政治美学”就是“政治感性学”；并提出美学研究应重新回到“感性学”，扩大其研究领域。南师大的余晓明先生认为，骆冬青先生的研究在“政治的文本化”与“文本的政治化”之间，更偏重于前者；人是符号的动物，政治行为、文本行为都是语言行为，具有同构性；政治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进入艺术文本之中，从而在政治文本与艺术文本之间形成文本间性；政治是文学的环境，文学也是政治的环境，两者构成超循环的关系；政治的想象力来源于文学。
南京大学王成军先生认为，“政治美学”理论是一个既具有学理性，又富有指导当下文学创作之现实的文艺学命题。他联系传记文学研究谈了“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如果把政治生活（如美国南北战争）和政治家（如林肯、列宁）的行为作为政治文本看，“政治美学”理论无疑给我们艺术地把握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透过“美学”的眼睛，读者发现“激情”或者政治家的“诗性文化性格”构成了政治的本质之一。
关于“政治美学”的历史与现实依据。南京大学的汪正龙先生认为，政治美学的命题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乐记》所言“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即已明确地把音声的秩序归之于政治秩序，中国的雅文化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推重雅文化的美学策略构成争夺与占有权力的一种方式，从艺术创作来看，政治与美学的这种双向渗透对于艺术家来说其实是无法逃脱的，因为他总要借助类比、暗示等等手段表达某种“微言大义”，这实际上可视之为一种政治修辞学，比如李商隐的诗，比如《海瑞罢官》，都可作如是观。
对于这种政治与美学的双向渗透，上海交大的胡惠林先生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今天的“孔子美学”研究的是否孔子原来的出发点，尚需反思。“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谈的是政治，而非美学。我们应该跳出文艺、美学的圈子来思考“政治美学”。南师大的朱崇才先生认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实事之一就是以文章诗歌骈文形式出现的“古代文学”，是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工具，古代文学实际上是以“政治美学”的原生状态存在着的；骆冬青先生提出“政治美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理工学院的余三定先生和南师大的刘士林先生分别联系地域文化对政治与美学的关系进行历史的个案研究。余三定指出，湖湘文化内含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政治美学研究应该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与文艺现象上，把政治学研究与文艺学研究结合起来，发掘其中深层次的结构性关系。刘士林以“政治之后是审美”为题，借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梳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南审美精神觉醒的历史与逻辑过程，认为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自觉是它唤醒了个体审美意识，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要成为自由的存在。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才开始获得了一个坚实的主体基础，使过于政治化的中国文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来自非功利的审美精神的制约与均衡：一方面有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另一方面由于有了这种可以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才使得在前一种生活中必定要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了它们的自由。
中山大学的高小康先生同意周宪“政治从来没有离开审美化”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通过意象、形象、激情等把政治审美化，是“当作真理说出来的谎言”；“政治美学”的研究应该回复到真语境、真问题中，其核心是政治审美化与政治实践的关系问题；他联系当前的美伊战争，剖析了“政治审美化”的危险性；提倡伏尔泰的怀疑主义，即对政治的表象进行怀疑，培养公共理性。
南师大的王晖先生认为，“政治美学”是一个多元的、极具开放性与挑战性的学术话题。与会学者本着平等的态度，对“政治美学”研究相关的话题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交流与交锋，这一方面拓展了“政治美学”的话语空间，一方面启发了研究者的深入思考，使会议研讨的气氛更趋热烈。南京大学的张光芒先生把启蒙美学和政治美学进行了比较，认为启蒙美学与政治美学都是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的美学，二者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在启蒙美学与政治美学的具体实践中，二者就会表现出迥异的特征。启蒙美学的重心在于人性的解放，即使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问题，也不过是“审美的政治化”，而政治美学则致力于探求“政治的审美化”或者“政治的美学化”的内在秘密。二者更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通往自我实现的路径恰恰是相反的方面。朱崇才则认为，骆冬青的“政治美学”研究是用政治、美学两只眼睛看同一个事物，既非“政治的美学化”，也非“美学的政治化”。
王光文从悲剧精神的角度分两个层面了阐述“悲情政治”的观点。1、从原本意义上讲，形成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政治，每个政治家都在不断否定自己的事业；与政治行为的相对无限相比，政治家的个人生命有限，政治家的追求和具体行为也是一种悲情；与人的有情相比，政治是无情甚至绝情的；2、从政治的最高追求来看，政治是独立意志的体现，政治在与人、自然社会的对立冲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政治是一种命运关注；悲情政治并非悲观主义，它显示了人的乐观主义精神。
《文艺报》社周玉宁女士对“诗性政治”的说法表示怀疑，她联系我们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认为“诗性政治”不是政治的根本，正是一些极具诗性的政治家给我们的世界、民族带来了难言的隐痛和灾难；当前政治与学术匮乏的恰是科学理性；作为一种学理研究，“政治美学”应建基于对现代政治学与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赵宪章指出，应该明晰此处所谈的“政治”的内涵、研究者的角度与立场，这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现阶段我们要注意两种倾向：“政治审美化”和“美学政治化”；政治美学不能脱离文艺形式发言，要特别注意考察政治理念、政治意识如何转化为形式、如何深入到形式之中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作为学者能够把握的东西。刘士林提出，政治美学涉及政治与美学方方面面的问题，在理论建构上，对这些问题如何分层处理，各个层面上的论题又如何相互呼应，都将是相当困难的工作。
在对话与讨论中，与会代表对于政治美学的论题取得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共识：1、政治美学上升到哲学层面讨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具有方法论意义，这对于传统的解释是一个突破，是美学研究的一个新探索；2、政治美学建构，必须始终坚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与现实政治热情保持距离，警惕越界行为；3、政治美学的生命力在于对准具体的政治与文艺现象，作出深入透彻的学理性分析与解释，因此，政治美学同样具有实践性品格和现实意义。至于“政治美学”研究是倾向于“政治的审美化”还是“美学的政治化”，它与“制度的政治”、“理念的政治”、“个人的政治”又构成何种关系，对“政治的文本”又该作何诠释，等等问题，与会学者并未得出一致意见，尚需进一步探讨，而这正显示出“政治美学”这一课题具有深广的拓展空间与生命力。
关于“政治美学”的研讨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与会者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文化等关系的讨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恐怕是处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学人最熟悉也最敏感的话题了。正因为“熟悉”和“敏感”，在触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不免带上了难以消除的成见和偏见。但是，恰如陈独秀所说：“你们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们”。其实，政治在“寻觅”着文学的同时，各个时代的文学也以或融入、或抗拒的方式“寻觅”。影响着政治，实践着“士”的政治抱负。在此意义上，政治与文艺是人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是美学研究必须面对的“活”的问题。
研讨中，有关政治与文艺的历史记忆成为会场挥之不去的情绪基调。但是，由于现阶段政治气氛的民主开放以及逐步成熟的学术理性，此次研讨不再仅仅停留于对政治与文艺外部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上，而是从两者共生共处的生态学意义上对其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思索与定位。赵宪章比较了八十年代初期中美学者对“文艺与政治”问题所抱的不同态度，提出国内学者应该摆正研究心理状态，在新的立场与观点上研究两者关系。南师大的何言宏先生认为，作为一种自觉或者不甚自觉的政治实践，“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发挥了相当突出的功能。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文学论证，使得有关的文学写作变成了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阻扼，亚政治文化的批判性写作未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批判力量，属于亚政治文化的犬儒主义写作由于批判理性的缺失对于批判空间的开拓并未在实质上进行有效的推进。而“纯文学”写作批判性与反抗性的政治潜能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前期得以发挥，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逐步走向了保守。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如何保持和恢复文学实践的政治活力而将我们的文学“再政治化”，并且以文学自己的方式有力地“介入”中国现实，将是文学的生机所在。
《文艺报》副总编范咏戈先生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何永康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范咏戈指出，本次会议在新的世纪、新的政治环境和学术语境中搭建一个话语平台，让政治、文艺和美学之间超越单向度的理解和解释，形成良性的沟通与互动，为当前中国的文艺美学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次研讨会向文艺学界发出了这样一些信息：1、文艺理论与批评一起面向实事，是当前文艺学学科走向创新与发展之路的基本选择；2、在放逐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狭隘理解之后，人们重新认识到文艺不能脱离政治，理论的自觉有助于我们寻找健康的精神支点，抵御当前消费主义文化对于文艺活动的侵蚀；3、学术探讨应该没有禁区，新的思想探索更需要良好的学术氛围来培育，《文艺报》将继续致力于推进文艺学界的理论创新，并为发挥理论创新对于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作出自己的努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何永康教授指出，文艺学是一个涵盖面广、理论层次高、密切联系文艺实践的学科，包含着许多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回归实事”是文艺学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中外文论史上，凡是具有创新的学说，无不是直接面对“实事”、面向实际问题、面向文艺实践而产生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是一切研究的根本途径，美学、文艺学需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现实尤其是文艺现实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美学、文艺学才能具有深厚的生命根基和永不衰竭的活力。美学、文艺学的研究空间是开放的，高远的，应当作出新的探索和尝试。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