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经济模式的两种观点
关于“循环经济”的讨论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可以分为赞成和反对两大类。赞成论者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把循环经济看作“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试图“通过循环经济三大原则①，最终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实现人、技术和环境的协调发展”[1]。或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循环经济主要是通过工业系统内负反馈机制实现的自律性循环来减少环境负荷”，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循环经济形式，“循环经济的高级形态就是遵循生态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共生兼容的循环型生态社会”[2]。
循环经济反对论者的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1)循环型经济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毕竟是一个错误概念。(2)在自然资源中，从原材料来看，存在相当程度的难以循环性；从能源来看，在地球生态系统内根本就没有循环性可言；仅以环境要素出现的资源，就更加不可轻言循环。(3)建议以节约型经济取代循环型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节约型经济含有生产的集约化即资源的充分利用、再生利用的意义，同时还有适度、明智地消费的意义。节约型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循环，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循环。[3]
对比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循环型经济存在着三个不可回避的问题：(1)循环型经济的概念问题。循环型经济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利用这个概念与不用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它反映了怎样的一种客观现象及其本质？(2)循环型经济能否作为大力倡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导我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单纯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能否最终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3)要走向可持续发展，构建生态文明的社会，是循环型经济模式还是节约型经济模式更具有科学合理性？
笔者赞成节约型经济系统模式，并试图挖掘其生态哲学根基。
二、循环型经济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所谓循环型经济，是“在深刻认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提高资源与环境效率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手段，以市场机制为推动力，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上可行的前提下，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最小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4] (P32-33)。循环型经济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在微观企业层次上，它要求以清洁生产、废弃物综合回收和循环利用与无害化处理为主要手段，强调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即“3R原则”；第二，在区域中观层次上，则强调构建产业链为载体的物质循环利用网络，实现全社会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与循环利用；第三，在国家宏观层次上，由政府参与，将废弃物与环境要素纳入市场并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利用。
按照循环型经济的定义，“从技术层面看，所有体现‘3R原则’的生产活动、消费活动都属于循环经济范畴，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清洁生产、污染预防”[4] (P33)。但是，事实上，按照实践发展过程，不论是从强调物质循环这一内容来看，还是从其技术共有的特征来看，生态经济、清洁生产、污染预防与循环型经济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它们常常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区别发生在作用机制上。从德国、日本发展循环型经济的实践可以看出，它们的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4] (P33)
循环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是沿着传统经济发展轨道运行的生产生态化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全球环境问题以来，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首先面临着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经济性”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企业对社会的敌意，而是企业对经济效益急功近利的追求。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污染并不是这个经济体系有意的，而是为了提高生产率而引入新技术的自然趋势的伴随物”[5] (P216)。其结果就是“环境恶化的代价主要不是由生产者承担，而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以‘外部经济效果’的形式来承担”[5] (P216)。企业要解决这个问题，面临两难：如果企业把造成的环境影响纳入经济核算，该费用要么加在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身上，要么加在企业内部以致削减企业员工的工资，这就会带来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5] (P218)但是，如果要扭转企业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影响，环境上的成本必须要由引入生产过程所需求的变革来偿还。沿着这个思路，1974年诞生了“清洁生产”的概念。② 90年代，我国开始在企业中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制度。政府要求企业必须在营利的同时对环境负责。2003年以来，我国在天津、大连和苏州等地进行循环型经济产业试验。由于循环型经济比清洁生产具有广泛性，它先将生产—消费过程中纳入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的废物进行技术处理，然后再将它们作为原料并入生产过程，因而消除了清洁生产“忽略市场机制，过于仰仗政府，难以通过市场获得稳定的收益”的弊端。例如，在某地区企业群落中构建“补链”产业或“增链”产业(中水回用企业、汽车拆解业等)，这就可能使企业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实现资源的循环再用，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尽管如此，循环型经济存在的问题也是突出的。
所谓循环型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对生态经济系统的一种模拟。生态经济系统这个概念有实体性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从实体性意义来看，它是一种可以用生态学尺度直接衡量的经济系统，如农、林、牧、渔业经济系统等。在这种经济系统中，主要依靠自然形态能源的推动来实现资源的自然更新，即主要依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来抵消系统的熵增以实现系统的稳定。[6] (P16)而按照循环型经济原理设计的工业系统，则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生态经济系统，系统的熵增速度远远超出了生态系统自发的熵增速度，系统的熵增是否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消除，这是迄今没有得到任何证明的。巴里·康芒纳认为，处理过的污水带有丰富的蜕变无机物残余——二氧化碳、氮和磷酸盐，它们在自然领域里，是水藻赖以生长的物质。由于有了大量的肥料，水藻生长，然后又很快死了，放出有机物质，这些有机物质又产生了污水处理曾经除掉的污物。技术专家们的胜利被破坏了。这个失败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技术人员把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范围确定得过于狭窄，在他理解的视野中所看到的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而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圈子，如果在任何一点上都施加压力，结果必然整体崩溃。这就是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的基本原因：仅注意了在自然界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的一个单独的部分。[5] (P145)
循环型经济的运行动力——市场调节机制，其后果潜存着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如果按照循环型经济依据的市场调节机制，要使“产品——废物——再生资源”这个过程成为完全循环的封闭链条，除非废弃物有足够的价值。“这一点当然在黄金、白金之类的贵金属上是已经完全做到了。因此，在所有被开采的贵金属中，只有很小的比例是被丢掉未再被使用的。”[6] (P97)但是，含有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废弃物、核废料等危险性废弃物，以及回收成本很高的废弃物(例如高分子材料包装)，是很难纳入循环型经济设计体系的，这里，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有价值选择的问题。在西方，对于高危污染物，企业没有能力处理，或者不愿投入巨资处理，而不处理又违反法律，结果则出现了所谓“污染跨国输出”事件，这是一种污染的空间转移。[7] (P17)事实上，作为以营利为首要目的的组织，企业获利的最大可能选择就是污染转移，这种转移不仅仅体现在空间范围内，而且也发生在时间范围内。[7] (P19)那种把污染物掩埋于地表之下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以时间转移替代空间转移的行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污染物的处理往往采取的是时间转移的方式。
只要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按照循环型经济思路构建的环境保护体系是存在相当缺陷的，其缺陷不仅在于它忽视了有些物质一旦成为废物的不可循环性或极难循环性(代价过高)，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在观念上极易引起误导。物质的循环是在自然界中普遍发生发展着的客观现象。按照循环型经济构建的环境保护体系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似乎通过循环型经济这个思路运作，就能够按照经济规律使资源环境问题顺利解决。殊不知“循环”在工业经济体系中只能是“半循环”，或者可以循环但不能保证生态不恶化或不被破坏的恶果，而有的则是完全不能循环。
三、经济模式选择的哲学依据
回顾人类的工业开发过程，这是一个使原本分散存在的物质集中化、单质化，并以新的混合物、化合物、人工合成物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进入产品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整套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技术过程。在这种人工制造过程以及废弃产品回收再利用的处理过程中，会产生难以通过自然界自身消解的废弃物。废弃物的急剧泛滥，使得人的作用成为一种“地质力量”。
要摆脱生态危机，就需要开展生态工程建设活动。而开展这项工程，既应当有市场运作，也应当有非市场机制的介入；既应当有鼓励资源循环的产品生产举措，也应当有明确的替代消费或废止某些破坏性消费的举措，从而保证自然资源价值的尽可能延续。
事实上，笔者不赞成循环型经济的提法，并不是出于咬文嚼字的某种癖好，而是认为检验循环型经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质的试金石，绝不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而是地球生物圈的整体稳定和安康。
地球生物圈是一个包含物理、化学和生物机制的复杂巨系统，我们现在对其整体规律的认识和评价是极其有限的，至少目前还不能把握生命体与其支持系统之间的关系。正如利奥波德指出的那样，置身于巨人肚子里的小人，如果仅仅观察到1立方厘米的肉体，那么，其对整个巨人的身体及其存在都是无法知晓的。这种发生在极小人体上的现象，与人认识自然界的现象是非常类似的。[8]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往往忽视对自然的无知，忽视或不愿认真思考在太空中十分罕见的地球生态系统，是否可能持续存在下去的问题，而一味地推进经济增长。实际上，停止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经济怎样增长。笔者赞成沿着节约型经济模式来进行思考。
节约型经济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对大自然敬畏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谓节约，是指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倡导物质的“节制主义”和生活的“简约主义”。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哲学意义在于，它承认大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持续生存权利，承认“技术是用来改造自然而使之向有利于人类方面转化的，显然只要使自然界发生某种变化，就要引起自然破坏。因此，不会有什么绝对安全的技术或者无公害的技术。只是当对自然破坏程度很小时，由于对人类或其他生物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或者由于产生的影响限于局部范围，才使人视而不见而已”[9]。
当人类利用技术改造自然的规模和性质发生重大的生态影响时，其后果中潜存着极大的风险。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从而避免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应当在进行这类经济—技术工程的决策时，坚持对未来风险的估计高于现实所觉察风险的原则，以对人类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对环境和生物物种的生存和繁衍负责。苏联国际航天研究院通讯院士乌尔苏尔在《生态领域的改革：问题与前景》一文中写道：“应当把生态安全看作是其他一切任务都应服从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生态安全带有普遍的、全人类的性质。”[10] 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曲求伸”的居安思危的走向生态安全的发展模式。
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的30多年中，伴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而产生的生态产业革命将影响和作用整个新千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迹象，其中包括经济、政治和观念的生态学转向，以及生产、消费的生态学转向。尽管这种转向在我国还只是初露端倪，但是这种转向的势头是不可估量的。这种转向的一个重大体现是，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提出了一些设想，如知识经济、循环型经济、节约型经济等。这些提法都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但是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承认三个生态哲学的前提：
第一，地球自然界产生万事万物，地球经过漫长历史时期自然形成的各种事物及其相互关系都有其存在的固有价值，任何不经意的损坏都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
第二，任何生物要生存，都要与自然相互作用，但是除了人类以外，任何生物作用自然的结果都既造成自身健康生存的状态，也造成其他生物和整体生态系统健康生存的状态，这是地球维持生命体生生不息的一种特有机制。人类要想健康生存，就应当尊重和呵护这种机制。
第三，自然规律有为自己的强制性、必然性开辟道路的能力，自然界有对违背规律的行为进行大规模报复的能力。但人类不同于只能被动承受灭亡的古代生物，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具有理论思维能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从而能够主动改变谋生范式以尽可能规避灾难。
构建节约型经济系统的首要意义在于，把确立自然生态应有地位的主张化为社会变革的具体行动。由于国家全局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经济模式名称的转变，有利于在全体民众的思想观念中产生强烈的警示。过去我们也提出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样的任务，但对集约型增长方式这个概念的理解，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它只涵盖生产领域而未涵盖消费领域，所以存在明显的局限。而节约型经济的概念既有深刻的生态学内涵，同时又便于明确界定，从而易于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