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平】“风险社会”的传媒哲学阐释-哲学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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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和平】“风险社会”的传媒哲学阐释

从2008年至今中国所遭受的重大灾害，充分说明了现代社会的风险性。无论是冰冻雪灾、汶川大地震、金融危机还是北方大旱，其造成的巨大灾难都具有值得反思的意义。德国学者米特尔斯特拉斯（Juergen Mittelstrass）的下述描写很说明我们大多数人们的现有认识：“我们今天作为科学和（由科学所支撑的）技术文化的成员，倾向于把那种还没有学会征服自然的社会的思维当作一种神话而抛弃掉。自然所具有的巨大摧毁力的‘不可预见’的东西被理解为‘尚未征服’的自然的属性。（在这种看法中）自然的‘不可预见性’只是下述情况才特有的，即当人们尚未学会和尚未有能力按照自己的目的以及用相应的手段来征服自然的时候。”（Mittelstrass,p.66）这种思维方式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和灾难呢？

本文的研究视角是从传媒哲学出发的。这里的“传媒”（Medien）概念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新闻传媒”。“传媒”指任何一种人类生产的形式、产品和意义的“历史语法”，这种语法是通过人的文化实践形成的。（Muenker,p.81）但传媒不同于符号，它在实现功能时隐藏自己。[1]

一、作为世界观基础的传媒以及风险的传媒意义

本文试图用传媒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阐明以下论点：在现代社会中，灾害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结果，它的本质是传统的传媒视域所导致的信息匮乏；控制灾害的趋势是在新传媒视域中与风险共存。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按照德国慕尼黑大学贝克（Ulrich Beck）的说法，风险社会以其现代化进程的彻底性而把现代化成就所带来的后果变成了自己的主题，简言之，现代风险是现代化成果的一个表现而已。但风险不同于灾害，二者的关系是：“风险意味着对灾害的预期”。（Beck,2007,p.29）这就是说，风险只是意味着（在过去埋下的）将来负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它本身还不是灾害。但是，风险把那种还没有发生的世界状况当下化了[2]，因而它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现实生活 —— 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要了解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就必须首先了解我们的科学视域是如何被传媒决定的。

早在古希腊时期，自然就被认为是某种具有生命力的对象，它是“自我生产”（Autopoiesis）的自然：无论是泰勒斯的“水”本原，还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或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等，都是被当作生命力和智慧的源泉 —— 这就是古代作为世界观的传媒，它受早期自然宗教的影响。正因为这种传媒性质，古希腊的“机械”（mechane）概念最早也与某种智慧的“技艺”（Kunstgriff）或“机巧”（List）含义相通。在古罗马的卢克莱修那里，自然是具有神性的“世界机器”（Weltmaschine）的说法也来自古希腊的“机械”含义。到后来，人类工具的灵巧和机巧性使人类工具也有了“机器”的机巧含义，如杠杆、灌溉甚至战争。但是到了伽利略、开普勒时代，自然的“世界机器”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普勒第一次把天体运行规律建立在因果关系上（这就是科学传媒的结果），用“力”的概念代替了传统动力学中的“灵魂”概念。这样，早期的“世界机器”所含有的智慧机巧意义，就逐渐蜕变为后来那种无精神的（死的）、机械论的东西。（Mittelstrass,pp.71-74）

我们现在的视域是科学化了的，正像康德把时间和空间当作感性直观的先天条件，把范畴（主要是因果范畴）当作自然科学知识的先天条件所描述的那样。这不意味着康德的说法是错误的，而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传媒的作用。哈特穆特·波恩（Hartmut Boehme）说：康德除了在时间空间作为数学的纯粹直观方面忘记了实验的传媒作用，“与17世纪的科学家具有清醒的传媒意识相反，康德也忘记了传媒在现象的实验安排中的作用，而认为现象是我们依靠范畴整理和综合的。更准确地说，康德用他的‘图式论’概念把传媒的功能隐藏起来了”。（Kraemer,2004,p.222）我们的科学技术史把望远镜、显微镜、真空技术和解剖技术等等作为一种纯粹技术发明（工具）来看待，但是这种理解忽视了两层重要意义：第一，科学技术在产生之初并没有独立的“实在性”，而是内在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之中的，在神学传媒（如耶稣和教会）中生长起来的。那时的人们在神学视域中理解科学技术传媒的世界观意义，“自然”被当作上帝的奥秘来探究（中世纪流行的“上帝的两本书”就是指圣经和自然），而不具有现代社会的工具价值。在神学世界观中，可能性世界与现实性世界是相通的，可能性（既指想象对象，也指神秘的统一性）根植于世界的多样性中，它不排除不同世界之间的交流和混合，也不排除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转变的可能性（例如向阴间的过渡或神与人的交往）。观念、神与科学的几何形状一样，都具有实在性。这种宗教世界里的空间不是均质的，它包含着性质上不同的“领域”（Sektor），它们可以相安无事。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存在一个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可能性（克莱默尔，第248页），但实际上，逐渐走向“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会本身就是最普遍的、最能够沟通异质对象的象征的一般化传媒（详见下文），因为神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

第二，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具有传媒设置意义。从理性主义角度看，原因、力、空间、时间、原子、分子等等抽象范畴如今支配了我们的视域。但是，这些不可见的抽象范畴的产生却依赖于科学实验的传媒性质：人工条件下的实验技术（传媒）不仅仅是工具性、功利性的，它还促使科学范畴的发生发展，并促使我们在本体论层面上建立起必然性的、由因果关系支配的科学世界观（视域）。例如解剖技术促成了医学的科学世界观；显微镜技术影响了医学以及微观物理学；真空技术的试验对流体力学以及整个运动学、力学和空间学说都意义重大。哈特穆特·波恩说：在科学实验中“我们处在实验的边缘上，在其中我们不仅展示了科学，而且还演示了形而上学的要素。”（Kraemer，2004,pp.232-233）这就是科学技术具有的传媒设置的意义。从传媒哲学角度看，传媒不是独立于对象的特殊事物，而是对象具有的一种传媒性（Medialitaet）,因此实验本身具有传媒性意义。例如留声机的发明使一个特定事件的时间不可逆性失效了：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声音世界。因此，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提高了效率或节省了劳动，它外在于我们的对象世界；而作为传媒设置它却开启了新的世界观，它内在于世界之中。（克莱默尔，第84-85页）

科学世界在神学世界内部不断成长壮大（最早从事天文、化学等科学事业的人都是僧侣）。同时，新兴的传媒对科学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例如货币、世俗权力、科学真理观等。当时的新兴传媒尚内在于各种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社会结构之中，是某种“偶然性”（Kontingenz）的东西，它们促进“新奇事物”，而不是促进“确定事件”；它们有利于“多样性”，而不是追求“同一性”。（Maresch,p.92）“偶然性”这一概念具有“获得性”的含义，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科学视域（世界观）仅仅来自于我们发明的这些科学传媒，它本身不是世界（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本来的样子。

　　大约18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传媒性表达，科学技术的世界观从神的世界观中独立出来。于是人们宣称，这是一个唯一的“实在”的世界。（Kraemer,2004,p.21）到今天，大到我们对日心说的理解，小到我们对遗传原理的“双螺旋结构”的认识，都支配了我们的日常感觉。神从主流的现代文明世界观中被驱逐了出去，科学真理观与货币和世俗权力的结合日益成为最主要的传媒。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中的“偶然事件”即“灾难”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在古代，人们与自然中的“机巧性”一起生活，因此灾难的发生也都被当作神化了的智慧的“机巧性”事件（最典型的就是大洪水与诺亚方舟的故事）。人类那时不仅听天由命，而且还对天（自然）充满敬畏。但是，当我们在科学传媒视域中不再承认自然的“机巧”而只承认必然的规律性时，这种“机巧”就被当作某种“偶然”的事故来理解，这就是说，现代视域中的“灾难”不过是我们不自觉地理解了的自然“机巧性”而已。更重要的是，人的技术文明在何种程度上改造了自然，同时也就在何种程度上增强了自然的摧毁性力量 —— 因此自然的“机巧性”（或“诡计”）不再是纯粹自然的，它在技术文明条件下以“灾害”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

二、一般化传媒的强迫性与道德风险的“家族相似性”

在科学技术对象改变我们的感性世界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主导传媒上的改变，这就是人们当初创造的众多具有个别传媒性质的科学技术对象被少数“象征的一般化交往传媒”（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 Kommunikationsmedien）所中介。“象征的一般化交往传媒”（下面也简称“一般化传媒”）这一术语最初来自卢曼（Niklas Luhmann），它表达了一个传媒本体论观点以及传媒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主体不是与任何“物自体”打交道，而是只跟传媒发生关系，而传媒之间完全是自成体系、内部循环的，即一种传媒不断为另一种更一般化的传媒所差别化和内在化（一般化传媒事实上就来源于上述早期的“偶然”的科技活动的传媒性）。（Maresch,pp.265-298）在中世纪，众多事物（传媒）最终被“三位一体”的基督教这个最一般化的传媒所象征；而在今天，最“象征的一般化交往传媒”就是人们最熟悉的货币和权力关于现代文明最“一般化传媒”是哪些传媒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例如爱斯波西托认为是印刷书籍，还有权力、金钱、科学真理、爱、艺术等（ Maresch,p.92）。但一般认为货币和权力是其中两个最典型的“一般化传媒”；而新传媒则是电脑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可以说，现代文明中的一切事物几乎都被这两者所中介。但任何一般化传媒的象征性都有一定的限度和性质（这一限度和性质来源于最初众多“感性化”传媒性质 —— 例如科技实验和发明），现代文明的一般化传媒（例如科学真理）的象征范围要超过中世纪，其性质也客观规律化了。

作为传媒的货币的发展直接支配着社会的物质结构和人们的道德行为。如果说当初人们在一般化传媒交往活动中还关注事物的“内在利益”“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是麦金泰尔在分析德性伦理时使用的一对概念，它与这里讨论的个别交往传媒与一般化交往传媒的关系是一致的。尤其是麦金泰尔所说的“内在利益”只能依据例如玩象棋或诸如此类的游戏者本人来指明和鉴定，外在于这种活动的人是无法评判的思想（麦金泰尔，第239页），很有启发意义。，例如科学实验自身的发现兴趣、产品设计自身的使用价值、体育竞赛自身的游戏兴趣等等；那么当世界进入商业化时代时，一切社会生活就都围绕着货币来运转了，个别事物（内在利益）都下降为次要的兴趣和利益。约根斯说：“在数字条件下，金钱终于回到了它自身，这就是说，它在达到历史最抽象的阶段后终于摆脱了（物质）实在性表象。”（Maresch,p.256）所谓“回到自身”就是货币的数字化和金融自我服务的衍生性质，它的“去物质化”（Immaterialisierung或Entkoerperung）使它摆脱了原先赖以生存的众多“内在利益”，而呈现出强大的、单一的“外在利益”的规律性和强迫性。华兴资本的CEO包凡先生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说过这样的话：“在近10年里面，尤其是近5年里面，所有一流的华尔街投行最主要的收入无一例外地来源于自营业务，它现在已经是服务自己了，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当贪婪的赚钱机器。”(网页：http://www.finance.ifeng.com/topic/leiman/index.shtml)不仅是华尔街，那些为千百万人疯狂追捧的运动：足球、NBA、拳击争霸赛等等原先的“内在利益”的实践行为，如今都充满着巨大的“外在利益”之争。一般地说，几乎现代文明的一切事业都被货币这个当今最一般化的传媒所支配了。

根据贝克的说法，世界风险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而这正是传统一般化交往传媒（并且借助新传媒即电脑和网络技术）达到纯粹的“自我服务”的时期。与此相对应，人们的行为道德也走向了“自私、自主、自我生产、自我封闭和沟通的不可能性”。(Beck，2007，p.116)这就是说，货币的发展形态对应着一个人们心理发展的道德形态：“在货币形式和思维形式之间显示出明显的家族相似性。”(Kraemer,2008,p.170)

股票收益建立在对股票收益的预期上，这就是把将来当下化：越来越多的股民会参与到“一般化传媒”的自我服务的过程中来（一个被强迫的过程），一直要持续到这种传媒所能传递信息的极限状况。如今，虚拟货币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公民社会（Kosmopolitismus）”理想变得岌岌可危，它伴随着从后门溜进来的风险而处处受到挑战。这就表现为那些在边缘地带的人们逐渐失去对一般化传媒所能容纳的“预期效益”的信心，当张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某种“偶然”的信息只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而已（它揭示了现代灾难的原因不明性质即信息的匮乏）。例如，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人们对难以为继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怀疑和放弃，某种信息则最终促使了危机的瞬间爆发。包凡先生透露了一个自称“比较准确”的信息，那就是这次金融危机抛空的大投行们都是美国的对冲基金，而且多数人都是从这些大投行里面出来的，高盛的人在抛空高盛，摩根的人在抛空摩根，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以前的机构太了解，他们知道弱点在哪里。”(网页：http://www.finance.ifeng.com/topic/leiman/index.shtml）这就是说，现代灾难看似突发，但却是我们的一种或多或少是自愿的行为促成的，偶然的信息（实则为信息不明）被瞬间放大了。一旦现代化社会中一定数量的人们不服从“一般化传媒”的单一的强迫性，某种灾难就来临了。克莱默尔说：“在行为者与观察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观察的行动特征恰恰是这样被凸显的，即观察者完成行为式的多样性已成为其实施的内奸（Kollaborateur），这或多或少是自愿的请注意：这里的“自愿行为”并没有否定现代风险的“偶然性”和一般化传媒的客观强迫性，它反而揭示了风险的主体行为 —— 一个广义的道德上的赌博行为 —— 恰恰在于一般化传媒的信息匮乏。。”（Kraemer,2004,pp.17-18）官员的腐败渎职行为、技术人员的松懈行为、股票持有者对市场的看空行为、严肃事务的娱乐化倾向以及边缘化人群的越轨行为等等，都表现为这样一种“内奸”行为，他们多少意识到并促使某种灾难的迟早发生（最近的澳大利亚火灾、山西煤矿爆炸等，都表明事实上某些人对灾难后果是意识到的，以至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称纵火者为“屠杀者”）。但传媒哲学并不把这些归咎于人的主观原因，而只是证明，金钱作为“回到自身”的一般化传媒已经无法传递“内在利益”的信息，它“抛弃”后者，并且这种“抛弃”是必然的。只是它表现出某种“偶然性”而频频酿成灾难，并且对应于人们道德上的堕落（事实上人们凭良心关注某些内在利益，只是表明人们获得了新传媒信息而抵抗一般化传媒的强迫性）。

三、风险社会是主体间交往匮乏的社会

传媒哲学追寻现代风险的客观原因，它认为风险来自传统一般化传媒导致的信息匮乏。人类当初通过一般化传媒建立起一个（信息上）丰富多彩的现代社会，但如今一般化传媒却阻碍事物的复杂性进入信息领域（进入我们的意识）。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关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就典型地揭示了市场中货币传媒失灵的情况。爱斯波西托（Elena Esposito）说：“在（一般化传媒）条件下，社会的复杂性总体上更多的是被拒绝的。仅仅是因为这些传媒倾向于把事物的差别性还原为同一性（将各种不同的事件还原为只是它们的案例）。”（Maresch,p.92）正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现代灾难的原因也往往是不明的。

　　现代社会及其社会结构就是由一般化传媒（货币和权力）来推动、建构和控制的，但其结果却是造成对象的自主化（Souveraen或autonomi）这里的“自主化”（Souveraen）是哲学概念而不是政治术语（主权），也不同于机械论的“自动化”，故译为“自主化”。：从当初最简单的蒸汽机，到今天最先进的机器人或航空技术，都是人类不断将所掌握的各种科学因果规律对象化的结果；这些人工对象长期被认为是我们的“客体”，但新传媒使我们意识到它们的“主体性”。例如人们一度认为计算机是一个逻辑推动的、严格的、理性的和无感情的事物，但是越是新近的情况越是表明，计算机控制的人机界面越来越显现出人工智能化。人类主体（实际上也可以是某个主程序）在驱动程序的时候，计算机程序会自己“学习”和“记忆”，因而能够部分地自己作出指令。这种情况被称作“客体导向程序化”（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OOP），即程序能够不依赖我们而“客观”地处理信息，因而它自己能够创造某种新的东西而不只是单纯地执行命令。于是这种程序“客体”同时具有了“主体”的性质，并且，这种客体中的“主体性”是人类主体赋予它的：“在OOP中，程序是这样创造客体的，即客体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是‘自由’的，并且按照被赋予的本性（与人类）进行交互作用”。（Turkle,p.255，此为数据库影印本页码）电脑程序的OOP特性使我们意识到，现代文明建立起来的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一个具有自身“主体性”（规律性）的世界这里运用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即通过分析充分发展的事物来了解早期事物特性的方法：不仅电脑具有自身的“自主性”，而且任何人类产品都具有类似的“自主性”。—— 这里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与我们的主体间性关系。但在传统一般化传媒视域中，这种有关主体间性关系的信息是被屏蔽的，它表现为我们的“第二自然”（不仅指物理对象，而且还包括现代制度及人的行为），表现为对象世界的因果关系在时空上远距离的“超复杂性”：谁也不清楚转基因食品的大量食用会有什么不良结果，谁也不清楚气候持续变暖究竟会带来什么。这一“超复杂性”如今挑战科学家或专家的控制，实际上是挑战传统的一般化传媒，它表现为频频发生的“偶然性”事故，它迫使我们在科学世界中承认一个“无知”史蒂芬·伯逊（Stefan Boeschen）在讲到环境问题时说：“我们在战略上处理不确定性和无知时，应当将超复杂性当作环境研究的基本条件，并且要避免只知道用不断扩大的研究来‘对抗’超复杂性，而没有从根本上感知它们的存在。”（Boeschen,p.67）今天的灾害或公共危机事件都包含着我们的“无知”领域，它特指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远距离的灾难后果的不确定性。这是伯逊《在无知中行动》（Handeln trotz Nichtwissen）一书的主题。的领域，即信息的匮乏。这样，就与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无知类似，这种“超复杂性”（连同我们的无知）使“第二自然”重新表现出自然固有的“机巧”或“诡计”。

一方面是一般化传媒的“回到自身”，另一方面是对象世界的自然“机巧”，二者是互相引发、互相放大的。而其实质是上述主体间性关系超越传统一般化传媒的限度以及由此引起的信息匮乏。

　　危机总是蕴含着希望。传统视域正经历着一个“内部转变”（Maresch,p.102）。在现代社会，尽管传统的一般化传媒作为控制社会的最广泛的工具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赚钱、获得权力支配着现代人们的大部分行为，但是为了使人的行为保持有效，新传媒的不断使用和发明就是必然的（这种情况类似于在探索上帝奥秘的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活动）。这就是说，新视域是在货币和权力这两个最一般化的传媒内部生长起来的。

下面通过“全景式监狱理论”来说明新传媒视域如何在传统的一般化传媒视域内部生长起来，以及风险如何随之而消减。

福柯对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的分析实质上是对我们全社会控制系统的分析。信息在传统的全景式监狱体系中是单向度的：只有监视者对被监视者的监视，而不能双向度地反馈，并且后者相互之间也没有信息交往。这样，被监视者无法建立一种“监控意识的内在化”，即对监视者意图的知情并将监视者的要求变成自己的自我约束。因此他们总是动辄违规，动辄受到惩处。其结果便是双方都要在事后付出代价。为了更严格地监视罪犯，大量使用新传媒是必然的；在传统视域中新传媒只具有传统的传媒性，它只是试图让传统监狱更加完善。但是福柯和麦克卢汉等人却意识到，新传媒的大量使用实际上发生了一个我们视域上的“内在转变”：由于新传媒的交互性，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主体间性开始建立起来并发生作用。第一，整个监控不再是从中心向外围的单向度监控，而是非中心化或弱中心化的结点（Knoten）监控体系。由于结点化的监控体系即使在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时仍然能保持整体上的信息畅通和可控性，它避免了因某个环节的疏忽而发生大面积管理瘫痪和监控失灵。第二，整个监控体系不再是事后惩处的，而是实时监控的。这不仅表现在虚拟监控网络的实时信息交换，而且还得益于被监视者道德上的“监控意识内在化”（视域），从而减少或消除了越轨行为。第三，与因果关系的监控体系的抽象性不同，新传媒的监控是视觉化的、具体生动的、面孔化的。（ibid,pp.342-366）很显然，主体间性的交往得益于新传媒所生产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传统一般化传媒的信息量，它使社会系统变得透明和立体化、民主化。

可以把“全景式监狱”体系当作我们今天风险社会的一个隐喻和缩影。从这个缩影我们可以看到应对风险的两种不同情景：传统的监控（一般化交往传媒）是因果关系的、抽象的，它只能够事后反应（即所谓“应急响应预案”），而新传媒的监控是交互关系的、具体的、实时的，它使我们能够与风险共存；传统监控体系是中心化单向度的，全社会高度依赖中心信息而缺乏自我反应能力，因此灾害的发生将使社会付出重大代价 —— 这不仅指社会经济上的代价，如社会系统的大面积瘫痪和巨大生命财产损失，也指权力系统的代价如官员重大渎职和堕落行为等等；而新传媒视域中的监控是多向度、风险分散的，人们在道德上是主体间性地自我约束的。事实上，灾难反复造成对传统一般化传媒（金钱、权力等）的破坏，只是表明这种传媒客观上已经应当被超越了。

一些国家的实践也表明了“全景式监狱”的变革意义。欧美主要大城市除了建立综合性的应急响应系统外，在应对社会危机中“各种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的高度参与，社会多种新的自主治理和社会自治，政府之外的各种社会组织和机制的发展，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的事实和主要趋势”。（赵成根，第15页）

我们对地震的一般因果规律，对交通事故的一般发生规律，对海啸、禽流感、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等的一般规律都已经掌握得很多（在大量的研究成果或专家那里），不仅如此，我们整个庞大的社会风险预防机制、制度和设施都是建立在这些一般规律上的。这不正是一个传统的“全景式监狱”吗？但是这些系统恰恰对这次地震、这次海啸、这次金融危机、这次人患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等是信息不明的 —— 这就是传统一般化传媒（不仅指货币和权力，还包括科学规律）中主客体关系视域的根本限度。而新传媒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类视域，则将这种“偶然性”即对象的主体性纳入到意识之中，风险只是某种“预期中的不可预期”“预期中的不可预期”已成为新传媒的基本风险视域。参见施密特(Siegfried J.Schmidt)的文章《技术-传媒-政治 —— 不可预期的可预期性》（Maresch,p.108）。罢了，这正是“全景式”的主体间性的关系视域传达出来的新兴传媒的范围和性质。

四、信息域中自然灾害的人工性以及虚拟“演示”的安全意义

在传媒哲学看来，任何客体（不论是自然物还是人工对象）都不过是“信息客体”（Informationsobject）。尽管可以将它们分为“主动体”（agent）和“受动体”（patient）两类，但这种区分是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某种过程或行动的发起者，后者是对这一过程或行动的反应者。从交互作用的观点看，受动体并不是始终受动的，它的反馈对主动体也产生影响，即也具有主动体的性质，因此受动体真正来说应当被称为“反馈主动体”（reagent）。信息客体被当作离散的、自我包含的一个“信息包”，它们都含有特定的信息结构、唯一的认同性。“信息包”具有“封装”（encapsulation，原意为“胶囊化”）的性质，它表明任何一个信息客体，无论是主动体还是受动体，在与其他信息客体接触时总是存在某种隐藏的部分，它是不可完全通达的 —— 这就是信息客体的主体性，是主动体必须承认的受动体的自主性。如果我们无视对象的信息存在，我们将受到它的报复。弗洛里迪说：“信息客体尽管可能只有相当小的价值，并因而可能是道德的受动体，具有同样小的道德尊重程度，但却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主体对它们应当是‘无私利的’、‘懂得欣赏的’和‘小心地给予注意的’。”（Floridi，p.11，此为数据库影印本页码，下同）弗洛里迪认为，从动力学观点看OOP包括7个方面的要素：主动体（agent）、受动体（patient）、讯息（message）、信息域（insosphere）、壳（shell）、实际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和信封（envelope）。这些都是他关于信息域理论的模型术语。（ Floridi，p.9）这个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信息客体，即使是像无生命的物理对象那样的受动体，也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对主动体具有信息意义（价值）。正像我们面前的石头，如果我们不尊重它的存在，它就将让我们摔跟头。因此弗洛里迪说：“信息客体最坏也就是无价值（worthless），但绝不是非价值的（unworthy）”；并将这一视域称为“神性的”（divine）弗罗里迪仿照康德的定言命令说“ ‘为了信息客体自身而尊重它们，如果可能的话’，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在进入信息域的时候需要采用一个‘全体员工’的伦理（an ethics of stewardship）。”（ibid,p.38）（ibid，pp.38-40），因为它成全万物。

有着自身“不可通达性”的信息客体只能是个体（主体），更准确地说是具有传记性在德国学者中常把这种对象称作是具有“传记性”（biographisch）的，即具有个体历史的。这种个体信息在传统传媒视域中是最缺乏的；同时个体的历史性也说明了传媒对空间占有的扩展。的对象，例如我们与之建立起“面孔关系”的某条河流山川、某株花草树木、某只飞禽走兽，都是具有历史的对象，而不再是一些无历史的科、属、目或一般规律。凡是我们可以用因果关系规律定义的对象，都不是这样的客体，一切都在规律中搞定了，一切也都（似乎）可通达了。这是传统传媒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这里消除了（不承认）偶然性，实际上就是消除了（不承认）“封装”表示的对象主体性。例如岩石的材料力学性质、河流的航运性质、水的分子性质、空气的压力性质、动物的标本性质等等，这些都不再是“不可通达”的对象，它们是完全被规律“搞定”的客体。

重要的是，自然灾难与技术灾难在信息阈中合二为一了，其本质在于自然对象在新传媒支撑的信息域中变成了人工客体说自然客体“变成了”人工客体只是我们经验的说法；从传媒哲学看从来都只有人工客体（信息客体），而不存在纯粹自然的客体。：就它们都是“信息客体”而言，自然客体与人工客体没有区别（例如症候性地理解，美国著名的紧急事务管理局Ferma归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即应对自然灾害与应对恐怖主义归属于同一个部门）。因此贝克说：“‘纯粹的’自然事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风险’，因为在世界风险社会里，自然和社会决定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了。”（Beck,2007,p.113）甘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从传媒历史的角度说：“自然史与‘人类’文明史之间也许根本不存在任何缝隙。”（Maresch,p.339）

在早期关于地震的研究中，纯粹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研究占了主要部分，例如地质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关于地震防灾研究则明显转向社会应急机制方面的研究，这恰恰表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研究应当包含在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之内。一方面，这里提出的方案是典型的“事后”应急响应方案，而其方案中的指标在传统一般化传媒的“自我服务”系统中几乎是很难真正实现的（其中的理由上文已论述）。但另一方面，我们与风险的“共存”却是建立在这一方案基础上的，即我们应当把地震的规律内化于我们的城市建设和人员主体行为之中。例如吴新燕的《城市地震灾害风险分析与应急准备能力评价体系的研究》不仅选取了厦门的城市防震救灾数据，个案化地计算出了厦门地震应急能力的量化指标，而且在评价模型中还要求代入地震的风险程度指标，如地震危险性（烈度）、建筑易损性、人员易损性等量化指标。（吴新燕）这样，我们的建筑是防震的、智能的，我们的公民是具有防灾意识和训练有素的，我们的生活是充分考虑到灾害时期的，城市生命线的铺设是把地震设计在内的，灾害的景象应当是直观和具有普及意义的，等等，地震风险内在于我们的一切细节中 —— 这就是“与风险共存”。

但是，现代文明世界本身是在传统的一般化传媒中建立起来的，由于信息匮乏，系统应对这些灾害的基本理念只能是预防、减轻、反应、恢复。（张小明，第4页）伦理伤害和赔偿本身是系统内部的环节之一而不可避免。因此，在物理层面上的与风险“共存”应当被新传媒内在化这里的“内在化”（immanent machen）指哲学上的“先验化”（Transzendentalisierung），即扬弃某种现象的超越性理解，而被另一种传媒所象征性地取代。新传媒生产的视域则是一个可无限拓展的信息视域，它扬弃现代文明中物理层面的“应急响应机制”，提供给我们一个与自然共生的新安全机制。

　　为了说明这种机制，这里引入贝克的一个有意思的概念“演示”（Inszenierung），它指的是对灾害摧毁力的预知和预先保护行为，是一种与对象感知上的虚拟交互行为。（Beck,2007,pp.32-36）它包含下述含义：第一，把时空上远距离的风险当前化。现代文明中的风险大都表现为“世界风险社会”（贝克认为气候变化、基因技术和恐怖主义是当今最主要的三大风险），其特征就是时空上远距离的因果不明即“无知”。风险是对灾害的预知，其当前化就是对时空上“远在（Telepraesenz）”关于“远在”概念可参见瓦尔登凡尔斯的论述。他分析了在新传媒视域中我们被“远在”所支配的状况，并因此有了一种传统视域中不曾有的新的真实性感知。（克莱默尔，第198页及以下）对象的“远知”和“远行动”，从而消除风险 —— 这表明新传媒较之传统一般化传媒的范围的扩展。第二，“演示”是虚拟实在的。它把“远在”的风险当前化从而“避免”灾难的发生，但这种“避免”绝非传统视域中的“防止”，而是新视域中与对象虚拟地“共存”，它使物理现实的保护变得实在。第三，“演示”具有感觉上“自我双重化”的效果：对象（无论是人还是自然）如同是另一个自我那样具有灵魂和面孔，与自我之间发生着情感、认知上的交互作用，是感觉上进行的和平与战争。（Beck,2007,p.271）这表明新传媒的信息性质较之传统一般化传媒的改变。总之，在“演示”中“出现一种新的‘被关’的感觉，我们被关在一个没有阴影的光里，这个光是穿透一切的现实。”这里的“被关”是说任何人类意识都是被某种传媒“关”住的意识，人无法直接面对世界。（克莱默尔，第206页）

如果用“演示”这个概念考察吴新燕等人的应急响应方案，就会发现其指标都必然是“演示”性的，例如其一级指标“灾情震情速报”、“指挥通讯保障”和“社会动员能力”等例如吴新燕文章中三级指标“应急联动系统的完备性”、“速报后第一反应时间”、“震后指挥辅助决策时间”很显然主要是虚拟“演示性”的。还有一些概念是否属于“演示性”是相对的，例如“物资保障”中的各项指标本来是典型的“物理实在”，但如果在虚拟联系中我们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了联动机制，那么这些指标就是“演示性”的。“演示性”是一个信息上的全方位监测和掌握，不能仅仅理解为“演习”。。对于未来的灾害（风险），我们能够借助于新传媒把地震的个性（例如厦门的地震风险）虚拟化，因此物理现实能够在这种虚拟实在中得到保护，这就是说，“应急响应预案”的最好运用就是不实施它，而是“演示”它。

凡是今天被传统一般化传媒视域忽视的地方，也就是“演示”不到位的地方，都会给我们造成灾难 —— 在传媒哲学看来任何被忽视的信息（客体）一定会用“偶然性”（灾害）来引起我们的“注意”参见弗罗里安·罗泽（Florian Roetzer）的文章《作为公众性传媒的注意力》。（Maresch,p.35f.）。格林斯潘（实则是现代社会本身）忽视金融管制，必然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忽视现代文明的边缘人群，必然引发恐怖袭击；我们忽视大雪，必然引发2008年初的春运雪灾；我们忽视汶川地震风险，必然引发2008年的特大震灾，如此等等注意这里的逻辑：“忽视”对象意味着我们的无知行为，因此我们才会肆无忌惮地大量发行金融衍生产品，才会试图用金钱、世俗权力来同化整个世界文明，才会建立一个缺乏雪灾信息的庞大而脆弱的铁路和电力系统，才会建立一个缺乏地震信息的建筑和生命线系统，才会任凭水利系统建设长期滞后，等等。这些由传统一般化传媒造成的信息匮乏，整体上都表现为人们的“忽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忽视”是传统一般化传媒固有的，它不完全是主观的行为）。如今，“演示”的虚拟世界犹如保护大地裸露躯体的“大气层”，一旦“大气层”消失，大地上的一切生物将遭遇灭顶之灾。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人们在新传媒视域中进行越来越多的交往（不论与人还是与物），这是风险意识强迫我们进行的“演示”，强迫我们与那些本来不相往来的、陌生的、甚至敌对的对象进行交往。（Beck,2007,p.119）新传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之传统一般化传媒远为宽广的安全屏障。

【注释】

[1]根据西皮尔·克莱默尔的观点，“传媒”具有“感知化”（Aisthetisierung）功能，即一种将“事件”和“感觉”两极结构化的“完成行为式”（Performativitaet）功能，它不能还原为符号性的表达。（Kraemer,2004,pp.13-14）

[2]当下化（vergegenwaertigen）是德国哲学的常用术语，可以被理解为：由于意识的作用，主体（人）对过去和将来事件的理解及行为使主体目前的存在状况发生了改变。（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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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