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生态危机是全球现代化的后果，是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在全球扩张的后果。不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人类就摆脱不了生态危机。就此而言，“建设生态文明”决不应被视作一个大而无当的口号。①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只有走向生态文明，人类才能以文明的方式与地球生物圈共生共荣。但对生态文明必须进行精细的分析，否则我们就不知生态文明从何建起。我把“文明”理解为广义的“文化”。这样，文明就可大致分为七个维度：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语言。当然，不能认为文明可以被切割成七块，这七个维度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在文明演变过程中，始终处于复杂的联系和互动之中。本文将重点从制度和理念两个维度分析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重点探讨制度的中立性和生态价值观的关系问题。
一
经济学家把制度区分为内在的制度与外在的制度，内在的制度指风俗与道德，外在的制度指可明确追溯其颁布日期的各种法律和公共政策。本文讨论的制度主要指外在的制度。制度是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即它禁止某些行为而激励另一些行为。
现代制度就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制度，就是民主法治基本框架中的以界定和明晰财产权为基本目标的日趋复杂的法律体系。最好的制度就是正义的制度。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恰如真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1](P3)罗尔斯认为，理性人(reasonable persons)可就正义原则达成共识。实际上，不同信仰者就正义问题的分歧极深。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正义的制度必须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保持中立。这与现代社会信仰的多样化休戚相关。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在传统社会，人们的信仰（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是大致统一的（尽管不是绝对统一的）。在现代社会则各种信仰并存，因为现代制度保护人们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制度是具有强制性的，制度若偏护特定的信仰（如基督教），对不持这种信仰的人们必定不公。
经过20世纪分析哲学对语言清晰性和逻辑确定性的最执着的追求，我们可为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奠定无可动摇的理论根据。统一信仰、统一思想的根据是真理统一论（或知识统一论）。真理统一论宣称，只存在一种真理体系，凡不能纳入统一真理体系的任何命题或理论都是谬误。例如，独断的基督教信徒宣称，只有基督教神学体系才是真理，所有与基督教神学体系不相容的思想或理论都是谬误。现代性也有其独断的一面，即独断的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独断的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也涵盖统一真理论，它不再说真理来自上帝的启示，却宣称人类凭自己的理性，特别是科学理性(scientific reason)，可以发现或建构统一的真理体系，即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整合在一起的统一真理体系。分析哲学最后彻底瓦解了真理统一论。20世纪的分析哲学以清晰的逻辑表明，人类无力凭自己的理性发现或建构统一的真理体系。②
这样一来，就不仅没有任何人可打着上帝（或天）的旗号要求所有人都信仰同一个“真理体系”，也没有任何人可打着理性或科学的旗号要求所有人都信仰同一个“真理体系”。于是，罗尔斯说，现代民主社会中合情理的整全宗教、哲学和道德信仰的多种多样不只是将很快消失的历史性现象，而是民主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 of democracy)的永久性特征。[2](P36)而且“合情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这一事实不是人类生活的不幸条件”。[2](P144)罗尔斯的意思是，我们不该把信仰的多种多样看作令人厌恶的思想混乱，更不该把它视作可怕的社会分裂，而应愉快地接受为民主公共文化的常态。
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希望社会基本制度是一种对各种宗教乃至于意识形态保持中立的基本社会构架，这样的制度能为持不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人们提供一种和平共处和彼此协作的社会秩序。这便要求“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的设计不偏向任何特别的整全信仰③(comprehensive doctrine)”。[2](P194)
基本社会制度的中立性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想。如果基本社会制度是直接根据某种宗教信仰（如天主教或新教）设计的，那么它必然构成对不同信仰者的压制，这样就不可能有什么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当代西方的民主宪政似乎能保持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大致中立，但它并非中立于一切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典型地体现为立法活动，立法活动当然是人们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活动总是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一切制度都是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设置的。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之下，今天西方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各种宗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制度的修改、更新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受“资本的逻辑”的隐秘制导。以美国为例，美国社会把经济增长看作最高的社会共同目标，即多数人共同认为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认为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即承认了“资本的逻辑”的有效性。④一个把经济增长看作最高共同目标的社会必然尽力使其制度和公共政策有利于资本的增殖，也就是说，其制度更新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制于“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可不是像形式逻辑那样的中立的逻辑，它背后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这便是经济主义。⑤经济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进步）的根本动力，科技进步可保证经济的无限增长。服从（甚至敬重）“资本的逻辑”的人们就是经济主义者。现代社会制度受“资本逻辑”的制约，就是受经济主义的指导，就是偏向于经济主义者。经济主义者是现代制度的主要支持者，也是现代社会的中坚。资本家当然通常是经济主义者，但当代经济主义者可以不是资本家，而是暂时并不富裕的人们，但他们必定是“积极向上”地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
二
经济主义在当代消费社会就表现为消费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实质就是物质主义。在西方世界，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流行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有关。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或权利）凸显为最高政治价值，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护个人权利，社会基本制度的设立只为保障人人都需要的社会秩序，公共政策的制定只为确保公共福利和激励人人都需要的事业的发展。总之，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旨在保障或促进人人都需要的公共利益。这一思想并不错。但现代制度和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预设大可质疑，这个预设就是：人人都永远希望经济增长，人人都永远希望物质财富的增长。少数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是人的本质。这是个被现代文化掩饰着的巨大错误。
人没有什么不变的本质，无限追求物质财富更不是人的本质。现代多数人贪婪地追求物质财富，并非人性使然，而是文化使然。是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现代文化培养了多数人的生活信念和生活习性，使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多多赚钱，及时消费。⑥现代制度不是中立于一切意识形态的制度，而是受自由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指导的制度，它激励物质主义的价值追求。
罗尔斯试图把自由主义区分为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和整全的自由主义(comprehensive liberalism)，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的中立性，即是持不同宗教或哲学信仰的理性人都能接受的。但我不认为他的区分是成功的。在现实中，自由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都在发挥着（或部分发挥着）“整全性信仰”的作用，它们和不同信徒的宗教信仰一起混合地指导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和生活追求。
经济主义借助经济学而力争全面指导人们生活的努力特别明显，即经济学家有强烈的以经济学取代哲学和宗教的倾向。如著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Gary. S. Becker)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3](P7)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巴罗(Robert J. Barro)很赞同贝克尔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最佳形式”，[4]（导言，P15）认为“任何社会行为——包括宗教、爱情、犯罪和生育——都受经济推理的支配”。[4]（导言，P13）
经济学强有力地影响着现代国家的公共政策和法律。经济学是最牛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家是人文社科领域中最牛的“学者”，⑦如科斯所说的，“经济学家……缺乏某种程度的谦逊”，[5](P36)“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克制自己不对公共政策指手画脚”。[5](P35)凯恩斯说：“经济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实际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出想像……政治家们认为他们不受知识界的影响，其实通常他们受一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支配。”[4](P1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在20世纪60年代说过的一段话最能代表现代经济学家的自信和傲慢：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分析数量化的时代。我们拥有大量的数量分析技术，和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思维相比，这一力量就好比加农炮取代了弓箭手……测度经济现象的愿望目前正方兴未艾……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我能确定经济学终于站在了属于它的黄金年代的门槛上，或者，我们已经迈进了一条腿。我们思想中的这场革命也已经来到公共政策领域，对我们而言，它不久就将呈现出无法抗拒的需求。……我敢断言，并不是我们应当去从事我希望的那种研究，而是根本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这一趋势的来临……目前经济学领域内正在扩展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必将无法抗拒地深入触及政府的公共政策领域，而且我们也将发展出一套为制定良好政策所必需的知识。因此，……我希望我们能为民主社会增光添彩，并且我们关于经济政策的建议能成为该社会的主导，并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赞赏。[5](P44～45)
话语中，对“普通思维”的蔑视和主导社会的雄心于言表。
善观念(the conception of good)是直接指导人们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的观念，通常蕴涵在罗尔斯所说的“整全性信仰”之中。罗尔斯在提出正义原则时用“无知之幕”把人们的善观念排除掉了，这样他提出的正义原则便中立于任何善观念，于是由正义原则指导而制定的制度也便中立于各种不同宗教和哲学的善观念。罗尔斯关于“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的设置预设了“善”与“正当”的严格区分。他认为可以独立于“善”而定义“正当”，但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⑧在现实中，经济学所蕴涵和诠释的善观念——经济主义的善观念——已逐渐渗透到制度之中，且直接影响着多数人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即现实中的制度不是从什么中立于“善”的“正义原则”中演绎出来的，而是不同利益集团对话商谈的结果，也是博弈的结果，立法代表们或政策制定者们并非不带任何善观念地参与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形成摆脱不了善观念的影响。
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学所给出的关于何谓善的界定才是最正确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曾代表经济学家说：
对于好与坏的判断，我不能给出结论，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然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我们经济学家称之为效率。这个概念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你们所说的“好”，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涵义可以用效率来概括。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经济学家的理解，“好不好”就是“有没有效率”。第二，经济学家可以帮助解答诸如某种变化是否会产生更大效率的问题。第三，除了用效率这个标准，我们经济学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衡量标准。[6](P231)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对“何谓好？”的问题的回答“要好于不以经济学为依据而作出的回答”，[6](P231)也便是认为，经济学的答案是最好的答案。也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并不是关于钱的学问，它是一门关于给你满足使你满意的学问”。[7](P256)这里的意思是，经济学是关于使人幸福的学问，而幸福是俗世中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于是经济学也成了关于人生最高目标的学问。即经济学成了一种“整全性信仰”。然而，它是一种特殊的“整全性信仰”，头上闪耀着科学的光环。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像物理学的学科，或说是最成熟的社会科学，科学性是经济学最引以自豪的特性。人们大多相信，特定宗教只是特定人群的信仰，但科学却是所有理性人都必须接受的知识，从而是中立于不同信仰的知识。经济学则是“科学的”整全性信仰，它既强有力地影响着制度，又强有力地指导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即贯通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然而，如果你记取了苏格拉底关于人生的名言，且是一个勇于省识人生的人，就不会震慑于经济主义头上的科学光环。知识统一论站不住脚了，科学统一论自然也站不住脚。“科学的”未必是“绝对真的”，有不同的科学，有好科学，也有坏科学。⑨所以，科学的整全性信仰未必是好的信仰。
经济学给出的善观念诚然是最容易懂的，但也是最浅薄的。把“好不好”等同于“有没有效率”是愚蠢的。当多数人把“好不好”等同于“有没有效率”时，“提取、使用和配置就受单位投入之产量的计算的驱动。如果砍
为走出生态危机，走向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必须摒弃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必须改变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导现代制度建设的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貌似中立于一切“整全性信仰”，实则是另一种整全性信仰，是一种把一切超越性精神追求皆斥为虚妄追求的整全性信仰。
三
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当然也不会是无意识的，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应成为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生态学本是一种科学，生态价值观是生态学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说生态学就是生态文明之制度建设的科学依据。它不源自任何宗教，故有一定的中立性。当然，这里的中立仅指相对于所有宗教和哲学的大致中立，而不是什么价值中立。如阿克曼(Bruce Ackerman)所说的，“无论中立性可能会是什么，它都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方式；它是一种价值，只有通过把它置于与其他价值的关系中才可以得到辩护”。[9](P94)生态学可以与一切真正重视精神超越的宗教相融合，即可望构成一切真正重视精神超越的“整全性信仰”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生态学可与佛教融合。佛教敬畏生命，反对杀生，主张过物质上简朴的生活，这都与生态学相容。
生态学可与儒家思想融合。儒家追求“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融合），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中庸》），朱子说：“赞，犹助也。”⑩“赞天地之化育”正是对生态经济的一种简洁概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应主要体现为对生态系统之“生产”的帮助，如果人类把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定位于“赞天地之化育”，就绝不致严重破坏地球的生态健康。
生态学可与道家思想融合。道家同样追求“天人合一”，只是在顺应自然方面比儒家更彻底，道家力倡的生活方式最符合生态学的要求。
就伊斯兰教倡导简朴生活、追求精神超越而言，它完全可与生态学融合。例如，当代伊斯兰运动就包含着“超越现代文明的物质性”的宗旨。[10](P314)超越“物质性”当然就是超越物质主义。
生态学与基督教的关系颇为复杂。怀特(Lynn White, Jr.)在其引起过巨大影响的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指出，“基督教是世界上能见到的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11)基督教正是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基督教思想设定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这种思想就包含在《圣经》的“创世记”中。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光明和黑暗、星体、大地、植物、动物、鸟和鱼，最后创造了亚当，又为陪伴亚当创造了夏娃。人命名了所有动物，这便奠定了对动物的统治。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利益，上帝把他创造的一切都交给人统治：一切物理性的受造之物除服务于人的目的之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目的。人的肉身虽然也是泥土造的，可他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他还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就是“创世记”描述的世界图景。怀特说，人们以为现代西方文化已不再是基督教文化了，实际上它并没有割断与基督教的联系。(11)然而，正因为生态破坏已威胁人类的生存，也正因为有怀特这样锐利的思想家的批判，基督教神学家也开始反思和改造基督教神学。重新阐扬古代基督教重视精神超越的思想并消除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代神学家麦克法格(Sallie McFague)的神学思想正代表着这样的努力方向。麦克法格努力改写基督教的世界图景，把新的基督教世界图景表述为世界的有机模式(organic model)。按照世界的有机模式，上帝就体现于世界之中。上帝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比我们自己与自己的距离还近，因为世界就是上帝的身体(the body of God)，上帝就是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气息和精神，而万物之总体就构成上帝之身体。[11](p11)根据这种世界图景，我们就应把地球当作我们的家，而不是当作我们的旅馆。这样，“生态学……就应成为地球上所有人学习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它关乎我们的家的根本运作”。[11](P57)事实上，生态神学是当代基督教神学中很活跃的一部分。
制度一方面须尽可能中立于各种宗教，另一方面须获得社会各阶层、各族群（持不同信仰）的忠诚。如果一种制度得不到多数人的忠诚，它就迟早会被废除。为能得到多数人的忠诚，制度必须能与各种宗教协调，这便是罗尔斯重视“重叠共识”的原因。罗尔斯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就是持不同信仰的理性人(reasonable persons)的“重叠共识”。实际上，随着自由主义所支持的经济主义对制度的逐渐渗透，经济主义借助于制度的激励、胁迫和强制作用，而逐渐削弱了各种宗教的精神超越性。一句话，在现代社会，各种真正追求精神超越的宗教和哲学都向经济主义妥协了，甚至沦为经济主义的工具了。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之成为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正好能满足这样的需要。一方面，它不源自任何宗教，故可认为是中立于各种宗教的，另一方面它用科学的方式证明，集体力量越来越大的现代人必须克制物欲的膨胀，才能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生，于是它坚决支持真正的精神超越。于是，在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制定的制度就既有中立性，又能得到真正重视精神超越的各种宗教徒的忠诚。
生态学可构成未来不同信仰者的重叠共识。随着生态学知识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才是真正的人人都离不开的公共利益。安全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地球的生态健康是真正人人都需要的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不是。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经济主义并未把制度建设奠定于真正的共同需要之上，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才能把制度建设奠定在所有人都需要的共同需要之上。生态价值观的首要关切是安全，而不是精神超越。精神超越只是生态价值观的派生性要求。生态价值观只要求超越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至于如何实现精神超越，完全由不同个人自由地探索。各种真正重视精神超越的宗教都可以指引人们的精神追求，哲学、艺术、科学同样可以指引人们的精神追求。
生态价值观与经济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根据生态学反对以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至于该如何以其他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它不予回答，从而让回答方式向无限敞开，让人生的意义追求向无限敞开。而后者明确告诉人们该如何追求人生意义，即努力赚钱，及时消费，告诉人们，只有金钱和难得之货才是实在的，任何形式的精神超越都是虚妄不实的。它不是让人生追求向无限敞开，而要求人们一律参与争强斗富的竞争。经济主义借助经济学（科学）全面指导人们的价值追求，而生态价值观只通过生态学告诉人们，几十亿人的物质追求必须限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内。显然，生态价值观更具有中立性，而经济主义是十足的“综合性信仰”。
四
物质主义价值追求在现代文化中达到了极致，但这种价值追求倾向一直隐含在人类文化之中。人需要用珍贵物品去标识价值。在传统社会，人们也总是用“难得之货”去标识不同阶级、阶层的地位和身份。如在古代中国，最高统治者使用的器物是最贵重的，即皇宫里使用的器物都是最贵重的。如果说人是使用符号（广义的）的动物，那么符号必须有物质载体。所以，作为文化动物的人需要用“难得之货”去标识自我价值、社会地位和身份。
在中国，只有老庄坚决拒斥这一文化倾向。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第十二章》）还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道德经·第三章》）。文明若严格受老庄思想指引，就绝不致出现生态危机，那也就不会“发展”出现代工业文明。
儒家重视礼，礼凸显等级，所谓“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为凸显等级，必须重视器物的重要性，即必须“贵难得之货”。中国政治受儒家影响甚于受道家和释家影响，故中国自周以后，技术和经济也一直在发展。但儒家文化不会导致物质主义的极度泛滥，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原因是，儒家坚决反对物欲的泛滥，坚持以“天理”抑制“人欲”。也就是说，儒家虽“贵难得之货”，但决不鼓励人们无止境地追求难得之货。制度上的原因是，儒家着力维持严格的等级制，这便抑制了货币的作用。士农工商，士为首，商为末。商人富，但不贵。士人大多因贵而富。商人无权参与制定或变革制度的政治活动，士大夫阶级才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另外，在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中国传统社会，皇宫或王族消费的许多物品不是在市场上买的，而是由地方进贡的，这便意味着“天下”第一大消费群的大部分消费不需要用钱，属于这个消费群的人们凭其身份即可享有种种难得之货。不仅皇室、王族可以这样，各级官员也可凭其身份而不花钱即享有种种难得之货。货币自来到世间便备受珍爱，但货币在传统中国的魔力远不及它在现代，因为一直存在一种控制它的力量——等级制的政治。
物质主义的流行与“万物商品化”(12)休戚相关。万物商品化了，货币的魔力便达到了极致。“万物商品化”与西方启蒙以来“自由、平等”被凸显为首要政治价值乃至伦理价值休戚相关。当自由、平等被凸显为最高价值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自然就成了制度建设的首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消解了传统社会的身份等级。市场凸显的平等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不再有任何人仅因为身份等级就可享有特定的“难得之货”。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参与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而获得自己的工资，然后拿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这样，就几乎没有什么不用货币的物品分配形式了。货币的魔力发挥到极致，资本成了操控一切的东西，“资本的逻辑”成了指导一切社会活动的逻辑。政府的运作离不开货币，于是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受制于“资本的逻辑”。慈善和公益事业离不开货币，离不开企业家、金融家的捐赠，于是慈善和公益事业间接受控于资本家。媒体和艺术离不开货币，于是它们也受制于“资本的逻辑”。这样一来，物质主义就通过经济学的理性论证而表述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又通过经济学而渗透于法律和公共政策，通过艺术而获得美的传播形式，通过媒体而使人人都受其反复熏染。
为做到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需要通过民主法制去界定并保障个人权利，其中私人财产权尤其重要。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肯定现代制度合理的一面。在古代中国，皇族或王族可巧取豪夺民间的任何难得之货，贪官也可以巧立名目以搜刮民脂民膏。用现代性的眼光看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极不公平的。等级越高者享有的特权越多，越处于下层者权利越少，或者说，等级越高自由越多，等级越低自由越少，说得极端一点，传统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即只有皇帝是自由的。而在现代社会，财富的分配或者遵循自由贸易（交换）的市场原则，或者遵循民主框架内的福利分配原则，这便保障了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受“资本逻辑”制导的现代文化掩盖了人的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之间的界限。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必定受制于物质。基本需要指为生存而必须满足的需要，如保障健康的食品、保护身体且保证基本体面的衣服、遮风避雨的住所，等等。人的基本需要是有限的，但文化可使基本需要的满足形式向奢侈方向无限发展，而现代文化则特别激励这样的发展。如，每个人的食量都是有限的，但当代富豪和贪官们，一顿饭可花去几万元（够穷人吃几年）。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受理想（或善观念）指引的需要。这样的需要必定趋于无限，或说每个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是死而后已的。各种真正重视精神超越的宗教和哲学都力图把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引入精神追求方面，“资本的逻辑”则制止这一倾向，它力图把人们的这一需要统一为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就是所谓发展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温饱有了保障而仍有不懈的追求，那便是谋求发展了。一个人过得（或混得）好不好，就看他发展得好不好。衡量一个人发展得好不好，就看他拥有多少资产，或拥有多大权力。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发展的需要，这就是现代性的价值导向。这显然是对人们价值追求的误导。当自我实现的需要被等同于发展的需要时，基本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之间的界限就被彻底掩盖了。
制度应保障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就要求制度能公平地分配物质财富。但现代制度因受“资本逻辑”的制导，片面追求效率，这与经济学家的论证和劝诱直接相关。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认为，只要效率越来越高，国民生产总值就越来越高，这样，穷人富人都将受惠，尽管富人受惠多，穷人受惠少，但久而久之，社会自然保证人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他们甚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终将彻底消灭贫困，即让全世界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但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的发展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地球已不堪重负。生态文明的制度必须改变现代制度的激励机制，使制度保障人们基本需要的满足，但不激励人们以追求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
生态文明不可能废除市场经济，从而不可能彻底废除“资本的逻辑”。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有人说：“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市场反映经济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市场反映生态的真理。”[12](P195)为克服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必须“建立起反映生态真理的市场”。[12](P192)我们绝不能像有些经济学家那样，认为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最终可通过市场而得以解决。(13)生态文明必须限制市场的作用，控制“资本逻辑”的有效性范围。首先，制度的形成不受“资本逻辑”的约束，便是对“资本逻辑”之作用范围的最重要的限制。其次，扩大生活世界的非商业性领域也是对“资本逻辑”的限制，“资本逻辑”在非商业性生活领域中是无效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将鼓励各种非商业性组织和活动的发展，如各种环保组织、学术团体、艺术团体的发展。最后，生态文明的法律必须为企业规定明确的环保责任，污染环境的企业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只有按照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制定的制度才可能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即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应该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变革时期。今天，生态学还没有成为公共知识，生态价值观还远不是多数人信持的基本价值观。但我们相信，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生态学知识会日益普及，接受和信持生态价值观的人会越来越多。到绝大多数人都有生态学知识且都信持生态价值观时，生态文明建设便水到渠成。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