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峰】“是论”的信息哲学分析
Ontology被一些学者主张译为“是论”后，又被另一些学者用于解决世界的“基质”和“本根”之类的“传统本体论问题”。然而，用“是”构造“万物”的活动，不过是一种“造句”和“完型”的语言信息活动，并非事物真正生成的实在过程。如果从信息哲学而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去加以分析，可以对“是其所是”的真实功能有更加确切的认识，从而对“是论”有更合适的理解，并使“是论”和信息哲学产生一种相互的获益。
一、是论：本体论解读的疑惑
Ontology究竟应该翻译成“本体论”还是“是论”，抑或“存在论”、“有论”等等，其争议迄今在我国哲学界仍未平息。如果将这种争议集中为Ontology的直译“是论”（所谓“是派”的翻译法）和意译“本体论”之争，那么由此直接生产出来的问题就是：“是论”是不是“本体论”？
“本体论”作为一个在Ontology翻译过来之前就存在的中文词，有其“土生土长”的含义：从其包含的本末之“本”、体用之“体”的构词分析中，就能“顾名思义”地知道它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世界的“本根”、“基质”等问题。由于Ontology所研究的Being不等于中国哲学的本体，“是”在中文里与“本体”并不相同（萧诗美，2003年a，第24页），“所以是论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本体论”（俞宣孟，第18页）；严格地说，它是关于Sein/Being(存在、是)这个范畴以及与之相关范畴的哲学学说。
但即使如此，用“是论”来解决本体论问题的努力仍然不乏其例。这样做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对Being的思考确实难以摆脱对世界“本根”的思考；无论这样的思考是否符合后来的本体论标准，它至少已成了本体论的一种历史形态。所以，从语义上说，如果坚持把Ontology译为本体论，并遵从它的西文含义，即关于Being的学说，而且也不否定“中国化”的理解，也就是既保留西文原文的语义，又引向中文对“本体论”的约定俗成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称其为“作为是论的本体论”或“是论意义上的本体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承认“是论”是一种本体论，那么它确实能解决本体论的问题吗？或者说，“这个通常用作系词的‘是’为什么会有本体的意义?”“为什么什么也不是的‘是本身’具有本体的意义？”（萧诗美，2003年b）“是”能否真正解决万有生成的本体论问题，从而行使基质论或本根论的功能？
对此持肯定回答的学者近年来进行了种种哲学上的努力，力求使“是”成为一个能够承载万有之根、万物之源“重负”的范畴，从而使“是论”成为一种能够解决世界之基质问题的本体论理论，使“是”成为能够解释一切的“阿基米德点”，成为构造整个世界的基石。
那么，“是论”是如何解决万物的本根和基质问题的呢？归结“是派”的看法，就是认为“是”作为系动词，总要“是其所是”；作为谓语，“是”始终虚位以待它的宾语，仅仅“是”本身不是完整的句子，因此在语法上没有意义。（宋继杰主编，“下卷前言”，第571页）于是这个“是”总要摆脱自己的单独存在，总要“是”一点“什么”，而不能空洞无物，即什么也不是。那个是什么、是某某、是怎样的东西，就是“是”之所是，（萧诗美，2003年a,第192页）没有“什么”的“是”总是在“等待着”、“生长着”它后面的宾词“什么”，这个什么就是“是者”。从外延上说，“是者”泛指一切东西，因而等于“万物”、“万有”(Beings)，即Ontology(万有论、存在论、本体论、是者论)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是”必须指向“什么”，有“是”就必然有“是者”，必有其“所是”。抑或说，因为有了“是”，所以才会“是什么”、“是其所是”，才会有作为“是者”的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出现。正是由于“是”的不断“是这是那”，导致了万事万物的生成。因此，“是”除了表达“是什么”以外，还有一种“使之是什么”的本体意义。（同上，2003年b，第24页）另外，由于“是”是一个最高、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因此其中逻辑地包容着一切所是；于是，从“是”便可“产生”或推出各种所是，如“一”、“善”，以及“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其中也包括“存在”范畴。如果将“是论”界定为“是”及各种“所是”的范畴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其中“是”包含着一切“所是”，则一切“所是”都是从“是”中产生出来的。（俞宣孟,第24-25页）也就是说，所有存在都是被“是”出来的；本来什么也不是的“是本身”，在“是其所是”的活动与过程中生成了所有的是者，由此就解决了本根论意义上万物或万有的生成问题。上述过程可以大致描述为：是——是起来——是其所是——是什么——是者——万有（万物）。
然而，万物的生成果真能被“是论”如此变魔法般地解决吗？一个未完成的、不确定的词果真能创生一切吗？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由于“是”所指称的就是一个系词，于是所谓“是其所是”、“是起来”、“是什么”的过程，无非是我们使用“是”这个系词的过程，即用它来构造词组或句子的过程，亦即句子的完型或对句子“填空”的过程。如果我们限定在“系词的逻辑分析”范围内谈论“是”的价值，即认为通过它可以形式化、逻辑化地建构某种范畴运演过程，那么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如果将其扩展为实在地解决万物之来源的本体论问题的途径，使世界的形成过程和句子的完成过程相一致，并且是从后者推知前者，那么这种看法就超出了“是”的本来意义和功能，从而失去了解释力和说服力。
“是”作为言说中的一个词，尽管其地位特殊，但毕竟是语言信息范围内的东西；“是其所是”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语言信息的操作活动，“是生万物”实际上是“分析出”万物，或逻辑地推演出万物，而不是真正地实际地生成万物；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语言上，那么无论多少遍地去“是”，也不会“是”出任何实在的东西；故“是”只有在语言中才有意义。在这里，“是生万物”的“生”就是生成句子的“生”，这个“物”则是物的指称而非物本身；“是”“等待”、“召唤”、“吸纳”宾词，无非是建构起一种可理解的语言形式，而并非一个真实的建构或“生成”某物的过程。可见“是”产生一切，并不是在实在世界中的产生，而是在语言世界中的产生，其描述的是一种运思或概念的逻辑推演过程。任何人都不可能只要拥有一个系词“是”，就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应有尽有。如果把系词“是出来”的“是者”作为实在的“有”，无异于认为画出来的饼可以充饥。由此可联想到恩格斯对杜林的类似批判：“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Being）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恩格斯，第41页）可以说，对“是论”意义上的本体论体现了这样一种理论旨趣：将本体论和物质论通通存在论化，又将存在论语言化、系词化，然后对系词“是”加以过度解读，赋予其无穷无尽的含义和功能，最后把本体论从一个事实问题变成一个纯语言问题，从而成为一种以系词决定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本体论”。
一些学者清醒地意识到“是论”可能对“是”作了过度解读以及由此产生的本体论僭越，因此特别地提醒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果我们要将Being译为中文的‘在’或‘有’，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也仅仅是一种作为思想之对象的抽象的本质或概念的‘在’或‘有’，而非时间和空间中的现实的存在（existence）”（宋继杰主编，“下卷前言”，第539页）；而“可能世界中的必然推不出客观的实在性和效用，即逻辑的真推不出事实的真”（周迈，第810页）。也有的学者指出，将“是其所是”理解为万物的生成过程，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过程，因为这样的理解将“存在的东西可由‘是’来表述”变成“因为‘是’进行了表述所以有了存在”。用另一种说法：将存在性的“是”和表述性的“是”加以了等同，而如此等同之后就把“是”的表述意义变为存在意义，这就是巴门尼德的做法，这是为后来的柏拉图加以了澄清的，而康德则通过证明从上帝的“是”推出上帝的存在的本体论是根本错误的，来切断了表述性的“是”与存在性的“是”之间的联系。（赵敦华，第108页）也就是说，“是论”不能用来解决本根论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系词“是”具有哲学的双重性。一方面，由于系词不指称具体对象，因此“是”可以上升为一个最高范畴，达到本体论范畴所要求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是”仅仅行使系词的功能，因此其本身也具有局限性而非万能，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非要用它去解决超出其范围的问题，例如将有“是”参与的构词的语法规则的功能夸大，认为它不仅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还进一步决定世界“真实的”是什么，把思想中用系词推演的万有当成实际的万物，将“是”对于填词的需要变成了这个词的能动性，即“使之是什么”或“让其是起来”的能动性，并导致随后“生成一切”的现实性，就会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而且，如果“是”具有解释一切的功能，那么当我们问到为什么会有“什么”时，应该想到“是”是其根源，而问到为什么会有“是”时，就不应该再去想或者即使再想也想不出谁是“是”的根源。但我们显然会想到人是“是”的根源：没有人，何有“是”？但显然人也是一种“是者”，是由“是”所“是出来”的，于是又有了人和“是”究竟谁依赖于谁的问题，由此进入了一种“解释学的循环”。
此外还会使人质疑的是，语言中比较特殊和重要的词难道就一定在世界的生成中最重要从而成为万物的本体？如现代汉语中“的”这个字就很重要，甚至“的”的使用比“是”还多，但对应“的”的“本体论”地位在哪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的”在万物生成中的作用！所以，无论“是”或“的”，它们所起的毕竟还只是语义信息功能。
二、转向信息哲学的分析
“是论”力求将一个可作抽象分析的语词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认为“是”作为一个系词，是动态的，所以是能生的；由于其后可跟一切词，所以它具有能生一切的性质，这一点决定了它的“本体”属性，乃至基质的特性；因此，“是论”就可以走向汉语语境中的本体论。但如上所述，仅凭一个“是”并不能解决基质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是”在人的造句活动中的能生性，并不解决物质实在的根本来源问题。当然，由于“是”作为一个词的特殊性，在集合与建构信息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所以如果作信息哲学的分析，则会发现其合理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知道，“是”作为系词所生成的判断，是一种“断定”或“断真”的状态，也是将“是”的前后项联系起来的句子。可见，一方面系词是人认知、断定世界的语言性记载，另一方面它更是人的存在方式，表达了人的某种知晓、思想、相信等。（李洪儒）故“是态”说到底就是一种信息状态，它“告诉”（inform）了我们某种“信息”（information），从而就有如下的说法：to be is to inform，以及to be is to be information。
对于to be is to inform，可将其理解为“是其所是”就是要“告知”，就是要使对象被注意、被认识，就是要引起一种信息行为。从词性上，如同王力所指出，系词是“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连系物”，它“把谓语介绍于主语”。（王力，第52页）这里的“介绍”也如同“告知”和“引起注意”。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这一系词及其构成的判断时，如在说“这是北京”时，所表达的是“我认为、我相信这是北京”，并且告诉说话的对象关于我的这种认为和相信。因此从语用上看，“是其所是”所进行的就是一种“告知”类的信息活动，而并不是生成万物的“造物”活动。“是其所是”也常被“是论”者说成是事物的“显现”过程，而这里的“显现”无非是所指进入被人认识的状态，即该物或对象的信息被人把握，或人对对象的信息化地把握。由此看来，“是”所生成的“万物”，乃是人对万物的认识与把握，所以作为显现意义上的“是起来”，也是自在的对象被人“信息化”的过程，即人信息性地表述对象并引起注意（告知）的过程。因此，“是什么”就是对信息化对象的一种唤醒。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起来就是“显现起来”，使是者“走进了它的存在的光亮中”，“进入其闪耀的恒定中”。（海德格尔，2004年,第21页）从语法的功能上看，“是”在这里也充当了焦点记号：“焦点”就是注意力的集中点，以句子而言，可以理解为说者希望听者特别注意的地方。（周国正，第5页）总之，“是什么”使是者“明亮”起来，使其进入“无蔽”状态、澄明之境 —— 成为认识视野和理解范围中的是者。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语言离存在最近，语言最能命名存在，最能传达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使之闪亮，最能使存在变得完全明显”。（福柯，第130页）
由于“是什么”作为一种语句无非是告知了我们某种信息，因此，除非认为“万物都是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否则很难理解“是其所是”就能是出万物。而承认了前者，就是承认了信息主义的本体论。从“是”（Being）的辞源和语义上看，“是”不是任何“是者”或具体的“有”，但是即使它是“无”，这个“无”也传达了某种意义，从而包含了信息。此时“是”不是物质，不是实体，只包含了“可以是一切”这样一种信息，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是。将什么也不是的“是”作为一切存在的基础时，也就是将一种信息作为基础，所主张的就是一种“信息本体论”；如果万有是在“是其所是”的过程中“是”出来的，从而是“无”中生成的，那么由于无中包含着信息，因此也可以说是“信息中生出了万有”。这样的观点被惠勒表述为“万物源于比特”；他认为“信息可能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可能正是它构成了世界”，“想象信息位于物理的核心，正如它处于计算机的核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Wheeler,pp.340－341）因此，只有坚持了惠勒的这种“唯信论”（或唯信息主义informationism）即本体论上的信息主义（肖峰，第72页），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生万物。将一个可作抽象分析的语词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将一个在信息含义上可以自由延伸的语词作为本体，将一个具有信息衍生能力的语词作为世界的基石，就恰恰是一种由语言决定论所表现出来的信息主义。然而，如果还是坚持物质实在论的本体论立场的话，系词“是”就不可能实际地生成万物，或者万物出现和存在的根据与理由就不可能从一个系词“是”那里找到。
与to be is to inform相关，to be is to be information则表明，“是”出什么来，无非就是说（表达）出什么来，所以“是其所是”就是“是信息”，就是使我们传达或获得关于对象的信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认为，系词“是用来说明事物是什么，或说明事物之种类、性质、形态的。它必须把作为说明的词系在它的后面”。（黎锦熙，第21页）而被“系”在“是”后面的“事物的种类、性质、形态”就是关于（“说明”）事物的“信息”，所以“是什么”就是在是出相关的信息，从而使“是”与前后的语言成分集合起来生成一定的语义信息，否则单独的“是”就传达不出这样的信息来。说到底，“是起来”就是将“是者”置于断定、指谓的状态和语言网络中，就是使其处于信息状态中，成为信息化的是者，成为能被具有信息能力的人所把握的是者。
“是其所是就是是信息”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言说中“是出来”的存在，在遣词造句中所“是出来”的“是者”，只是一种“信息产品”。相对于物质的实在过程来说，这样的过程是虚拟的，甚至可以是主观随意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是其所是”还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从而可以在语言信息世界中“是”出“飞马”、“金山”、“圆形的方”等等来。由此也可见，“是”的能动性就是指它在信息含义上可自由延伸性，或它具有一种趋于无限的信息衍生能力，可以超越现实的限制。
“是态”本身也是某种特殊的信息态。即使“裸是”，也表达了某种信息：“是”作为符号肯定有意义（含义、语义），就是其语义信息。比如它是系词，它能断真，它能表达存在，等等。因此“是”在起点处就是一种信息。当存在处于“是”态而非“是什么”态时，也就是当“是”什么也不是时，它就只能是一种信息。但由于这种信息并不表征明确的对象，即作为系词的“是”此时并没有联系上对象词，并没有断定或否定什么，所以这样的信息态只能是一种潜在地拥有信息的状态。而当作为系词的“是”发挥其功能时，就是使一个有系动词的句子完整起来，使句子有意义，也就是包含信息。而且，“是本身”也需要从信息的角度加以理解。如果“是”行使了将句子的前项与后项联系起来的纽带作用，这也是一种“信息纽带”，作为信息纽带的“是”确实起到了如同维纳所说的“粘合剂”的作用（维纳，第17页），即是主词和宾词之间的信息粘合剂。因此，“是其所是”、“是起来”以及“是本身”等等的一切本体论属性，都只能归结到信息之上。
这样来看，“是论”所表达的一切，都应在“信息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是其所是”就是信息的生成活动，是“信息”作为一种存在在语言中寻找家园并“安顿”下来的过程；人通过这种信息的运演再联想到万物的运演，而不是通过它实际地造就了万物。也就是说，对作为本体论的“是论”，必须有一个本体论再度置换才是可理解的，即看到关于“是”的种种本体论功能都必须视为在信息世界或意义世界中形成与被理解，而不能替换为现实性、实在性的“万物源于‘是’”。如果基于这样的信息哲学视角，那就无论怎样强调Being的作用和意义都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我们也就看到，对“是其所是”所作的各种解释，只是对系词“是”的一种综合的信息解释，包括语用的、语义的、语形的、语境的（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翻译问题）、逻辑的等等方面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是起来”是一种信息世界的普遍运动：直接层面上是具有特殊信息功能的“是”动词的自我运动过程，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一个信息组合的过程；其背后则是人所驱使的语言信息的衍生和“增值”过程。“是”后面总要“是点什么”这种必然性，是一种语法或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事实的必然性；是“信息完整性”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主观要求”，而不是实在世界本来如此的客观规律。
如前所述，“是其所是”、“是什么”也是信息性地把握事物的方式，即用语言将对象以引起注意或负载更多信息的方式表述出来，成为所谓“信息化”的对象。由于对象的可信息化，使得对象都可以在“是什么”的表达式中被表达出来，从而被人所把握。而一旦用“是什么”的表达式来表达对象，对象就与“是”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显然是一种认识性即信息性的联系。认识过程中作为“什么”的事物与作为系词的“是”之间的这种后发联系，如果被反推为一种先在的本体论联系，就会走向把“是生万物”视为一个实在过程性质的“是论”，而不是信息论性质的“是论”。
对Being的各种词性的转换、各种含义的过渡、各种构句的推演，由此展开的一幅世界图景，都还只是一种在“语言游戏”或“系词游戏”中生成的信息图景，归根到底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行为：先是有人人为地创造了含义模糊的Being，然后使万物“屈从”于这个词，这里体现的完全是一种信息性的屈从而非实际的隶属。而且，这样的分析至多是一种认知的路径，甚至并不是唯一的路径，如对于缺乏这个系词的语言使用者来说，他就会用另外的路径去构造世界的信息图景，因此最好限制在认识论的范围中来界定“是论”的种种功能。这也说明，只有语言达到一定程度后（例如“不定式”）才会有相应的本体论，从而才能有填空进而填洞的“是者”从“是”那里“生成”的游戏。
总之，如果我们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态，从信息哲学的角度去解析“是其所是”的过程，就既能恰当地理解这一过程的真实含义 —— 不夸大也不缩小，也能丰富我们对“信息”现象的认识，从而使“是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具有当代的意义。
三、“是”的若干信息特征
从词性上看，“是”作为系词的句法语义功能十分复杂：它连接句子的前后成分，同时也有动词的词性（所谓“系动词”、“联系动词”等），故比较特殊，有的人认为它是实词，有的人认为它是虚词。同时，它虽有一定的意义，但意义也有些虚，因而既不是典型的实词，也不是典型的虚词。这决定了其在信息特征上具有矛盾特性：无信息与有信息的混合状态或“中介”，信息无穷小与无穷大的集合体。
“是”在“是其所是”之前并没有确定地告诉我们“是什么”，当其无所指时，就处于信息状态的不确定性，从而没有为我们消除任何不确定性，因此它并不包含（科学意义上的）信息；而“是起来”、“是其所是”、“是什么”，就是通过“断真”等方式消除“是”的不确定性，就是对“是”赋予具体的信息。我们知道，“是”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是发生于“是其所是”这一信息活动中的普遍行为。而且，由于孤立的词只有在语境中才获得具体的明晰的意义，才具有信息，所以“是”也只有在“是其所是”的过程中，和“是者”结合为完整的句子，从而进入了语词网，纳入了一定的语境之中时，才能获得明确的意义并具有信息。由于“是”必然要走向“是什么”，这就潜在地包含了消除不确定性意义上的信息，这里的“必然”就是“信息”的呼之欲出。这种双重特性使得“是”成为“无信息”和“有信息”的集合体，或者从无信息过渡到有信息的“中介”。
“是”的“与众不同”的信息特征，还表现为它在“信息量”上所具有的无穷小与无穷大的双重性。当“是”什么也不是的时候，即使它包含有信息，也是趋向于无，因此在信息量上可视为无穷小。当我们说“是其所是”、“是起来”、“是什么”之前，“是”似乎是“宇宙大爆炸”前的一个“奇点”：它内含后来的一切，但眼下却什么也不是。假如我们能对这个“是”说点什么的话，我们既可以赋予“是”一切含义，也可以将一切含义都不赋予它，使其真正地“无所指”。当我们什么都不赋予它时，它的信息量趋向于零，即无穷小；当康德认为是动词及其动名词都没有单独的表述功能，只不过是逻辑上的系词，并没有对所系之对象“有丝毫的增加”（康德，第476-477页；参见赵敦华，第120页）时，当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词不可定义（海德格尔，2006年，第5页注2）时，都多少揭示了“是”的这种“贫乏”性。就像“非常道”乃至“不可道”之“道”那样，“是”也会令我们初次面对它时一无所获，因为“是”本身什么也不是，仅依赖一个“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从中获得的信息几乎等于零。然而，“是……”的结构性缺项，作为句子的未完成性，从而作为意义表达的不完整性，却使得什么也不是的“是”又具有呼唤一切并使之“出现”的可能性：它在穷尽系词的一切可能性即无穷地搜索一切可能的宾词时，可以引导出无穷多的信息。一旦我们的视线跟随其“是起来”，想到“是”可以“是一切”、可以层出不穷地“是什么”的时候，它就什么都可以包含，我们就可以什么都知道，从而认识变得无限地丰富起来，从中获得的信息量就是无限大。因此，“是”在含义上就表现出“极度贫乏”又“极度丰富”的双重性或“矛盾性”。这样的信息特征，或许可以用来作为度量一切想要充当哲学“最高范畴”的标准之一：如果在信息量上不具有无限可伸缩性，就不应当视为这样的哲学范畴。
信息还必须是可以理解的。纯粹的“是”是理解的“黑洞”，即使有无穷的信息，也被自己所完全“吞噬”，而不能从黑洞中“逃逸”出来，成为可视化的信息。海德格尔曾指出，人本来就在探求意义，要求理解。（海德格尔，2006年，第177页）在信息交流过程中，作为信息用户的人是核心，因为信息的价值只能体现在为人所用上。信息可理解是针对信息文本的阐释和表达的观点。而从孤立的“是”走向“是什么”，也是走向信息的可理解性，是对信息要素的有序化组织，使其成为信息文本，并使信息文本具有可读性。这种可理解性还通过“是什么”而引导注意力的方式去实施我们的理解活动。如前所述，是起来也是思维从非注意状态走向注意状态的过程。“是”可以指向一切，于是可以产生任何“是什么”的判断；但在这之前却什么也没有被注意，所以什么也不是，是一种信息的开放状态。然后，通过“是其所是”过渡到信息的锁定状态：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对象，“是什么”的判断由此产生出来；而当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于某物时，那物存在，却并不产生“是什么”的问题。可见，体现于“是其所是”中的完全是一个信息选择过程。
但是，“是”作为不可道之道的信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信息态：它是为了引出另外的信息（亦可称之为“信息引信”），而自身作为信息时，其信息量是模糊的；它是最重要的，但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如“这是苹果”—— 就使人注意到苹果而忘记“是”。因此，它也是工具和桥梁，达到目的后就被人放弃。这种情况也被视为系词融入到了谓词之中，其独立性反而不如一般的动词那样强，即越重要、常见、普遍的信息，反而越是习以为常、使人感觉不到存在的信息，因为它融入了其他信息之中，作为其不可见的“灵魂”一样的东西在起“幕后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和“是者”之间，可以说前者是对后者“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的结果。所以，“是”为一无时空特性及任何物理特征的存在，由此才能保持其“最抽象”、“最普遍”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一定意义上具有“元信息”的特点，或成为如同尼葛洛庞帝所说的“信息DNA”：它“没有颜色、尺寸和重量……好比人体内的DNA一样”（尼葛洛庞帝，第24页）；它“携带”了关于世界的一切信息，如同DNA能编码和表达出生命现象中的所有蛋白质一样，“是”也能“编码”出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这个“编码”的过程就是“是起来”的过程。
这种“元信息”的特征，如果从语句上看，就如同叶秀山先生所分析的：“这是什么”，把“什么”括出去，而剩下“是”，“是”在“什么”之前，比“什么”更根本，因此宾词是可以动摇的，而“是”是不可动摇的。（叶秀山，第577页）如果不是从“实在性”而是从“信息性”上加以分析，这样的说法是成立的。因为从逻辑上看，系词在句子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在把主体和谓词分开的同时又使它们联结在一起，并统辖支配它们；系词是句子的结构要素，即使没有显性系词，也有隐性系词。在句子中起结构和支撑作用并且引出了“是者”的系词“是”，于是具有了在语句信息系统中的“元信息”的特征，起着稳固地支撑和引导其他信息的作用。
元信息表明了信息之间的依赖性和可推导性 —— 它是信息在物质的基础上涌现出来之后，自身相对独立的能生性中的最后依归。在信息世界的相对独立的运动中，其他信息更多地依赖于它，而它不依赖于其他的信息。“是”作为一个“终极谓词”，包含了这样的信息：它是所有“是者”共同拥有的属性，它是“是什么”被抽掉“什么”之后留下的共同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这样一来，‘是’也就获得了一种共相性并且自身就成为共相，‘是’本身就是一个最普遍的外延最大的抽象的概念，是既无质的差异又无量的区分的绝对的‘一’，而那些被悬置起来的具体存在物以及所指则成为殊相，是通过具体的质与量所规定的‘多’”。（邹诗鹏，第17页）也就是说，是物者，其中必有着“是”。于是就可以说：把某物规定为某物的就是这个物中之“是”。用是论的语言来说，把是者规定为是者的东西就是“是者”的“是”（萧诗美，2003年a,第219页）。如同多分有一，“是者”分有“是”，“是”规定着“是者”，“是者”映现着“是”。凡此种种，均可视为元信息的神奇功能：“是”作为最早或最终的“信息源”，“是”中有“势”，蓄势待发，一旦开发，就源源不断地是其所是，是出一切。而是出一切，表明一切信息都由它衍生而来，而它不再由其他信息源所衍生；当任何信息都处于信源和信宿的传递中时，“是”则不是这样，它只向外输出，辐射到什么“是者”身上，就生成具体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是者都是“是”的信宿，都接收来自“是”的信息。故“是”是一切信息的来源，是信息世界的总源：作为“元信息”的“是”派生出其他一切信息，成为所有信息之“本”；一切能用“是”加以述谓的对象，都在信息学的意义上依赖于“是”。
这样，可将“是生万物”归结为一种信息的可推演性、能生性，亦即“虚拟的”的万物生成过程；至于其与实在的生成过程的关系，则要依据不同的本体论立场作进一步的解释。如果认为信息哲学或信息主义并不具有终极意义的话，Being在这里就不再具有终极的意义，它还要递归于某种终极性的哲学本体论主张。
四、对“信息”的“是论”分析
对“是论”加以信息哲学的分析，可以说是信息哲学与“是论”互惠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对信息哲学中的“信息”加以“是论”的分析，由此也会加深我们对信息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Being或希腊文on中的“是”、“在”、“有”不分，那么对于“信息”的“是论”分析或“存在论”分析，是否能解决信息的“本体论”问题？如果不能，那么信息的本体论问题究竟是什么？是“信息的实在性”问题或“信息与物质的关系”吗？如果转回到信息的存在论分析，由于“是”和“存在”、“有”的一定相通性，于是从“这‘是’信息”就可判断“这里‘存在’信息”，那么信息的“存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从信息离不开物质的基本关系中，可以看到即使承认信息的“存在”，那也是一种不同于物质存在的存在，那么“信息存在”与“物质存在”在“存在性”上的差异是什么？是有什么样的物质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信息存在吗？信息存在和物质存在可以完全对应吗？从有限的载体可以联系无限的信息来看，很难说“有什么物质就有什么信息”，那么载体和信息之间的必然联系如何理解？有没有根本不显现为信息的物质？物质一旦显现为信息是否就不再是物质本身而成为关于物质的信息？由于关于物质的信息和物质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故人所接触和了解的物质其实并不是物质本身，而不过是关于物质的信息，那么人是否永远只能停留在关于物质的“信息界”，而根本到达不到物质本身？这是不是康德哲学的“信息哲学翻版”？如果说凡“显现”出来的物质都是物质的信息而并非物质本身，那么当现象学主张现象就是本质时，是否也会导向“信息就是物质”的主张？
用“是论”和“存在论”来探讨信息的本体论问题，同时也是探讨信息“何以是”的根据问题。信息的本质论解决信息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存在的问题，这是由存在论问题必然过渡和引发出来的问题。因为在信息存在着的基础上我们还会继续追问，信息的从无到有、信息的产生、创造从而成为“此在”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亦即信息是如何获得“存在”身份而成为“此在”的？或者信息成为此在后有什么特质？这就涉及到信息的内涵、功能、效应等方面，从而构成信息的本质论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作为系词的“是”以不同的句型所组成的两种不同的句子所内含的问题：其一为“这是……”，后面如果跟的是“信息”，即“这是信息”，意味着信息之存在；其二为“什么是……”，后面如果跟的是“信息”，即“什么是信息”，意味着寻求信息的定义，揭示信息的本质。信息的存在论和本质论两个维度的紧密关联，就是“是否存在信息”与“信息如何存在”之间的关联，它们合为一体、相互交织，共同表明了信息是如何走向“是其所是”的。而且，信息“如何是”也是从更基本的层次上回答了信息“是什么”。也就是说，信息在走向“是”的过程中，在成为一种存在的过程中，同时也展示了信息的本质。就人的信息活动而言，在接收信息时，信息存在论是信息本质论的前提，因为此时首先是“有”信息，然后才是问该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在加工处理信息时，信息本质论是信息存在论的前提，因为此时首先是“造”什么信息，然后所造信息之“有”才出现。
当然，信息被纳入“是什么”的分析后，由于“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显现，就是“什么”的信息化，所以这里的“什么”变为“信息”后，就成为“信息的显现”问题；而信息本身就是物质或实在对象的显现，所以“信息的显现”就意味着“显现的显现”，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凡此种种，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总之，我们可以用“是论”中的一些提问方式来进一步搞清楚作为哲学概念的“信息”，这对加深信息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恩格斯，1970年：《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福柯，2001年：《词与物》，莫伟民 译，上海三联书店。
海德格尔，2004年：《林中路》，孙周兴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太庆 译，三联书店。
康德，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 译，人民出版社。
黎锦熙，2007年：《新著国语文法》，湖南教育出版社。
李洪儒，2006年：《系词 —— 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载《外语学刊》第2期。
尼葛洛庞帝，1996年：《数字化生存》，范海燕 译，海南出版社。
宋继杰 主编，2002年：《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
王力，1985年：《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
维纳，1978年：《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
肖峰，2007年：《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萧诗美，2003年a：《是的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b：《论“是”的本体意义》，载《哲学研究》第6期。
叶秀山，2002年：《论巴门尼德的有》，载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
俞宣孟，2005年：《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敦华，2002年：《“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载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
周国正，2008年：《“是”的真正身份：论述记号 ——“是”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的综合诠释》，载《语文研究》第2期。
周迈，2002年：《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存在（是）》，载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
邹诗鹏，2004年：《“Ontology”格义》，载《南京社会科学》第12期。
Wheeler，J.A.，1998, Geons, Blac,,,,,k Holes and Quantum Foam，New York：Norton.
（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