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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美兰 刘永谋 吴林海】物联网风险与现代性的困惑——兼论智能空间的伦理重构

 

物联网是指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一代网络。它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传感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它大体分为感觉层、通信层和计算层,感觉层负责感觉环境或物,通信层负责传递信息,计算层负责处理数据,形成解决方案。物联网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可应用,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物联网兴起之前,技术现代性的危机就已经逐渐暴露出来,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物联网表现出的两重性集中反映了技术现代性的成绩与问题,更折射出现代性固有的矛盾性。从技术现代性的角度,思考物联网的问题和风险,对实现物联网的健康发展富有启发意义。

一、物联网愿景与监视社会

物联网正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物联网时代已经不可避免。目前很难精确预计成熟状态物联网的未来形态,即使预计物联网大致发展路径也非常困难。不过,基于各自的理解,很多机构和研究者用不同的方式粗略地描摹了物联网的未来愿景。这里略举两例。

欧盟研究报告《实现物联网的愿景和挑战》中的物联网愿景流传很广。[1]它认为,物联网要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熟的物联网将建立在标准通信协议基础上的,计算机网络、媒体网络(IOM)、服务网络(IOS)整合成一个共同的全球IT平台和无缝网络。物联网将动态、实时地连接数十亿或万亿的具有通信地址的人和物,并感知其所处的环境。物联网中的通信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还发生在人与物、物与物、人和物与环境之间。物联网将对海量的人、物和环境的信息进行普适计算。在成熟的物联网中,物能感知、沟通、互动、交换信息,自主管理自己的运行,甚至自动回收利用,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智能物;环境能与物、人交换能量、信息,响应后者的某些要求,成为某种程度的智能环境。来自个人、群体、社区、对象、产品、数据、服务、过程的任何物都可以通过物联网连接起来,成为一种商品,它以非常低的成本提供给需要者。

在《伊托邦》中,米切尔设想未来物联网形成的智能空间是一个三层的、层与层之间不断交换信息的“中国套箱”。[2]人的大脑是层层电子壳层包裹的内核。最里面一层是人体网络,能利用传感器和控制器感知身体的变化。人体网络身处无处不在的智能的房间、旅馆、商店、汽车、机舱等其他能联网的环境中,不断与环境进行信息交流。第二层是社会群体的电子化疆域,包括家庭、公司、大学以及行业组织等。最后一层是由地表蜂窝系统、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和LEO全球卫星系统覆盖的广阔地域,将整个地球空间转变为无所不包的智能场所。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中预计,智能空间中的人将成为电子存在物(cyborg)或电子人。在未来物联网中,每个人的身体都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个无线身体网(bodynet)里,连入全球网络之中。“对于电子人来说,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动摇了。人与己的区别可以重构。差异变成了暂时的。”[3]因此,哲学上千年来的人的灵魂/肉体问题变成了灵魂/网络问题。

显然,未来物联网将直接干涉每个人的肉体,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私生活,因而很容易激起人们对于物联网限制个体自由、隐私安全和私人活动的隐忧。在物联网中,手机只要开机,很容易被识别和定位。事实上,以定位为基础的手机服务已经在某些领域成为合法的授权服务。[4]在某些国家,有关收入、工作、旅行、健康等个人信息被收集、存储,并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分析处理。[5]运用网络摄像头、RFID标签和许多最新物联网技术,持续记录所有人的日常活动变得非常容易。[6]因此,许多人都担心物联网被广泛应用于监视而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监视社会。

西方发达社会对监视社会的警惕由来已久,20世纪以来担忧日甚。简单地说,监视社会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一个社会阶级、一个军事或其他集团对社会成员进行监视,并使用监视得来的信息来维系统治,一般来说是独裁或专制统治。关于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连绵不绝。在文学作品中,奥威尔的《1984》最为著名。[7]小说假想了“老大哥”的铁腕专制统治,它不仅控制每个人的身体,还试图控制每个人的灵魂,无处不在、无法切断的可视“电幕”是它统治社会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在理论研究方面,以边沁(Bentham)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理论和福柯的监视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理论最为著名。边沁发明了一种将监视效果发挥到极致的建筑原则和一整套监视管理理论,在圆形监狱中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因此圆形监狱适用于监狱、工厂、疯人院、医院、劳教所和学校等。[8]20世纪70年代,福柯将圆形监狱理论发展成为监视社会理论。他认为,到19世纪中期,圆形监狱的机制扩散到整个社会,“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9]。在监视社会中,人人都被监视,被规训和改造,而人人又都为监视社会贡献力量。无疑,福柯监视社会理论过于偏激,但很好地反映了一个现象,即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人的某些领域的自由在萎缩。

实际上,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刚刚兴起,信息技术助长电子监控(electronic monitoring and surveillanceEM/S)和监视社会的倾向就被研究者所重视。Kosta等人发现,在欧洲搜索引擎监视他人的情况很严重,必须要从总体框架上进行保护。[10]Tokunaga发现,人际电子监视行为在社交网络中非常普遍,Facebook60%以上的大学生使用者用来调查他人。[11]D'Urso指出,在美国接近80%的组织对员工实施了某种形式的电子监控。[12]RuleBrantley研究了对职工进行电子监视的方式、机制和效果问题。[13]甚至有人断言:“国家将不再需要围墙和看守塔来实现它在监禁和暴力方面的合法垄断。电信技术将取代这些措施。”[14]圆形监狱理论和监视社会理论,常常被用来研究信息技术和网络的自由、安全、隐私和滥用问题,取得了大量的成果。①Haggerty指出,在电子监视和网络监视研究领域,圆形监狱成为了代表性学术模型或隐喻。[15]当互联网成为当代社会的公共基础社会,被远程电子监视的担忧更加严重,Zuboff直接将互联网称为电子信息监狱。[16]而相比互联网,物联网与边沁、福柯所称的圆形监狱在运行目标、机制和方式上更为契合,因而具有极强的电子监控能力,若对物联网用于电子监控不加限制,物联网有沦为组织压制个体的极权工具的可能性。[17]因此,担忧物联网为监视社会服务非常自然,实际是信息技术监控隐忧的一种新形式或阶段。

二、物联网隐忧的技术现代性根源

进一步而言,物联网隐忧折射出当代社会对现代技术不信任的心态和难以把握的实情。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它反映了技术现代性的当代困惑。简而言之,技术现代性即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本质上具有的新特性,核心是技术理性经现代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渗透。技术理性坚持功利主义、现世主义,重视效率而忽视价值,重视目的而忽视意义,重视世俗而忽视超越。技术现代性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社会技术化,即现代技术把控制和改造的范围扩大到人自身和社会管理;(2)专门技能兴起,即知识专门化,专家掌权和治国,民众在技术领域的权力缩小;(3)技术商品化和技术活动职业化,技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服从商业需要,技术发明成为专门职业。[18]将物联网用于社会管理在很多人看来是题中之意,如IBM“智慧地球”计划认为,人类利用物联网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和生活更为精细和动态的管理,从而达到“智慧状态”。成熟状态的物联网计算层通过对传感层所获得的感知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和研究,进而大量形成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将极大丰富专门知识的内容,甚至会冲击理解知识的传统观念和标准。而物联网近年来爆炸性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发展趋势,不如说是商业利益注入了最强大的动力。总之,物联网崛起鲜明地反映了技术现代性的特点。

技术现代性是现代性在技术领域的表现。现代化过程导致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断裂,而现代性即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属性和标志。一般认为,现代性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一种现代性观念;(2)一种现代性经济制度;(3)一种现代性政治制度。现代性观念包含着一整套抽象程度不同、普遍程度各异的理念、思想和观点。物联网的主旨、框架、机制和功能非常符合并体现了诸多现代性理念,深深地打上了技术现代性的烙印,堪称从技术上完美地实现了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理念。

1.作为祛魅工具的物联网

现代性主张祛魅,即去除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使人们摆脱恐惧,从神灵鬼魅的黑暗主宰中解脱出来。正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19],让人运用理智为自己做主。世界被照亮,意味着自然被人所见所知,诸神隐退,人为世界立法。现代科学技术是祛魅最重要的利器。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先要了解、认识自然,此为科学的基本任务。运用知识去利用、改造和控制自然界,则是技术的基本任务。科学有力地论证了现代性的合理性,现代性各项主张也借现代技术之力不断推进。

物联网完美实现了祛魅。物联网感知一切,一刻不停;无物不在感知之中,不再为无知困扰,万物皆被计算而不断流溢新知识。凡有用者,皆可接入物联网。无论身处何处,均可不间断与物联网交流信息、交换指令。物联网之外,均为无用之物,对于技术理性而言皆无意义,或者因其不可计算而永远沉入黑暗,成为虚无。

2.作为秩序工具的物联网

现代性偏好普遍秩序。按照现代观念,秩序遍及自然、社会和个体诸领域。万物皆有秩序,无物游离于序列之外。秩序不再源自上帝,而是人运用理智所订立的。自然不再无序,而是被纳入适当的位置,譬如林奈分类法对植物归类。自然不再是与人无关,而是要服从人类生活的总体规划。改造、征服和控制自然,就是将人定秩序加诸自然。社会要服从秩序,应该科学地运转。个体也要服从秩序,应该遵守各种行为准则。为了实现秩序,现代人不惜为实现秩序而诉诸强力。现代技术帮助实现秩序。首先,技术本身意味着效率和逻辑的序列。更重要的是,技术还是推进秩序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自然技术让物归位,管理技术、社会技术则让人归位。

物联网极大地推进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化。在物联网中,物被赋予秩序,人也被赋予秩序,物的秩序与人的秩序完全融合在一起。并且,物联网不断创生的解决方案,意味着新知识和新秩序。比如,“智慧城市”的交通解决方案意味着城市中所有汽车运行要服从新的技术安排。物联网的秩序将是总体秩序,即掌握了所有物和所有人的信息之后全盘筹划的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联网的出现给全社会范围内的精密计划运转提供了切实的技术支撑。

3.作为计算工具的物联网

现代性推崇计算理性。现代社会力求用数字处理任何问题,筹划整个世界,任何不符合计算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值得怀疑。从市民社会的等价交换原则、认知活动的还原主义、社会生产的操作原则到公共领域的科学决策,计算理性笼罩一切。理性与计算、数字、逻辑几乎成为同义词。科学技术无疑是计算最好的执行者。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因素”[20]。并不是科学技术运用数学,相反它们就是按照数字和计算的逻辑来筹划的。启蒙运动以来,计算理想从来没有停止过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数学化的理想。比如,经典的逻辑实证主义就有将哲学数理逻辑化的理想。

物联网把计算理性推到了新的高度。互联网将信息数字化,以编码的形式传播。在物联网世界中,被数字化的不仅是信息,还包括由物组成的物理世界。在高级形态中,当人身上嵌入传感器,也被数字化,成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量(比如体温、脉搏、感觉信号等)。被数字化的信息、物和人一同构成一个完全封闭的数字化赛博空间,其中自主的计算中心将是智能的最高点,它数字化一切,计算一切。

4.作为一体化工具的物联网

现代性社会蓝图是一体化的。现代社会是整体融合的“有机体”,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化,而不是个体简单的集合。首先,现代性在理念上设计了知与行的一体化。中世纪的行动服从宗教的指导,充斥着迷信和盲从。现代的行动服从理论的指导,奠基于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认识之上。借助现代科学、现代知识,社会被理解成可以量化、拆分和控制的巨大机器,专家们借助各种社会管理技术运行这台机器,个体自愿接受知识、专家对生活的训诫。其次,现代性在制度上设计了社会的整体性框架。现代社会追求组成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军事、文化诸组成部分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当代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如此社会的自我维护、自我调节极其强大,这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得很明显。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在社会整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现代国家普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

物联网体现了社会一体化观念。首先,物联网兴起要借助技术—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力量。在中国,资本已经对股市上“物联网概念”热炒多年。在美国,物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无疑与急于摆脱金融危机关系极大。因此,全世界范围内,物联网的发展都呈现出国家推动的态势。其次,物联网完美融合了知与行。从信息采集一直到生产方案、指令执行,知识与行动无缝对接。最后,物联网将从信息和物理两方面更深入地联通个人、组织和政府,把社会一体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目前来看,公共管理领域是物联网要发展的重要领域,这从IBM“智慧地球赢在中国”计划提出智慧电力、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供应链、智慧银行六大优先发展领域就可以得到佐证。

三、物联网的两重性与智能空间的伦理重构

辩证地看,物联网用于社会管理具有正反两面性。从风险的角度看,社会风险根源于未知或不可知。现代社会的未知或不可知的情况剧增,因而转变为风险社会。成熟状态的物联网能提供对世界连续、动态、实时和全方位的感知,减少对于人、物和环境的未知或不可知,因而可以大大地减少社会风险,极大地增进人类福祉。比如,适度的电子监控有益无害。在重点场所(如监狱、重症病房、事故多发地等)、针对重点人群(如罪犯、病人、无自主行动能力的老人等)等电子监控可以提高公共安全程度,及时报告突发事件,已经得到了广泛承认和应用。另一方面,如果对物联网用于社会管理不加控制,有可能演变为对个体的极端控制,物联网有沦为极权和专制的控制工具的危险。物联网的感觉层收集信息,传到计算中心进行计算,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时候,解决方案意味着新的行动准则,如交通出行规范。当物联网覆盖整个社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越来越多的行动方案可能以“按照科学的方式行动”的名义逐步蚕食个体的自由和私人领域。在物联网世界中,违规随时都会被察觉、反馈和处理,更加强社会控制的严厉性。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钱人、权力者、知识阶级、政府组织等更容易从物联网中获益,而穷人、被统治者、低教育者、个体等因难以掌握物联网而被相对剥夺,如“数字鸿沟”可能日益扩大。权力资源因此更加向高层聚集,从而削弱社会的民主性质。

物联网的两面性根植于现代性的辩证特征。从本质上看,现代性观念均建基于四个最为基本的立场之上。第一,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传统,贬黜超越性、超验性、先验性和终极诉求,最终发展为否定形而上学。毫无疑问,反对上帝和教会对人的束缚,高举人性旗帜,推崇人的经验和能力,对于破除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走到极端就会适得其反。因为恒常的本体终究不能归结为多变的经验,实用和功利终究不能替代人生意义的终极诉求。最初对神性的否定绝对地发展,最终演变成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当无事无定、万物皆空,世俗生活的雅俗、善恶、理性与迷乱就没有根本的不同。在虚无面前,所有的荒唐、狂乱和暴戾的选择也未尝不可。第二,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界视为征服、改造、支配和奴役的对象。相对于前现代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的弱小、无知和无助相比,人类中心主义在现代之初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自信心和能力,起到了推动认识自然进而造福社会的效果。但是,随着科技发展赋予人类巨大的力量,自然开始被贬低,认识自然逐渐演变成奴役自然。自然失去了最初的神秘、温情的意蕴和固有价值,沦为可以赤裸裸地逼索、蹂躏和践踏的对象,其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对人有用。相应地,以自然主人自居的人也逐渐丧失了本真的人性,被物欲和暴力所充斥。第三,固守主—客二分的认识框架,以我思为原点来思考世界。主—客二分的观念是现代认识论转向的基础,最初是对人自身力量的肯定。但是,它将世界分为对立的“我”与“非我”,陷入两者纠缠、斗争的泥沼。随着对自然控制的突飞猛进,人们却感到个体没有真正被解放,相反却被前所未有的孤独、恐惧和无助所压倒。对非我的斗争,开始是征服自然,后来是征服他人,最终成为对自我的否定,即要么因极端个人主义而疯狂,要么彻底丧失自我而沉沦。第四,片面强调工具理性,推崇直接的感官经验。启蒙运动提倡积极进取的世俗生活观念,反对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激发了工具理性的热情。最初神被从世俗中驱逐的时候,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分立,人类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力量。此后,世俗生活的意义不再从教义中获得,无需上帝来指导,而只能以世俗本身为目的,不再与终极意义相通。工具理性只问世俗目的和利害得失,迅速在急速城市化的现代世俗社会扩散成广泛的信条。感官的即时感知,身体的直接感受,成为不是唯一亦是最重要的标准和根据。凡是不可感知、无法体验的,皆为虚无的或者至少是无关紧要的。总之,一方面,现代社会是文明演进的伟大成果和历史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晚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凸显了现代性的诸多难题,如社会道德普遍滑坡、自然环境严重破坏、个体的单向度发展等。现代社会的矛盾性正是由于现代性的矛盾性或双重性所决定的。

物联网将现代性对感觉经验、工具理性的推崇、对自然和人的物化以直接的技术方式表达出来,这既决定了物联网的巨大价值,也注定物联网将催生诸多问题。在物联网世界中,所有的人和物都成为一串一串二进制数字、符号和变动不居的变量。持续监控和海量信息既意味着感知的成就,也意味着物的丰富性和神秘性的彻底丧失,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不可言传的感悟消失了。有用者皆被感知,无用者从世界隐退,成为虚无。在数字虚拟的替代物面前,人与物处于同样的高度,即物联网的感知对象和响应终端。这实际是对人的贬低。在物联网中,除了效率和效益,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人生意义由于不能被数字化将被悬置。物联网甚至暗示了一个无人的世界:没有人,终极的物联网照样可以自行运转,万物照样可以在物联网的指令下生灭。至于物联网的巨大价值,多有论者阐发,不再赘述。

要以辩证的态度来全面看待物联网的发展,既不能因为其负面效应而反对物联网的推进,也不能无视其可能导致的问题和风险,而是要深入研究物联网的社会影响,以切实可行的综合措施引导物联网健康地发展,减少物联网风险,更大限度地造福社会。其中,重构物联网智能空间的伦理基础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首先,物联网伦理应该成为一种能使权利得到公正分配的制度伦理,强调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同时倡导兼顾他人,确保他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在中国传统中,“均贫富”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它只是物质公正分配的一种简单理解,没有包含更重要的个人权利、人人平等等现代观念。所以,中国物联网伦理的重构应该更加侧重于个人权利。其次,物联网伦理还应该是一种责任伦理,强调用道义论来平衡功利主义的效益论。道义论和效益论的平衡发展,是物联网伦理得以顺利建构的基本要求,尤其是以责任伦理观念为指导,建立起强调公平与正义的、契约化的伦理底线。在中国传统中,个体生活由繁复的“礼”所规定,个人要对家庭负责、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但是,中国人恰恰没有意识到“对自己负责”、“成为自己”是所有责任的出发点。中国人的责任感是经由家庭、朝廷最后指向所谓“天”的责任感,或者说是“天道”反向强制给个体的而不是基于个体自觉的责任感。在物联网智能空间中,如此责任感对抗不了感知一切的巨大冲动。因此,中国物联网伦理的重构要侧重于唤醒个体性责任感。

在物联网世界中建构责任伦理的规约体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掌握物联网技术的科学家与专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他们不能只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而应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社会交往方式的巨大冲击,努力促成社会交往方式良性发展。其次,对一般的公众而言,应该提升信息素养和技术素养,掌握一定的物联网知识和信息资源,从而获得和把握自己的物联网信息权利,尽可能地改变自己在物联网信息技术权利结构中的相对于组织的不利处境。最后,政府在物联网伦理重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至少可以做三个方面的工作:(1)在物联网空间建立起立体控制体系;(2)在物联网实践基础上,在不妨碍个体权利和物联网技术发展的前提下,逐渐制定某些制度和规章;(3)大力促进健康的物联网伦理观念的确立,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物联网伦理的研究与教育,提倡个体自律,确立必要的物联网道德,有效地减少物联网伦理问题的发生。

注释:

①参见Katz,J.E.& Rice,R.E.,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Use:Access,Involvement,and Interaction,Cambridge,MA:MIT Press,2002; Lyon,D.,An Electronic Panopticon?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Surveillance Theory,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41,issue 4,(1993),pp.653-678; Lyon,D.,Surveillance and Society,in G.Ritzer(Ed.),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Thousand Oaks,CA:Sage,2001,pp.275-280; Spears,R.,Lea,M.,Panacea or Panopticon? The Hidden Power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1,issue 4,(1994),pp.427-459.

【参考文献】

       [1]CERP-IoT,Vision and Challenges for Realiz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http://docbox.etsi.org/tispan/Open/IoT/20100601%20IoT%20Conference/ALL%20SLIDES/EU_IOT_Clusterbook%202009.pdf.

       [2]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9-70页。

       [3][14]米切尔:《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077页。

       [4]Joore,P.,Social Aspects of Location-monitoring Systems:the Case of Guide Me and of My-SOS,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47,no.3,2008,pp.253-74.http://ssi.sagepub.com/cgi/content/abstract/47/3/253.

       [5]Lahlou,S.,Cognitive Technologies,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ree-layered Leopard Skin of Change,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47,no.3,2008,pp.227-51.http://ssi.sagepub.com/cgi/content/abstract/47/3/227.

       [6]Bailey,J.,Kerr,I.,The experience-capture experiments of Ringley & Mann,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9,No.2,2007,pp.129-39.

       [7]奥威尔:《一九八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8]Bentham,Jeremy,Panopticon:or,the Inspection-house,Dublin:Thomas Byme,1791.

       [9]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3页。

       [10]Kosta,E.,etc.,The "Panopticon" of Search Engines:the Response of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Framework,Require- ments Eng,no.16,2011,pp.47-54.

       [11]Tokunaga,Rober S.,Social Networking Site or Social Surveillance Site?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Interpersonal Electronic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no.27,2011,pp.705-713.

       [12]D' Urso,Scott C.,Who's Watching us at Work? Toward a Structural-perceptual Model of Electronic Monitoring and Survei- llance in Organizations,Communication Theory,vol.16,issue 4,2006,pp.281-303.

       [13]Rule,J.,Brantley,P.,Computerized Surveillance in the Workplace:Forms and Distributions,Sociological Forum,vol.7,no.3,Sep.1992,pp.405-423.

       [15]Haggerty,K.,Tear Down the Walls:On demolishing the Panopticon,In D.Lyon(Ed.):Theorising Surveillance:The Panop- ticon and Beyond,Uffculme,Devon:Willan Publishing,2006,pp.23-25.

       [16]Zuboff,S.,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88.

       [17]刘永谋、吴林海:《极权与民主:物联网的偏好与风险——以圆形监狱为视角》,《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5期。

       [18]刘大椿、刘永谋:《技术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困惑——以虚拟实在及其沉浸性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9]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20]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56页。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