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不能仅凭马克思著述中直接涉及“美”字的地方企图透析马克思的全部美学思想，马克思对于人类学的兴趣在他一生的理论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的这一事实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重视，并且要求以一种新的探讨方式对此加以把握。纵深发掘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及其美学意义对于我们在现代语境中更深入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审美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0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人类学笔记》问世，学者们相继发现马克思晚年手稿中另几十部相关著作的摘要，这在西方以及中国掀起了研究“晚年马克思”以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新浪潮。
马克思晚年为何放弃《资本论》的最终写作和出版，转而阅读和研究大量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这与他一生的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有怎样的关联？马克思通过大量研读文化人类学，取得了哪些新的学术进展？是否确实出现某些学者认为的“认识论的中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者们在对晚年马克思作出评判之前所需的探讨。因为人们对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之所以产生种种误解，主要在于缺乏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充分把握，尤其没有将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纳入到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进行考察，从而造成对马克思理解的认识论断裂。
“人类学转向”：恢复“整体马克思”
马克思在晚年时转向人类学研究并非偶然，而是他一生理论思考和批判的必然结果。综观马克思的著述，他所有的思考都围绕着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剥削与压迫，如何恢复人的全部感性存在或属人的人类学尺度，在探讨审美活动与历史进步的关系的基础上发掘社会的未来发展向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所坚守的是一种革命的人类学。
马克思推迟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文献材料。例如，马克思借用“卡夫丁峡谷”的典故，表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痛苦与灾难，他实质上思考了一个关于“超越商品拜物教文化，及其带来的令人可怖的恐惧感的可能性”这个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主体的非异化状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探讨了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在此问题上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观念，阐释了东方社会和世界历史体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西方社会发展和东方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在此问题上，马克思更多地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最后解决问题，但这种比较式的整体性研究方式，毕竟为后人研究东方社会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理念和启示，并因而可以避免陷入由“西方中心论”所制造的理论困境。
马克思晚年通过转向人类学研究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并非基于某种永恒真理的结果。于此，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不仅不是马克思思想断裂的某些无足轻重的碎片，反而成为恢复“整体马克思”的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人作为人的需要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涉及人的类本质，人与动物的区分；人类生活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婚姻关系；人的需要；人的异化与人的解放如何可能以及对“共产主义”的阐释维度等。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思如何在人类学和美学的层面上，研究和阐释关于人及人的生活关系带来的需要、异化与人的解放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彼此之间都是紧密相关的。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需要”以及“审美需要”是作为人类学的评价范畴而提出的，马克思对需要的基本规定是：人作为人的需要。正是在这点上，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区分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需要作出单维度的解释和处理，即将需要降低为一种经济上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对需要真正内涵的背离。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制度、国家本质、所有制形态、法律实质等时，都没有离开人的需要，都以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事物作为根本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命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的需要，也正是“需要”，使人与动物相区分。
此外，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需要的差异性及其社会根源，是透析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及其秘密的重要视角。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在需要满足的层次上，工人局囿于维持肉体的动物性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自身的被剥夺成为可能所应维持的最低需要，而正是资本家对资本、利润的无限度的欲望，使工人囿于这种粗陋的实际需要。这种粗陋的需要使人无法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他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对象的关系因而是极为有限和抽象的，甚至最美的景色对他而言都没有什么感觉。
对此，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即“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于此，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作为人”的需要，就成为“美”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而言成为“美”的衡量尺度，这充分地显现了马克思对“美”进行评判的人类学尺度。
马克思对于异化问题的思考与批判，究其根本，也正是从揭示人作为人的尺度的被剥夺、人作为人的需要被抽离这个角度开始的。由于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人作为人的需要亦即人的审美需要，因此，对于异化问题，马克思同样是将其作为审美的对立面而进行思考和阐释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揭示了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为机器和抽象物的悲剧性存在，而现代艺术中的审美变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这种悲剧性存在的再现。
对于异化作为审美状态的对立面，马克思是这样表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艺术作为人的更为精妙的延伸方式，以作为不合理现实生活关系的“反题”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逐渐消除异化状态的物质生产实践中才能使人成为“审美的人”。“审美的人”在此指的是，他不仅能够审美，而且能够创造美。
马克思对于神话的关注也是非常有意味的。在远古社会，神话是人类整体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而马克思在关注神话中蕴藉着的人类情感、欲望、需要、想象的同时，更关注现代人如何把握神话。具体表现为，马克思的强烈兴趣在于研究神话意识与现代文明精神形成的反差，以及二者相碰撞所放射出来的奇异光芒。关注古典意识形态如何可能以及如何与现代意识形态相结合，这与马克思将艺术与人类的存在状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阐释的理念是一致的。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人类学性质，亦即，在任何一个存在剥夺被剥夺者的社会形态里，创造剩余物的神话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这种神话以更为隐秘的方式而存在，这显现出了对人类社会演进的敏锐感知和预见。
发掘审美现代性之维
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并非是要建立一门新的人类学学科，而是通过人类学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的解放如何可能，其研究的意义早已远远超过了人类学所能涵盖的范围。尽管马克思并未系统地论述过美，但他在人类学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理念和方法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审美人类学探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他者文化审美现象的研究，以及“美”如何显现自身是审美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旨向，而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在如何看待他者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与美之显现的关系等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答方式和理念。在马克思看来，在史前社会，尽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但人的审美意识还只是在非常有限、狭隘的范围内，以比较粗糙的方式孕育着，因而不可能从他自身产生出感性的丰富性。马克思对于这种同样贫弱的感性存在的批判并不比他对资本主义的公开蔑视宽容得多，他将史前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他者，不是为了让过去的幽灵重新游荡，而是在唤起对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现代神话的批判的同时，要求通过历史划破关于古代神话的种种幻觉和假象，马克思实则阐释了史前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两重性。
正是通过人类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将三种主要的社会形态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同时把握它们之间的分离和连续性，一种现实的美学即诞生于此。即在三重边界处，马克思提出了“美”是一种基于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部感性存在的显现，而此显现同时是对人的不可避免的异化的超越。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美学实则已提出了审美现代性如何可能的问题。
马克思人类学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并非一种悬浮式的想象，而是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主要表现为，它总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探寻“美”的显现方式及其可能性。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更表明了，马克思是一位注重经验实证的哲学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抛开晦涩的思辨，关注实证材料和具体现实形态的历史进展。而在此之前，他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劳动”的哲学批判也已蕴含了这样的研究理念和方法。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首先是要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颠倒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关系，他所理解的现实生活是由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等意识形态的形式组成的庞大的文化脉络。正是马克思对物质基础的关注以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的阐释，才使得其美学思想成为对未来生活的一种预演，这为审美人类学深入探讨现实生活中审美和艺术的特殊性及其社会能动性拓展了新的实践和理论增长空间。
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在视野和学科方法上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特征，是一种跨学科的探索。人类学研究是马克思整体研究的不可缺环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高峰，也正是在跨学科的边界处生长出来的理论，使得马克思超越了传统的人类学，因为这种思想已经触及了文化金字塔上，作为最精妙部分的人类审美和艺术现象。马克思研究视野的广阔性以及学科方法的多元性应当成为包括美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研究的重要理念和方法，审美人类学恰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纵深探讨，如何基于马克思的“革命的”的人类学思想发掘审美现代性之维正是审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向度。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不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这种革命性的力量来自于对人如何成为人，亦即人的解放如何可能的解答。人类学在马克思一生探索中微妙的存在方式以及马克思晚年清晰的人类学转向，有待我们根据当代的实践来重新认识，因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工作仍有待继续。而审美人类学也将在吸纳当代美学和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对此加以解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审美人类学的学理基础与发展趋势研究》〈编号12CZW019〉研究成果）
（原载《中国科学报》 2019-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