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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如何正确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陈学明教授访谈

如何正确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陈学明教授认为,从整体上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探索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良性互动来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正确途径。此外,它有助于我们增强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自觉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正确的态度。

观察

 

    记者:陈学明老师,您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近三十年来矢志不渝,始终立足于这一理论领域,长期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您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特点?

    陈学明:可以,如你所言,在国内我是较早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理论工作者之一。由于长期坚持,虽然谈不上成果丰硕,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拓展,有不少心得体会付诸笔端,形成文字,得到了不少的关注和理解。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能够获得的最大安慰和鼓励。简明扼要地说,我的理论研究的旨趣在于:结合目前国内思想界和现实的具体状况,充分突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深入领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以理论的方式参与现实,进而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不懈的努力,这就是我长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经过近些年的研究和思考,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有三点值得引起重视。首先,我一直强调在立足于理论事实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整体性的研究。单纯对于某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思想的引介和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离开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把握和研究,甚至于以偏概全,以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来涵盖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理论划界的问题。其次,我的研究始终强调立足于实践,面对现实生活。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我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恪守了马克思的这一优良传统。由此我认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仅仅要联系他们所曾经和正面临的现实社会,更要结合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问题挖掘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我认为,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始终应该对现实生活有真情实意的关怀,而不能囿于纯学院式的研究。最后,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认为存在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一直强调对其应该做前沿性的追踪和研究,所以有时我爱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相对宽泛的概念。但是这样做的同时,要避免简单地趋时和浮躁,好像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又过时了,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在我看来,即便退一步说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历史地终结,但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处境来说,这绝不意味着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消失了。我前年在《哲学研究》和《学术月刊》上发表的两篇重读卢卡奇和柯尔施所探讨的总体性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解释路向的文章,实际上也是我对于重新挖掘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一个尝试。此外,国外新产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比如我近期研究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我认为它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我们尚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

    记者:您刚才概述了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读您近期的文章可以感觉到您非常关心“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这一在一般理论研究者看来已成定理、毋庸多言的问题,比如您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以及另外两篇关于对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研究“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今天已经成为“显学”,其意义不言而明,所欠缺的是对其各具体理论问题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或者说是一个澄清学理的问题。您能谈谈为什么要突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问题的研究吗?

    陈学明: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对现实有关切的理论研究者,不能单纯做学理的研究,而回避任何的价值判断;其实我们都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地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其着力点就在于实证主义认为可以搁置价值判断从而对社会做纯事实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我坚定地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强调价值判断,强调意义问题的研究。我认为,今天中国思想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不能对现实社会生活给予积极的相应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是没能充分地面对现实,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做出回答。简单地说,我目前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路向,借此我认为可以通过他们的思路启发我们去把握真正的马克思;另外一方面,我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我们中国今天正在开展的构建一种适合现代中国发展的新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您能把这两方面的意义具体展开谈谈吗?

    陈学明:好的,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向》一文中主要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特别是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新梳理和评述了他们所开辟的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的解释路向。这里所谓的新是区别于我们从苏联继承过来的在目前中国马哲界仍存在巨大影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解释路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他们断言马克思率先进行了终结和消除以西方近代哲学为主要代表的旧哲学的活动,这实际上确认马克思的哲学已经超越了近代哲学,从而属于现代哲学的范畴。其次,他们断言马克思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就是对把主、客截然分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这实际上确认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根本点是反对把主客关系问题当作哲学的基本问题。再次,他们断言马克思在反对旧哲学、旧本体论的同时非但没有忽视、更没有反对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本体论,就是一种哲学,这实际上确认了以马克思主义存在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存在。最后,他们断言马克思在批判了传统哲学之后提出自己的哲学原则时,最突出的是强调人的社会实践在整个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实际上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我认为他们这种解释路向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对于我们打破传统思维模式,从而理解真正的马克思,或者换我常用的说法回复马克思的“原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当代中国的新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人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中发挥引领和核心的作用,但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担当这个重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首先,它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从而尽可能地让本身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历史性理论创造活动之中。其次,它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探索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良性互动来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正确途径。最后,它有助于我们增强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自觉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正确的态度。中国如果想要将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就离不开一种适合中国当代发展的新哲学的指导;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能促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担这个重任。

    记者:读了您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您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在您看来是否今天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存在一些理论的缺失?

    陈学明:我很乐意看到国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也是对我们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的肯定。学术的研究本来就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的存在和论争,只要言之成理。关键的是这些理论上的研究和论争必须首先达成一些共识,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共识可以成立: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股思潮,而不是像我们以往按照意识形态的影响所简单理解的属于“反马克思主义”阵营。我自己一直声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这也是我通过对他们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有个界限的问题,不能过于泛化。马克思作为伟大思想家,今天西方几乎很少有思想家能回避他,但若是我们将所有接触过马克思思想的西方思想家都划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无异于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哲学。对这个界限的划分问题还有争论,但是大致已经达成一些共识。第三,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特别是今天中国正在开展的现代化建设来进行,我想这个共识也是无可辩驳的。有了这三点共识,再来看我们中国目前进行了近三十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我认为尽管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离本应达到的水准尚有很大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其理论研究成果未能对中国现实产生相应的影响和效应。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些研究方法上的论争问题。

    记者:您刚说起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界限问题让我想起了在您的代表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中的一个判定,即依照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所做的界定,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德拉—沃尔佩学派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尽管您最终在书中还是分析对比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异同。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理解,因为国内学界大多都把这两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而现在我们知道,您近期重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会不会有悖于当初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严格划界?

    陈学明:这确实是一个有着争论的问题,我当初在那本著作中对于人物和学派的取舍,包括对同一个人物,比如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所属的划分确实试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做个明确的界定,从而澄清当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使用的种种混乱。现在看来这种混乱不仅在国内学界,而且在西方思想界那里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只能求同存异。我依然坚持要有个明确的界定,否则理论研究和论争无从谈起。不过目前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只要符合如下三个条件,就可以把这些理论家的思想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来加以研究: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地域的含义,他们当然首先是属于西方的理论家;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或倾向,它的提出者必须自己确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信奉者,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它应当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即他们的理论必须与承继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的各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不管是当初我在著作中舍弃阿尔都塞等人,还是我今天着力研究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我的取舍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强调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既要关注对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又要密切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的成果,跟踪前沿。但是对于西方思想最新成果的关注必须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线索,并不是所有最新的西方理论成果都可以往“西方马克思主义”里套,比如我在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的那篇文章中往前追溯到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指出他们思想中对相关问题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其二,我始终强调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要做整体性的研究,不能太琐碎。具体的研究工作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缺乏整体性,或者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观点,如果没有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我们的研究工作往往会陷入迷途。

    记者:这也就是您常说的整体性的研究,记得您有一篇文章《反对制造马克思》,按照您这种思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反对制造”“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一定界限的基础上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和具体研究结合起来,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依然不能获得长足的良性发展?

    陈学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初,一些共产党内部的思想家对中、西欧效法苏联十月革命模式的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的反思,卢卡奇等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丧失了总体意识,即不能总体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于是他们强调通过把握总体性来复兴革命,并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总体性思维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今天依然充满活力的内容。这种总体性意识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后起的思想家,特别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就理论研究而言,我之所以一直强调从整体的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出于对这一方法的体悟和认同。我反对制造马克思,主要是针对一些打着“发展马克思”的名义任意曲解马克思思想的一种相对主义态度,强调回复马克思的“真精神”;同样,我之所以强调从整体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避免在这一问题上重蹈覆辙。当然,这是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态度。

    记者:现在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蓬勃发展,成果颇丰,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近三十年的学者,您如何从整体上来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陈学明:我最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多侧重于介绍,倾向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这一方面出于当时的理论研究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思考和研究还不十分成熟,所以评价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少。有时候评价也有欠公允,比如对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思想的评价。随着我个人以及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认为在踏实做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工作的同时,联系中国实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些评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我前面讲的关注现实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要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而不能一味退缩,回到纯学理的研究或者模棱两可的所谓中庸态度上。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通过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同时深切感受到他们在发达国家仍高举马克思思想旗帜的可贵。他们处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意义的充分肯定和信仰,无论如何对我们都是有力的激励。事实上,目前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阐发,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甚至在无意识地重复着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因此完全有必要在共同的前进道路上进行真诚的交流和对话。概而言之,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而是通过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反思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揭示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同时也突出显现了其自身的理论深度和时代价值。

    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整体评价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注意两点:首先,应该保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也就是我们刚说到的界限的问题。比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态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源于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主义,尽管它们都对现代性不满并展开激烈的批判,尽管后现代主义一直声称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思想资源,但我认为两者不但不是盟友,而且在理论内容上是针锋相对的。我撰文强调了它们之间有五点理论区别,即:是全盘否定现代化运动还是主张把现代化运动中的负面效应和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从而修复现代性;是完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主张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是笼统地反对理性和科学还是只反对经济理性、科技理性;是反整体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还是以集体的政治行动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是完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还原主义还是从存在论的根基上说明最佳的选择是社会主义,等等。我之所以对比这两种思潮,一个理论动机就是在于指出我们所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向,而不是泛化到目前西方的众多思想资源。涉及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也应该有着明确的判断。其次,在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目前展开的现代化建设。这并不是说不能对其做纯学理的梳理和勾勒,比如将其放入整个西方思想发展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这样做当然有其意义,但是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而言,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向来强调现实,其思想精髓在于鲜明的实践性。离开了中国当前的现实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评价,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记者:对于接下来的理论研究您有什么计划?另外对于众多的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年轻的理论工作者有什么寄语呢?

    陈学明:从我踏入学术研究的那一天开始,我一直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任何一个理论工作者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不断推进。我将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图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促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近几年,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集中于研究其最新成果,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最新发展。接下来,除了相关的项目外,我会对新帝国主义理论展开一些理论探索。

    我很高兴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今天在中国能得到众多理论工作者的响应和参与,这有利于促进我们这一共同的理论事业的发展,我也真心期望年轻的学者能够超越我们这一代,不仅介绍和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能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年轻的学者,我觉得除了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比如语言和相关专业知识之外,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对现实的真情实意的关切。如果你从事这项研究,不具备一个基本的理论研究者的激情以及对当代社会的现实关注,不具备对底层民众疾苦的体悟和同情,不从内心深处信仰马克思主义,即使成为了一个技艺精湛的哲学匠人,也未必能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有多大裨益。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