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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意义——曾枝盛教授访谈

记者:最近,网上正在讨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等问题,您是我国最早关注“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您能否谈谈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以及您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曾枝盛: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我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这篇文章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我的看法。从国外理论界来看,“后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苏联东欧剧变后,尤指各种与苏联“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专指由后现代主义所派生出来的各马克思主义派别。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通常我们所讲的“后马克思主义”都是与“后现代主义”有关的“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无关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只能算是“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

我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发现“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和思潮的。后来在199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昆明会议上,我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但真正对它进行研究则是2000年以后的事。2000年初,陈学明教授约我为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写一本书。于是,我就开始收集有关资料,并开始进行实质性的研究。我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终于写成了一本小册子,这就是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2002年出版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书。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材料,这本小册子也只能反映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来龙去脉,谈不上太多的研究,但它却成为我后来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要研究后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是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尤其是搞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如果看到一个新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加跟踪不加研究,那是不严肃的。更何况“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少诋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东西,与此同时,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严重的挑战。我们不反映,不介绍行吗?不反映、不介绍,就无法对它进行分析批判,也无法回应它所提出的挑战。有鉴于此,我认为,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看来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确实很有必要。请您再谈谈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状况好吗?

曾枝盛:好的。首先谈谈国外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状况。1985年,恩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出版,书中公开打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公开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般所指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该书的出版立刻引起激烈的争论。首先,艾伦·迈克辛思·伍德推出《退出阶级》(1986)一书,对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进行批判,并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拉尔夫·密里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而诺尔曼·杰拉斯则在《新左派评论》专栏上与拉克劳和墨菲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杰拉斯先是在《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抨击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拉克劳和墨菲随即发表《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回答。接着,杰拉斯又以《无实质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墨菲的真正回答》一文对拉克劳和墨菲再进行抨击。80年代末一批左翼批评家纷纷介入这场争论。其中著名人物有尼可斯·穆泽利斯、S·霍华德、M·拉斯丁、G·麦克伦南等。面对各种异议和批评,拉克劳在1990年出版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对他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再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辩护。实际上在整个80年代末,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都在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长时间的争论,难怪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作理论界的“拉克劳—墨菲事件”。90年代以来,“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就像詹姆斯·彼得拉斯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并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蔓延。与此同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在90年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比如S·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兰德利和麦科里安的《解读拉克劳和墨菲》,D·霍华斯的《话语》,M·巴丽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等等。人们也常常把与拉克劳和墨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和墨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归到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这些人物有:保罗·赫斯特、巴利·辛达思、斯科特·拉什、阿芙纳里·尤里、查尔·琼斯、斯图亚特·霍尔以及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齐格蒙特·鲍曼、斯拉沃热·齐泽克、朱迪思·巴特勒、阿若斯·赫勒、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等等。

在我国,如果从我的《后马克思主义》发表的2002年算起,对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研究只不过五年的时间,可以说刚刚起步。但在这五年时间里,已有不少这方面的作品见诸理论界。首先是翻译作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与黑龙江大学合作出版了一套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包括尹树广与鉴传今译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2003)、孔明安与刘振怡译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2006)以及尹树广译的《民主的悖论》、《批判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也包含不少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詹姆逊的《全球化的文化》、齐泽克等的《图绘意识形态》等。另外中央编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也出版了一些涉及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例如,墨菲的《政治的回归》、迈·哈特、安·内格里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与《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等。另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还发表了一些“后马克思主义”人物的重要文章。所有这些,为我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研究性的著作。令人可喜的是,近几年出现了一批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如尹树广、胡大平、孔明安、周凡等,他们既翻译了一批相关著作,又撰写了一批深入研究的作品。再次是一些大学已开设了有关的研究课程,一些博士生已把它纳入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已有多篇相关博士论文问世。

记者:您的介绍使我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后马克思主义有哪些特点?

曾枝盛:我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大特点。1.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解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主要就是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来“解读”即“修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即主张“现代”与“后现代”断裂,主张否定现代所形成的“整体性”、“大叙事”以及“逻各斯”和“中心”,提倡“分散性”、“破碎”、“反逻各斯”、“去中心”。为此采取“反讽”、“游戏”、“延异”的文风对现实存在的一切加以批判。2.运用脱离群众的“话语”(discours)阐述当代“革命”问题。后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运用抽象的话语、互文式的叙述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把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都消融在“话语”、“言谈”之中,也就是把一切归为语言的符号系统,所以它又被称作“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但普通的群众看不懂他们的东西,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也难以读懂他们的东西,这就用“话语”“架空”了马克思主义。3.政治上表现为“形左实右”的极左倾向。后马克思主义自认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但它的理论家们既对资本主义进行激烈批判,也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激烈批判。表面上对一切传统的东西、已经形成的秩序、“大叙事”进行无情的批判和丢弃,似乎很“革命”,但实际上,却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爆发的,它受到了挫折,所以马克思主义“失效”了,从而要对它加以修正;20世纪的社会主义也是“失败的”,因而要丢弃它,要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很显然,这是形左实右的做法,是错误的。

记者:您的介绍使我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有了较深刻的了解,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又有哪些基本问题呢?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多方面的,仅举几点。(1)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和“修正”的问题。修正哪些方面呢?修正马克思主义中以工人阶级为革命主体的思想,修正马克思主义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修正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等等。(2)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退隐”的问题。(3)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策略”问题。就是要实现“新霸权”,以“激进的多元民主”代替“民主集中制”,主张“自由社会主义”。(4)唯心史观的问题。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主张历史发展完全是“偶然性”的观点。(5)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革命论”的问题。(6)变革政治意识的问题。就是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一系列命题: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内在固有的对抗矛盾、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从而“回归”到一种“激进—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

记者:我在阅读有关的评论性著作中发现,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评价并不一致,您是怎样评价后马克思主义的?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宣称“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但声明是一回事,行为效果又是另一回事。从《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到《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从《政治的回归》到《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无不充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退隐”的观点。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这本书中,拉克劳和墨菲写道:“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本书的认识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这段话很能表明拉克劳和墨菲的立场: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不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及其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放弃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预言。既然如此,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还剩下什么呢?按照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主体、不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一种“多元复合体”的社会。由此可见,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当然,后马克思主义分成左、中、右三翼,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代表右翼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否定和批判最多;中翼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还是持一定的肯定态度的(如德里达);而左翼则较多地肯定马克思主义,不同意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者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如詹姆逊)。所以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应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但作为主体的后马克思主义即右翼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新历史条件下的“新修正主义”。

记者:后马克思主义是苏东剧变后涌现出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并迅速蔓延,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大行其道是一件不幸的事件。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正确地指出:每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paradigm)就会产生危机。詹姆逊认为,1898年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修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而80年代中以来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让位于后现代阶段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詹姆逊称19世纪末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而当今所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是“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詹姆逊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因为他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凡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变异的时候,总有人跳出来叫嚷“马克思主义过时”、“马克思主义死亡”、“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等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修正。我们目前正遇到资本主义大变异的时刻,资本主义由工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说由原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世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必然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分析提出严重的挑战。在这样的时刻,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毫不奇怪的。第二,之所以说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件不幸的事件,是因为这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水平不高,以至让后马克思主义肆意泛滥。这可以从两个事件加以说明。一是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后马克思主义在刚刚出现的19851988年期间,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曾经遭到猛烈的抨击,所以在那时,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广泛蔓延开来。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来自传统“左派”的批评似乎消失了,于是,后马克思主义如入无人之境,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例如,拉克劳于1990年发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系统地将自己过去几年回击“左派”的文章结集出版,实际上是对以往“左派”的批评进行清算。此书出版后,虽有批评的声音,但毕竟少之又少。另一事件是《帝国》一书发表后受到广泛的赞誉。美国人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极“左”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安东尼奥·内格里合写了《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哈特和内格里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出版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什么《帝国》是“新世纪第一部伟大的理论合成”(詹姆逊)、它“不亚于为我们时代而重写的《共产党宣言》”(齐泽克)、它“可以称作是‘下一个伟大的思想’”(《纽约时报》),如此等等。虽然《帝国》看到了当今时代所出现的种种政治变化,但无论是在行文上还是思想上都无法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它的很多思想无非是重复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难怪评论家尚德鲁认为《帝国》是“另一种流行、浅薄的‘全球胡话’”。我认为哈特和内格里也是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列的,他们的著作得到如此的赞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泛滥一样,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到何等的挑战!

记者: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情况如何?

曾枝盛:如上面所说,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去年中央编译局和今年我们学院邀请来讲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尔达基诺,就是一位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教授。近年来,拉克劳新发表了《论民粹主义的动机》(2005)和《思想家的解放》(2007)等著作;墨菲则出版了《政治与欲望:国家与民主》(2002)、《论政治》(2005)等著作;巴特勒写作了《打倒性别》(2004)、《交代自己》(2005)等著作;齐泽克写作了《审问真实》(2005)、《怎样阅读拉康》(2006)等著作。这说明,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仍处在写作高峰,其思想理论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不断出现,其指涉领域也不断扩大。所以,后马克思主义仍有扩大的趋势。

记者:最后您能否谈谈研究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义?

曾枝盛:可以。现在,右翼“后马克思主义”鼓吹“马克思主义多半不能从它所遭受的打击中清醒过来”、声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已经陷入僵局”、“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已彻底瓦解,没有人再相信了”,因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面对这种声音,如果我们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我们的声音,这就等于默认。所以,我们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其主旨和理论主张,了解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其错误的倾向。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及其崇高的指导性地位。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的威望与地位,没有任何其他理论可以企及,所以攻击者往往采取把水搅浑的策略,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尽量放大,以便模糊其他,使真人变成“非人非鬼”的形象,造成似是而非的感觉,使高大人物变成“侏儒”,然后再用其错误观点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达到移花接木的目的。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跟踪它、研究它,就是为了识破其庐山真面目,捍卫马克思主义。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我在我的著作中说过,“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潮,其成分可分为左、中、右三翼。左翼和中翼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虽有一些错误的言论,但并不是一味抱否定的态度,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而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则较多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批评马克思主义,但其中也不乏从反面给我们提供启示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它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觉。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