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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张云飞教授访谈

记者:为了推进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我们需要把握国外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尤其是需要了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看法。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生态文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云飞:为了更好地把问题交代清楚,首先需要对生态文明的内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反思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就自己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作出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回答,是文明理论研究的新课题和文明实践活动的新方向。根据已掌握的有限资料,国外学者似乎没有直接提出这一概念,但是形成了一系列类似的概念和思想。现在看来,“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性成果。即,“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① 这一表述既总结了生态文明的实践成就,也概括了生态文明的理论成果。大体来说,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处理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一般来讲,生态文明是指和谐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良性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产业,健康有序的可持续运行的机制和制度,科学向上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价值,协调创新的可持续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由此保障的人的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通俗一点讲,生态文明就是一个囊括一切与生态环境问题相关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的“大口袋”。总之,必须在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三者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中,来把握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记者:既然生态文明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其生态文明理论呢?请您谈谈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云飞:西方学术界是以“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与自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等一系列的形式提出这一问题的。将之归结到一点,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其生态文明理论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除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没有发言权的“空白论”和“过时论”以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环境冲突的“灾祸论”等论调,“补充论”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思潮。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于异化消费造成的,而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因此,需要用生态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生态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国际局势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深入人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热再度抬头,在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西方学者“发现”了一个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也开始得以“显露”。(1)各种杂志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文章。除了像《每月评论》、《新左派评论》这样的左翼杂志不时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一些杂志还专门出版了这方面的专刊。例如,《科学与社会》杂志1996年秋季号专门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如桑德拉拉杰的《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伯克特的《价值、资本和自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含义》等。重要的是,像《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0年创刊)这样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专门杂志开始发行。前几年,在该杂志的讨论中,有许多学者就马克思是否对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做出基础性贡献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著作。除了在一些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和环境社会学的著作中用专门的章节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学科的关系,还有一批专著问世。如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年)、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伯克特的《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色和绿色的视野》(1999年)、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2000年)、科韦尔的《自然的敌人》(2000年)等,这些著作“正在使生态社会主义范式有力地对抗着已丧失生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思想意识”。

通过这些努力,西方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遮蔽”,并开始从各个学科的维度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记者:在上述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什么?

张云飞:要回击在生态文明问题上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不实之词,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考察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是否存在着生态学思想这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福斯特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的范畴确立为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从而建构起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其基本要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的生态学的科学基础。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和革命活动的时代是近代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时代,生态学也开始了自己的科学步履。李比希的农业化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等科学成果都对生态学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些科技成就面前,马克思不仅感到衷心喜悦,而且对它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他认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其生态学尤其是生态农业学思想。通过研究马克思与这些科学家尤其是李比希的学术关系,福斯特不仅强烈地意识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见解的深度,而且建构起了“马克思的生态学”。

(二)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核心概念。“物质变换”概念是由李比希等人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科学著作中反复使用了该概念,将劳动看作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这里,物质变换是一个典型的科学的生态学概念,指的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马克思用这个科学术语指明了物质的有机发展同无机发展的内在关联,指明了社会发展同自然演化的辩证统一,表明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根本性特征在于为个人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服务,并且包含保持和改善人的自然生存条件的内容。但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过程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马克思不仅对这种“断裂”造成的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进行了科学的批判,而且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对这种物质变换进行科学的调控。据此,福斯特认为,对马克思而言,可持续性问题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造成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的不断加剧和扩大的态势,因此,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的断裂”的概念是其生态学批评的核心要素。

(三)马克思的生态学的科学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对生态问题和进化问题形成了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福斯特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对现代生态学的影响。众所周知,“生态系统”概念是现代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成就。1935年,针对生态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演替”和“机能整体主义”等反唯物主义的思想,英国学者坦斯莱在为《生态学杂志》撰写的题为《植被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和滥用》的论文中提出了该概念。而坦氏之所以能够在生态学领域中坚持唯物主义并提出这一概念,主要得益于其老师兰基斯特。兰氏是当时最有生态学意识的思想者之一,曾写过一些论述由于人为原因而引起物种灭绝的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并且探讨了伦敦的污染问题和其他一些直到20世纪晚期才被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直是出入马克思家的一位常客。马克思及其爱女爱琳娜也曾去兰氏在伦敦的住宅拜访过他。兰氏曾说,自己被“《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所吸引,它带给我无比的喜悦,受益匪浅”。显然,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兰基斯特的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样,福斯特就为我们描述了一幅“马克思→兰基斯特→坦斯莱”的学术图谱,从而揭示出了马克思生态学的现代科学影响。

在此基础上,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背后存在着的是不妥协的唯物主义,其中包含着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概念。这种唯物主义立场是辩证法的核心。”② 这样,“马克思的生态学”不仅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内在的科学基础,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维度的问题。

记者:那么,在哲学的层面上,西方学者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

张云飞:在哲学的层面上,西方学者进一步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文明意蕴,从整体上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维度,即生态哲学,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这一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来源。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站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开始自己的理论征程的,对伊壁鸠鲁的了解为理解马克思在自然哲学领域中的深刻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哲学不仅影响到马克思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也影响到了恩格斯。“当恩格斯阐述我们将知道我们与‘自然界的统一性’时,他真的是向后追寻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唯物主义的根源。毕竟,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这些哲学家属于其一百多年前由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开创的唯物主义传统的阵营。这种传统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哲学中继续着,而这些哲学家是自然科学甚至是科学生态学本身的先驱。”③ 在总体上,由于受伊壁鸠鲁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是进化和凸显,并且在起点上使自然脱离了神灵的左右。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立场。在由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发起的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被拒斥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自然的缺场日益明显。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空场”论调的出现是直接与这种拒斥联系在一起的。现在,通过阅读和诠释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哲学文本,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生态哲学意义。例如,在编入《马克思主义的绿化》(1996年)论文集中的题为《马克思和生态学:本尼迪克特教的而非圣方济会的》论文中,瓦廉康特专门挑选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作为研究对象。他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问题上的“差异”,但是,最终还是承认“马克思鼓励和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现在,大家对《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的认同度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其中的几个关键段落被反复引证,他们认为该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生态学观点。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同样能够成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如西方学者所言,人类之所以无法避免这个过程,是由物质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由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开创的工作值得我们理解和继续展开的原因。我们不能离开自然界,因为我们自身是由物质组成的;我们把物质转变成商品所用的能量最终会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所有的过程都是相互交织的辩证过程。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辩证和唯物的理解认识到了人类与其创造的环境之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环境思想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些学者将实践唯物主义表述为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含义。在上述论文中,桑德拉拉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的含义问题。她强调“形成中的自然”和“形成了的自然”之间的区别,并且把该概念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例如,自然的人化采取了两种形式:“形成了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类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性的影响上的,而“形成中的自然”把自然法则看作富有意义的秩序。在她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承认这两个概念的辩证统一,如同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关于自然的非生产性的观点一样。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为给马克思主义贴上生态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标签的做法划上了一个休止符。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主张自然主义和人文(人道)主义的统一的。

此外,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异化、解放等概念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也进行了科学诠释。这些努力就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廓清了哲学地平线。

记者:除从科学和哲学上走向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外,西方学者在其他维度上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云飞:过去,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生态学不相容的,甚至是冲突的,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生态问题至少是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附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有关问题。但是,他们从总体上研究这个问题的力度却是不够的。现在,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一门科学”的思想:“在敏锐洞察某些实在的因果过程方面,马克思显然是一个‘科学先知’。实际上他的科学唯物主义就是一种以自然科学的形式描绘社会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称之为‘哲学’)这种严格的二分法最终在如下情形下会显示出不足:‘自然’正在逐渐为‘人类’所影响。马克思认为,最终会出现一种专门的科学描述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④ 显然,这一看法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害。实际上,这就是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记者: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这种建构?

张云飞: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人口、资源、能源等方面的压力,经济建设的环境代价和成本也日益增大,这样,就需要我们转变自己的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所提出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发展观仍然在相当多的地区和部门中占据着“实践霸权”的地位,生态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在生态文明理论中又程度不同地占据着“话语霸权”的地位,凡此种种的做法和说法已经成为制约我们走上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重大障碍。这样,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场”。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既是对关于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的“一门科学”的理论指认,也是我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实践的指导思想。

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需要我们将蕴藏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一种显性的理论体系,并将之转化为实践活动的理论科学图景。(1)在研究对象上,要将人和自然的辩证图景作为理论主题,将与之相关的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作为附属主题,科学展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⑤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就是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科学学说。其基本思想包括:自然史,人类史,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表现和后果,协调人和自然科学的综合途径和方法,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2)在研究方法上,要将整体性和多学科性作为展现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的基本方法,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起多元的对话机制,要实现科学和哲学的新的联盟,形成统一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⑥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就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问题的统一的“一门科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要一味地否认和拒绝生态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而是要在开放和对话中谋求共识。(3)在实践价值上,要将生态文明的实现和重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不仅要谋求科学技术和产业的生态化,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生态化,而且要将生态变革和社会变革统一起来。显然,要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⑦。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阶级斗争推动历史(阶级社会)的观点、人和自然通过劳动统一的观点是统一的,因此,生态文明必须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态文明,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是生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总体上,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指导下,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胆地推动生态环境方面的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生态文明成果,我们才能最终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注释】

①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452版。

John Bellamy Foster, " Marx' 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Issue 96, Winter 2002.

Louis Proyect, "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Ecology" , http: //www. columbia. edu/lnp3/mydocs/ecology/diamat_ecology. htm.

Peter Dickens, Beyond Sociology: Marxism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dited by Michael Redclift and Graham Woodgate, Edward Elgar, 1997, P. 182.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