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1933年出生于美国，曾在美国获物理学学士
叶：
罗：好的，请您把问题提得具体一点，以便于我们交流。
叶：您说的对，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环境伦理学在理论上有多少种观点？
罗：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多种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有争论，也有交叉。这些观点，是在近25年随着环境伦理问题深层次的哲学研究发展起来的。考察这些观点，有二分法，即人类主义环境伦理学和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或称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有三分法，即人类中心的、动物福利的以及大地伦理的环境伦理学；在最近出版的环境伦理学阅读资料中，一些学者把环境伦理学视为多元论的；有的认为环境伦理学必须包括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包括探索生态公正、或环境公正的伦理。有深生态学，有基于本土环境之上的生态伦理学，或者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或者是后现代的环境伦理学。有以神学或宗教为中心的环境伦理，有基于生态价值论的环境伦理学等等。
叶：您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当代环境伦理学理论观点有几种类型？
罗：我认为，有重大影响的理论类型有12种。即人类主义与自然主义的（humanistic—naturalistic）环境伦理学、个体论与整体论的（individualistic—holistic/triangle:humans—animal—land ）环境伦理学、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伦理学、 深生态学（deepecology）、神学或宗教（theological—spiritual）环境伦理学、扩展共同体（expanding community ）的环境伦理学、 生态价值伦理学（axiological ethics）、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物圈（sustainable development/sustainablebiosphere）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伦理学、生物区位主义（bioregionalism ）伦理学、 后现代环境伦理学（postmodernenvironmental ethics）。
叶：为什么在理论上会有这么多的分歧呢？
罗：这个问题涉及环境伦理学的性质、特点和实质的认识。首先，环境伦理学是个新兴的哲学学科。这里所说的新兴学科，并不是该学科理论观点多样的根据，其根据在于人与环境的生态多样性，因此，将人与环境的生态纳入伦理道德考虑的方式也必然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如人与猫和狗等宠物的生态，人与马和牛等被人使役的动物的生态、人与野生动物的生态、人与森林等一切生物的生态、人与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人与局部景观的生态以及人与地球生物圈的生态，被纳入伦理道德考虑的理由和根据，尽管有同一性或重叠性，但差异性占显要位置。表明具体环境伦理学理论的针对性、个性和镶嵌互补性。其次，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对自然的观念、态度、政治和行为失误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立足不同的科学基点有不同的解法理论或方法论。再次，全球生态环境破坏是足够数量和规模的局部生态破坏的综合效果。而局部地域生态的异质性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态水平和环境状况不可能相同，由此，不同地区的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及环境伦理理论也是不同的。第四，这同我们讨论的关于环境伦理学的实质问题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互补整合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的解决，实质就是确立多种环境伦理基础之上的统一的人类生态文明。
叶：环境伦理学的实质是确立生态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的方式就是可持续发展，您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怎样的一种发展？
罗：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自从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各国首脑会议以来，就被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环境与发展伦理学的普遍模式。然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被证明是非常有弹性的，不同的人依据被持续的是什么，如利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或森林、土壤，或食物生产，或人类福利，或社会繁荣，或未来世代人的机会等方面，可以对可持续发展作伸展性的解释。但是，无论可持续的是什么，要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都必须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美国生态学会告诫道，可持续生物圈是任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持续性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益的，但是可持续性语词，也在环境伦理学和未解决的政策方面掩饰许多不同意见，遗留众多问题。
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可持续的生物圈，那么，您认为当前基于可持续生物圈之上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境伦理问题是什么？
罗：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如何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问题；另一个是各个国家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关于如何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问题，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确立了两个国际公正的新原则。即平等的国际秩序和环境保护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世界财富非对称分布，大约占世界生产量1／5的国家，其消费却大约占世界商品和服务的4／5。这一差异，既可以从收入的多少也可以从开发自然的不同水平作出阐释。但对此作出反应的大多数观点，强烈要求公正、博爱、维持生产和资源共享。这种要求是客观的，因为发达国家对国际环境补偿和援助的力度与欠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能力，已经成为制约世界环境与发展的瓶颈。环境伦理学倡导平等的国际秩序和环境保护原则，能为实现国际环境公正作出贡献。关于另一个问题，各个国家有不同的环境保护重点，但共性的环境保护问题是环境的治理、恢复和重建与环境伦理关系问题。其中荒野的保护是环境伦理学关注的热点。
叶：荒野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荒野被开发、被误用，几乎所剩无几。可是另一方面，荒野是原始自然的天然遗迹，从历史过程考察，自然的终结是必然的。您认为自然会终结吗？
罗：这个问题，在美国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过。一些人讲，随着现代社会人口的巨量膨胀和技术能力空前的发展，自然正在走向终结。因为人类的活动不占优势的状况，在地球上很少有或根本没有，这在下个世纪将越来越成为事实。地球已经开始并将越来越成为被管理的星球，由此结束荒野自然的进化和生态时代。环境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是：自然是否应当走向终结？环境伦理学探索管理自然，还是探索管理人类，使之适应与自然的和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应当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入手。人类在地球上出现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由荒野环境走向农村环境，再走向城市环境。这三类环境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荒野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荒野的消失不仅仅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破缺，也是荒野自然生态的破坏。即荒野的价值不仅体现于人类价值，还内在于其自身价值。
叶：您认为荒野自然的价值不仅在于人类价值，还有自然本身的价值。那么，这些价值是什么呢？
罗：荒野自然的价值是人类在荒野中发现的而不是人类创造的。我考察分析得出12种价值，即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唯美价值、历史价值、哲学和宗教价值、生命支撑价值、遗传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生命价值、统一性和多样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辨证的价值。每一种价值都依照自然科学的描述，参考其具体的客观前兆作出分析和说明。
叶：您指出荒野自然的12种价值，这对中国荒野自然保护的国家项目——天然林保护工程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您能否简述美国大地伦理研究情况？
罗：好。类似中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在美国开展的比较早，但围绕着天然林保护展开的林业哲学伦理学研究，则是晚近的事情。1989至1992年美国《林业杂志》辟专栏开展“大地伦理问题”的大讨论。我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库福尔教授，也认识到林业观念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即森林伦理正在由经济伦理转向生态伦理；森林管理正在由明智地经济利用管理转向多价值利用的管理。这些讨论或许对确立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哲学伦理学理论有意义。要保护环境政策适应环境保护实践，环境伦理学能够提供“最优化的方法论”。
叶：请问，这种“最优化的方法论”是什么呢？
罗：这就是“赢—赢”理论。通常传统的思维是：二者对立，一输一赢。新的思维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妥协，二者都赢。如森林的经济利用与生态利用二者是对立的，采用欲伐则输掉了生态效益，得到经济效益。但采用在一定生态限度内的采伐，森林的经济与生态二者兼顾，既赢得生态效益，也赢得经济效益。这里关键是决策应当能使对立面妥协，当然，有时达成妥协，也不一定赢。这就是当环境破坏时才认识到保护的情况。人类的发展是在荒野、农村和城市中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推进荒野向农村、农村向城市转化的动力。荒野自然一天一天在减少，原始森林砍伐殆尽。人们习惯于“有一点，总比没有强”。这要是指面包，说“有一点面包，总比没有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按照这种逻辑，对于马来说，只有半匹马，就等于没有马。只有一点荒野，只有一点森林，那么野生物种也就几乎绝灭了，生物多样性必然消失。在美国，随处可见电视、饭店，但要随便找到可钓上来鱼的河流，可跋涉的山，可见到野生鸟禽的原始森林，就不容易啦。人类在农村、城市中生活，也不能没能荒野，保护荒野，不仅要保留一些稀有的地方，供人类寻根，更要紧的是，要注意理顺经济开发和生态完整保护的关系，走“赢—赢”的道路。首先，要用生态分析对经济分析作补充。过去要上一个项目，要进行本利分析。现在，除经济分析外还要进行环境影响分析。在进行环境分析时，要尽可能多的把环境因素列出来。通过这种环境分析可对本—利分析作修改。其次，在思考经济与生态妥协时，要确定发展的程度。什么时候是足够了。现代工业社会有一种最大化的倾向，这使我们人类与自然处于“一输一赢”的结局中。环境伦理提出用“最优化”代替“最大化”。其思维方式的区别是：最大化思维是什么带来最多就怎么做；最优化思维是什么带来最好就怎么做。
叶：您讲的太好了。在结束本次访谈时，请您对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说几句话好吗？
罗：好。我认为，中国有一些特殊的环境挑战，迫切需要环境伦理学去研究。如果不确立起一门属于中国自己的环境伦理学，就不会有地球伦理学，也就不会有人类与家园星球的和谐。最后，我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祝愿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取得更大的进步。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0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