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远（以下简称陈）：涂先生，您今年已经81岁了，可至今仍笔耕不辍，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这里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您退休后出版的专著、译著和主编的著作达1000多万字，其中独立完成400多万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您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您现在每天还在工作吗？
涂纪亮（以入简称涂）：我现在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作为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精力有限，只是想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些余热，在科研和翻译上作更多贡献。但恐怕有时不服老不行，现在每天量力而行，工作4个小时。我80岁前每天还能工作5到6个小时，70岁前则能工作8小时，退休前精力更好，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现在根本没法比。
陈：涂先生您有两个称号：哲学家和翻译家。在您看来，哲学翻译和哲学研究的关系是什么？
涂：哲学翻译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我这50年来两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从事哲学翻译，8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哲学研究。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在我这一生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因为任何学术翻译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哲学翻译也是这样，不然就无法理解那些晦涩难解的哲学概念，就不能正确表达原著的哲学思想和作出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倒过来，翻译工作又能为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翻译工作有利于迅速提高外语水平，有助于研究者准确理解和表达外国哲学原著的思想，同时也能为研究工作广泛收集材料，扩大知识面，丰富哲学知识，为研究工作打也扎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在我这一生的工作中留个深刻的烙印。
陈：先从哲学翻译说起。我们知道你懂得好几门外语，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四种、而且均有翻译作品流传于世。您是如何学习并掌握如此之多的语言的？
涂：1948年，我毕业于浙江大学外国语文学系，那时我在大学主要修的是英语和法语。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时代原因，俄语在社会上应用十分广泛，我也产生了兴趣，我利用业余时间收听广播电台的俄语俄座，后来又参加中苏友协主办的讲习班。1953年秋，北京市俄语广播讲座和中苏友协举办国庆俄语征文比赛，我写了一篇俄语短文应征，得了第二名。进入哲学所之后，在实践中，我的翻译水平迅速提高，不仅开始独立译稿，还开始为他人校稿，这时我使用的主要是用俄语和英语。“四清”运动开始后的整整十年里，我的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但我并没有放度，而是把它看作是个学外语和做翻译的难得机会，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不仅拾起荒芜已久的法语，而且还加强了自己初学的德语。到1974年，我已经能参照俄文本，开始了三卷本的《费哈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的德文译中的工作。至于法语，因为在浙在外文系期间，我学过三年法语，所以基础较好。我试译了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第一、二讲，还不太困难。虽然如此，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仍用于学习德语。
陈：您的翻译工作成绩卓著，硕果累累。您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还曾任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委员、顾问。2002年您还被中国译协授予“资源翻译家”荣耀称号，并于2004年当选为名誉理事。您的翻译文字晓畅、严谨、明白、可读性强，
涂：我主要做的是笔译工作，相对而言，对于口译就不怎么重视，这便于我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笔译上。在学习外语方面，我在学习俄语时就形成了一套自认为有效的方法。那就是选出几本有优秀中译本的俄文原著，逐段精读，译出初稿，然后与中译本对照，检查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有哪些错误，译文表达有哪些不如中译本，从而提高自己的俄语理解能力与翻译水平。在德语学习方面，我也是采用相似的方法，进展颇快，成效显著。在翻译哲学名著时，我注重参照不同语种的文本，这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原著，而且也可借鉴不同的表达方式，对提高译文质量大有好处。
在翻译方面，我有一系列自己独到的经验和做法。如果非要用“信”和“达”来总结的话，那就是翻译时，一定要尊重作者的愿意，有此基础上才能不拘形式，灵活处理；或者打乱原文的结构，使之更符合中文语法习惯；或者改写长句，使之成为层次分明的小短句。“信”比“达”重要，在意思理解的基础上，“达”比“信”更显翻译者功底。在遇到的确会产生歧义的句子时，就需要哲学专业知识的帮助。
陈：您到哲学所后的前一二十年，似乎主要是在为《哲学译丛》从事编辑或相关翻译工作，风风雨雨，历经蹉跎。您应该对这份现名为《世界哲学》的杂志怀有很深的感情，能具体谈谈你和这份杂志的风雨情缘，并详细介绍一下您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吗？
涂：说来话长。1956年，周总理作过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提出专业不对口的知识分子可以申请归队。当时我在军委民航总局政治部主要从事宣教工作，时遇中国科学院招聘翻译人员，我提交一篇俄文译稿和一篇英文译稿应聘，结果中选，被录取到哲学研究所担任《哲学译丛》的翻译。《哲学译丛》也是1956年创办的，当时还仅是内部刊物，属于《哲学研究》编辑部，我是俄文翻译人员。《哲学译丛》一开始是季刊物，属于《哲学研究》编辑部，我是俄文翻译人员。《哲学译丛》一开始是季刊物，属于《哲学研究》编辑部，我是俄文翻译人员。《哲学译丛》一开始是季刊形式。它主要译载苏联、东欧国家新近发表的哲学译文，用《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编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9年，《哲学译丛》奉命停刊，这是它的第一次停刊。我虽调到《哲学研究》编辑部，但仍参加编辑了《论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论黑格尔哲学》、《论10世纪末至18世纪初西欧哲学》以及《论18至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四本译文集，先后由三联书店出版，可以说，这是我们以译文集的形式继续《哲学译丛》的工作。
后来哲学所筹备《哲学译丛》复刊，成立了编译组，我进入该组，参加编译内部刊物《哲学资料》，主要是苏联的哲学论文。第二年，它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合并，正式改名为《哲学译丛》，冠以《哲学译丛》编辑部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哲学译丛》第一次复刊。此后几年间，《哲学译丛》以月刊形式出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其间，我与贾泽林等同志合作，先后编辑了《苏联哲学问题论文集》、《美学问题译丛》和《伦理学问题译丛》三本译文集，以《哲学译丛》编辑部名义出版。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哲学所的工作实际上全部停顿，《哲学译丛》也被迫再次停刊10多年。
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译丛》重新准备复刊。在准备期间，我在一些老专家的支持下，编译了4卷本《当代美国资联阶级哲学资料》，社会反应很好，后来还再版过。1978年，《哲学译丛》正式复刊，仍按惯例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是这个刊物经历风雨后的第二次复刊，这一年秋，我被调到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从事科研工作，从此基本上结束了从1956后开始的参与《哲学译丛》以及有关译文集翻译和编辑20多年的生涯。
陈：
涂：进入哲学所从事《哲学译丛》的编辑工作后，我觉得责任重大，鉴于刊物的特殊性质，想把工作做好，仅仅熟练地掌握外语是不够的，还需要扎实的哲学基础。因为自感差距很大，起先仅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我不仅认真阅读了几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教材，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郑昕、洪谦、
在《哲学研究》工作期间，作为一个编辑，在具体的组稿和审稿的过程中，我经常有机会与哲学所、北大、人大等单位的金岳霖、贺麟、郑昕等知名教授接触，聆听他们对审稿的意见，这对提高自己的西方哲学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为推动国内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也出于一些个人兴趣，我从苏联书刊中选出数十篇论文，编成《论黑格尔哲学》、《论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西欧哲学》、《论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在编译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我的哲学视野不断开阔，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1963年，哲学所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后，我进入该室，在准备《哲学译丛》复刊工作的同时，也开始从事“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这个专题的研究。我不令大量地阅读康德资料，也翻译一些研究康德的论著，借以提高自己的康德研究水平，我学德语的初衷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研究康德哲学。不过，直到1978年，我重新调回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后，主要工作才从哲学翻译转到哲学研究上来。
陈：您一开始似乎主要从事的是欧洲大陆哲学工作，但此后却作为国内著名的分析哲学专家为人称道。您为什么对分析哲学情有独钟呢？能对您转向哲学研究后的学术脉络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吗？
涂：这是两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我对研究现代英美哲学有了初步兴趣。80年代初，我有机会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从事美国哲学研究，为期两年。在此期间，我还曾先后到哥伦比亚大家、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哥、普林斯顿大学做为期一周至两个月的短期访问。在美期间，我主要研究现代美国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其方式以我个人阅读有关著作为主，以与美国哲学家交谈和讨论为铺。在美国研究美国哲学，在图书资料方面自然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这为我从事美国哲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可以说，我对分析哲学的兴趣和方向的确立，这次出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分析哲学在我看来，具有逻辑性强，条理清晰、分析深入晓畅等优点。
陈：我们知道《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是您研究分析哲学的早期代表作，我在大学期间就拜读过这部两卷本的大作，材料这丰富翔实，作者用功之勤劳，的确让人叹为观止。能具体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涂：半个世纪以来，分析哲学一直在英美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西方其他国家中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我国哲学界过去对这个流派研究较少，这一书填补的就是这方面的空白。此书首先阐述分析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阐述它的创始人费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对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点；其次介绍分析哲学的头一个大支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以及与实用主义结合后形成的各个支派；再一次介绍它的另一个大支派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及其在美国的传播，接着介绍20世纪60年代后分析哲学在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这两在领域内形成的一些学派或学说；最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分析哲学的基本思想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认为分析哲学家在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科学领域等领域内，采用了一些新方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开拓了一些新领域，并且摸索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一方面，对于这些成就，我们应当重视，进行具体分析，吸取其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许多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也需要严肃地给予科学的剖析和批驳。此书作为一部专著列入国家“六五”科研规划“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研究”这个项目之中，可说是我国出版的头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专著。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哲学界的重视和好评，还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分析哲学”课程教材。不过现在看来，仍有一些历史局限性。
陈：我注意到，您把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区分开来，。一般说来，这两者我们有时习惯看作是平等的。您为什么做这样的区分呢？
涂：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我从分析哲学研究转入语言哲学研究。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紧密相连，在国内外一些论著中有的把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仿佛分析哲学就是语言哲学。我则主张把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认为它们虽然紧密相连，但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分析哲学指一个哲学流域派或一种哲学思潮，与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属于同一范畴。尽管语言哲学指一个研究领域，但不是他们的唯一研究领域，他们在科学哲学、逻辑哲学、心智哲学等领域内也做了大量研究。尽管有些语言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家，但有些语言哲学家却是现象学家、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
陈：您提到了现象学，这是否意味洋洋大观语言哲学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英美哲学了？在某种意义上，您的研究工作是在大大扩展了，同时也更专题化了，是这样吗？
涂：的确是这样。我在国家“七五”科研规划中承担了“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其目的在于，力求在分别考察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对这两个哲学传统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所以说我的工作横跨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三本著作来归纳，分别是《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与他人合作完成了《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以及作为最后总结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
陈：与《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相比，《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在结构和新颖之处？
涂：《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基本采用哲学家人头的论述方式，《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则系统化得多，用的是按问题的研究方式。鉴于国内外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缺乏一致认识，我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在本书中探讨以下九个问题：其一，词、语句以及语言分析，这涉及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二，指称理论，这涉及名称、摹状词以及语句的指称对象；其三，意义理论，这涉及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着重研究“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其四，意义检验理论，这涉及语词和语句在什么条件下才具有意义，或者说，什么是意义和标准；包括自然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事实直理和逻辑真理的区分，必然命题、先验命题和分析命题的区分和联系，以及必然性与可能世界等问题；其七，言语行为与意义的关系等问题；其八，意向性问题，这涉及意识、意向性与意义等问题；其九，语言与事实，这涉及对“存在”一词的理解，抽象实体的本体论地位、语言构架或理论体系的本体论意义等问题。当时这是国内出版的头一本以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纲、按历史顺序阐述和评论英美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的专著。
陈：请您继续谈谈《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这两本书
涂：我与某些学者合作写出《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这本专著。对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新课题。有些英美哲学家否认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存在，仿佛研究语言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欧洲大陆哲学家当然可以从他们各自的哲学观点出发，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只是他们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有待于发掘和整理。目前在国外只出版了为数很少的著作探讨个别欧洲大陆哲学家的语言哲学思想，还很少有著作概括阐述和评论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哲学流派的语言哲学思想。在国内，此书是头一本探讨这个问题的专著，它按历史顺序分别阐述现象学、存在主义、释义学、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流派20多个代表人物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开拓这方面的研究首先迈出重要的一步。我认为：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沿着一条线索：一是从布伦塔诺、现象学到存在主义；另一条是从古典释义学、释义学理论到哲学释义学和指头释义学；还有一条是从普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三条线索并不是彼此隔绝，而是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因此既要看到家三条线索之间的区别，同时也不要忽视它们之间的联系。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一书，试图以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纲，对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有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和比较。为此，此书在概述语言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线索之后，首先比较现代西方哲学家所采用的语言研究方法，其次依次分析和比较他们在语言的要素、结构、类型、功能等关于语言研究方法，其次依次分析和比较他们在语言的要素、结构、类型、功能关于语言的性质方面的不同观点，再次探讨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意义理论、指称理论、意向性理论、真理理论、以及理解和解释理论，最后考察语言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以上每个问题，此书既从纵向的角度考察有关观点的历史演变，也从横向的角度考察不同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陈：看来您最终做的是比较哲学研究的工作，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各行其是、泾渭分明的今天，您做的工作意义重大深远，您有什么一般的思考吗？
涂：从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分别考察中可以看出，这两大传统的语言哲学都普遍重视对哲学中的语言问题或者语言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各派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所谓“语言转向”。不过，各派哲学家考察这种转向的出发点、侧重点以及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粗略说来，基本上有两种不同“语言转向”。一种是英美哲学家，特别是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乾等分析哲学家种是欧洲大陆哲学家，特别是海德格尔、伽达黩尔等存在主义者或哲学释义学家心目中的“语言转向”，这就是把研究语言看作研究哲学问题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英美哲学家，物质力量分析哲学家侧重于从方法论解度探讨语言哲学，而欧洲大陆哲学家则主张从本体论角度探讨语言哲学，把语言问题看作哲学问题本身。
最大的困难在于，需要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构造一个统一和系统的理论框架，以更把瑞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哲学理论都包容进去。但是，目前国内外语言哲学界对语言哲学这门学科的范围和课题尚未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我所做的只能说是朝着这个方向所做的一种开拓性尝试。
陈：三卷本《美国哲学史》的工作是想在退休后完成的，并获得了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这是您应当获得的荣誉。该书是您第一个研究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您在这本书里做了那些工作？
涂：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萌发撰写此书的念头。只是随着语言哲学研究的结束，直到1992年，我才再次投入到《美国哲学史》的撰写当中去。我把美国哲学近40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时期，其中又以19世纪末世至今两个叙述最详。
在我看来，美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沿着三条线索；其一，美国哲学的发展与每个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其二，美国哲学的发展从殖民时期开始一直到10世纪都与宗教的演变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二，美国哲学家的发展从殖民时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都与宗教的演变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三，美国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始终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就与西欧哲学的关系而言，美国哲学经历了从不同程度上依附于西欧哲学，特别是英国哲学，到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再进入现代西方哲学的前列，并在某些领域内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心这样三个阶段。
对于上述六个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本书首先简述该时期的社会概况，然后简述该时期中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或哲学领域，最后以绝大部分篇幅详细阐述在关哲学流派或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这就是采取一种从面到点、以点为主的撰写方式。
哲学史是史科和评论的结全。本书采取的是以客叙述为主、个人评论为铺、叙论分开的方式。所谓“客观叙述”指的是根据哲学家的原著，扼要陈述其基本观点，做一些很必要的引证，把个人对这些观点的分析或评论明确分开，避免读者把哲学家的观点与作者的评论混淆起来。这里所说的“客观叙述”只是就其相对意义而言，不可能在叙述中不掺杂个人的主观见解。相信读者从所叙述的100多位哲学家的观点中获得的启示，肯定远远超过从我对他们的评论中获得的点滴见识。
陈：在最近一些年，您似乎又做了不少的翻译工作，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维特根斯坦》的翻译工作，全集之全，尤胜某些外文本，您承担了其中的不少分额。您还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承担了“维持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的课题，您对维特根斯坦的关注前所未有。
涂：20世纪90年代末，我转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并在最近完成了《维特根斯坦后斯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我之所以萌发从事这项研究的念头不，主要是因为当时应出版社之约，主编十二卷《维特根斯坦全集》。我个人翻译了其中《蓝皮书》、《一种哲学考察》、《哲学研究》《心理学哲学评论》、《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杂评》以及《论数学的基础》等后期著作。这是目前国内外首次编辑出版如此系统全面的全集，几乎收入维氏的全部著作。比1989年出版的八卷本德文版《维特根斯坦著作集》补充了许多材料，并重新作了编排。
通过主编维特根斯坦的《全集》和翻译他的大部分后期著作，我对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后期的哲学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并发觉过去对他的研究含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主是表现在：其一，过去的研究主要依据《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这两部代表作，而未认真研究他的其他大量著作；其二，过去的考察面太窄，基本上只限于研究他的语言哲学思想，而忽视对他的心理学哲学、数学哲学和和文化哲学方面的思想进行研究；其三，过去大多侧重于研究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而没有把他的思想与他的经历、人性等联系起来考察，也没有细致深入地把他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前辈、同时代人以及后辈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其四，过去单纯从英美哲学传统的角度考虑他的哲学思相，而没有同时他从欧洲大陆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我在《维特根斯坦后斯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从评述他后期的哲学观、即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着手、依次较详细地考察的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心理学哲学思想、数学哲学思想和文化哲学思想，最后在结束语中考察他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地位以及关于他的戌就和品格的评价。就本书主要目的而言，在于论证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融合者这个重要观点。
陈：2006年，您又出版了《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一书。
涂：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过它来自于我与陈波合作主编了九卷本《美国实用主义文库》的动因。我翻译了《皮尔斯文选》和《杜威文选》（二卷）和六卷本的《蒯因著作集》中的三册。我在这本书里以十章的篇幅，分别详细考察“实在”、“经验”、“认识”、“真理”等十个基本观念，并在最后把这十个基本观念的演变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实用主义者在对“实在”、“认识”和“科学”这三个基本观念的看法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从实在论转向反实在论，从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二元论转向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一元论，从再现论转向反再现论，从基础论转向反基础论，从科学主义转向反科学主义；二是在对“经验”、“真理”、“意义”、和不少修正和补充；三是他们在对“宗教”，“社会”和“政治”这个基本观念的看法上，可以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其基本观点是前后一贯的。
陈：谢谢您就学术问题和我谈了这么多，真是受益匪浅。我知道您先后两次出国，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据说您当时生活费不到400美元，但您还是利用这次会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为后来撰写《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做了准备。第二次是1989~1990年间，您得到访问英国的邀请。那时您已退休，年岁已大，按说不宜远行；而且根据规定，退休人员出访的旅费要自理，您不愿放弃这一学术交流的机，决定乘费用较便宜的火车经前苏联横穿欧洲大陆去英国。退休之后一般人多想到如何安度晚年，不要如此关山万里、风尘劳碌，况且是“花钱买罪受”。那么请问您什么要这么做？
涂：这对我是一次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我当然不愿意放弃。事实上，正是通过这次出访，我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研究的材料，使我的语言哲学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和完成，就这么简单。
陈：您做过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主任。在很多人看来，研究室主任是一个不好做的“芝麻官”，但是您的公允和正直还是让当时许多老人记忆犹新，交口称赞。您能谈一下您做研究室主任的心得吗？
涂：我们研究室的同志彼此关系很好，没有什么矛盾。要说有什么决窍，那就是遇到事情，自己带头。平等对待每一个同志，充分发挥他们在研究上的特长。在评选时，实事求是，不以个人偏好为转移。只要条件合适，就要为本室研究人员争取机会。
陈：您做过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秘书长、副理事长、您的爱才和谦虑是有名的，
涂：我经常关心哲学刊物上各种文章，我觉得哲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和年龄大小没有关系。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脱颖而出，多关心他们的成长，在会议上让他们和老同志一样有自我展现的机会。年轻学者思想进步，观点新颖，但还要在论证上多下工夫。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