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岸起：（以下简称高）：
赵凤岐（以下简称赵）：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是1956届，当时党的八大开过后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那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有哲学社会科学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所以那次招生是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举办的。当时是学苏联，叫做“副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那次招生共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专业，辩证唯物主义专业招了3人（詹一之、吴仕康和我），历史唯物主义专业招了3人（邢贲思、徐崇温、王锐王），中国哲学史专业招了3人（钟肇朋、陈梦麟、衷尔矩），西方哲学史专业招了1人（汝信）。导师有潘梓年、艾思奇、冯友兰、贺麟等
高：好强大的阵容啊，真可谓名师荟萃，导师都是大师级人物。强将手下无弱兵，“名师出高徒”那么，那一批十人都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了吗？
赵：没有，一个也没有。因为后来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学位”等等都因“封、资、修”而受到批判，非但没有得到学位，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因“削尖了脑袋往修正义大染缸里钻”而遭到批判。不过，在我们读研究生的那几年里，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大家还是启得了数年的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读了不少书，各位导师的指导也非常到位。
高：我们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哲学研究》、《新建设》、《学术月刊》、《文史哲》、《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等报刊上即
赵：我长期以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研究专业为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向是辩证与认识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至“文化大革命”前，共发表辩证法、认识论方面的学术论著百余万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继续从事辩证法一些基本理论和范畴的研究。下面我分几点来谈。
首先，关于个别与一般、共相与殊相相互关系的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情况现在可以“解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从社会上招考社科人员时，我奉命负责辩证唯物主义专业的考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出了这样的考题：“谈谈你对下述两个命题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命题（1）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进入一般之中；命题（2）一般、普遍体现了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专业课的一个大题，按当时的百分制计，每个命题各占10分，两者的关系占20分。而答卷的结果竟然是，80%以上的考生都丢掉30分，第一个便是一般都能理解，得10分，而第二个命题许多考生不能解释，有的甚至认为第二个命题是“完全错误的”而加以批判，丢了10分。由于对第二个命题不能正确解释，因而两个命题之关系的20分也丢了。这门专业课，40分的考题，多数不胜人失去30分，而且有些考生还是哲学系大学本科毕业生。这种情况令人震惊，发人深省。后来我在阅读当时我国高校多部教科书时还发现，一些教材中在讲到个别与一般关系时，经常引用的是第一个命题，而对第二个命题在我视野所及的20多本科教书中都没有引用。这两个命题看上去是相互“冲突”的，既说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进入一般之中，又说一般、普遍体现了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这岂不是相互“冲突”吗？然而这两个命题看上去是相互“冲突”吗？然而这两个命题又都是辩证法的。两个命题既都来自列宁的《哲学笔记》，又都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个问题本身有一定的难度，哲学史上诸多哲学家在个别与一般、共相与殊相问题上作过探讨，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失误者也不少。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家，在个别与一般问题上作过重要贡献的人也出现过失误。列宁说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有时竟然“陷入幼稚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窘的混乱状态”。
众多考生的失误，问题本身的难度，特别是多年来我们把“一般”绝对化，把普遍的东西绝对化，切断它与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的联系，不懂得一般、普遍体现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的丰富性的道理而导致的实践中的失误，促使我对这个问题进行反复思考和研究。我在《辩证法论集》中的有关部分、《关于个别与一般问题上两个命题的考察》等论著中，系统阐述了我的见解
高：我理解关于一般与个别、共相与珠相相互关系的问题，属于辩证法的重要范畴，具有基本原理性质。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所论述的关于“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进入一般之中”和“一般、普遍体现了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这两个命题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见解，确实讲得既系统又深刻，具有独到见地，把一个较难的理论问题讲得又深又透，我读了先生的论著后深受启发，得益良多。这个问题确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赵：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简而言之，在我的思路中这两个方面的考虑都有。这也正是我要说的辩证法研究中的另一问题，既关于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研究。
一和多的关系是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当今提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新的内涵。一是这个问题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联系，社会结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思想文化领域等等多样性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显得十分迫切。二是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遇到过个问题，而且在如何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上，几乎都出现过失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受挫和失败、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三是在当代世界国际风云变幻无常，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需要正确地加以应对。
实践的需要提出了理论研究的课题。我除了在一些论文包括你前面提到的文章中阐述了在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上的一些见解外，还在《历史经验的哲学反思》中，设置专门一章论述了这个问题。那一章的标题是“在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那里我分析了统一性和多样性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系；说明了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同时在“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的理论说明”一节中，着重从理论上说明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把统一性与多样性作为辩证法的一对范畴提出，并界定了它们的内涵，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及其意义。
高：先生对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研究，提出作为辩证法范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意义，对这对范畴的含义、关系给出的界定和分析，我确实感到受启发。我特
赵：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探索。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如何定位表述，是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中讲到，现在还是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提法为妥，但同时也讲到可以继续研究。后来我在向胡乔木同志请教时，他说作为理论问题可以继续研究，而且要深入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是有理论研究价值的。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我阅读了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的有关著作，在我的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列的提法，在讲到其他社会形态时也没有上述“基本矛盾”的提法。在毛泽东同志本人过去的著作中也没有这个提法，《矛盾论》中讲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根本矛盾，在《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在讲到这个问题时也都是比较突出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发展生产力对于衡量一个政党及基本政策的重要意义。二是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出现上述基本矛盾的提法之后，我们在实践中的失误与“基本矛盾”的提法似乎不无关系。我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中，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这两对范畴的矛盾，提出了对两者“不能等量齐观”、“不能在同等意义上加以对待”的见解，并就相关著作和问题按自己的理解作了一些分析和论述。
高：先生为了研究探索问题下了苦工夫，查阅了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么多著作。您忙得过来吗？
赵：有学生帮忙啊。我指导的研究生帮助我查阅一些资料，我们一起探讨一些问题，相互交流看法是常事，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教学相长。
高：先生离休后都研究些什么问题？
赵：我是1995年离休的，这几年主要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注重发展与发展观的研究。如你所知，辩证法是研究发展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发展观。因此我这几年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辩证法专题研究在新形势下的继续。这是要向你介绍的第四个问题，即关于发展与发展观的研究。
离休后，我应邀到一些单位去讲学，着重讲了社会发展与发展观问题。1997年，第2期《学术研究》发表了我的《发展与发展观》一文（该文在2005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离退休人员科研成果优秀论文奖）。1996年，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听了我的几次讲演后派记者专访我，以《发展与发展观——访著名哲学家赵凤岐研究员》为题在该刊1996年第3期发表了访谈文章。之后该刊主编还再次登门访谈，称我的一些见解对他们似议中的文件和推动作“帮助很大”，等等。
高：我从有关方面获悉，先生2005后发表的长篇论文《科学发展观；具有时代标志的理论成果》，被十多家报刊媒体转载了。计有《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哲学研究》、《当代思潮》，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论和谐社会》，成思危、汝信主编的《中国学术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所建所50周年论文选集》，中国人民大家的报刊资料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网站、人民网、搜狐网，国家行政学院主编的大型丛书《科学发展观理论研究》以及其他一些报刊，等等。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因篇幅所限发了压缩稿外，其他书刊媒体均是全文录用。据悉，国家行政学院还给先生颁发了“入选证书”，特邀先生为其大型丛书的“特邀编委”，等等。我反复拜读了先生的这篇大作，那确实是一篇主题鲜明、论证有力、说理性和概括性都很强的上乘之作，显示了先生非凡的理论功底、逻辑思维功夫和占有大最资料苦心钻研的学术风格。
赵：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文章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不是因为我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说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得人心，反映了实践发展的迫切要求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在我最近几年的研究工作中，我注重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尤为注重发展与发展观的研究，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我认为，“二战”以后，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等等，大体上反映了人们所走过的历史发展进程，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条件下对于影响发展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程度。我认为发展的观念在有历史间断性、前进性的同时也存在着连续性、互补性。
关于科学发展的研究，我系统考察了当代发展理论的来龙去脉，对他们各自的特点及利弊得失给出了具体分析，阐明“相互吸收，辩证扬度”是发展理论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阐明把以人为本纳入发展观，无论在提法和含义上均有新意。认为一种发展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确立、推广和运用，必须以那里的具体国情具体条件为转移。对我国发展历程的反思和对现实实践发展需要的理解，是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强调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同时说明了发展还包括社会善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一致，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成果。
高：最近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网站上看到了先生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华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华文明》等文章。《当代中国论论》于2006年第12期发表了先生《视野宽广、求真务实——谈科学发展观的特点》一文，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那么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特点，先生是怎么思考的？
赵：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特点、我认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和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的求真务实精神，是科学发展观形成过程中显现的明显的思路轨迹。这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有统领全局促进发展的战略品格，而且在各方面表现出一点特点。我从“与实践的紧密关联性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特点”、“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当代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科学发展观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以中华文明为丰富思想资源和深厚历史底蕴“几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特点，阐明了它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统一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关于发展根本理念。我对为什么和怎样吸收了当代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给出了具体分析，对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所处的地位作了论述，指出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原则，是理论上的创新。我认为中华文明中的思想精华，如“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经典名言等等，都表明古老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丰富的内容、强固的承续力量和持久的功能。这种中华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以中华文明为丰富思想资源和空厚历史底蕴的科学发展观，是时代的，也是民族的，是具有中国气魄、中国品位的科学发展观。
关于发展与发展观的研究，我对战后各种发展理论作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一些有分析有见地的见解。我在论述可技术发展时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建立新和和谐、统一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分析了传统价值观在强化复合生态系统中经济子系统的同时，削弱了社会、自然两个子系统的功能及其必然导致的结果，提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更新传统观念，树立和强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新观念。我把发展战略、发展模式提到“发展观”的高度加以研究，试图从根本理念上来回应现实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并论述一系列见解。
高：先生的这些论断在当今发展理论研究中确有精到处。可以说，发展与发展观的研究，是先生多年来研究辩证法问题的延伸与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观研究领域的新的开拓。
赵：广泛影响谈不上，只能说有点儿影响，有限范围的一定的影响。
高：我所接触到的先生的主要论著有：《辩证法论集》、《历史经验的哲学反思》、《论绝对与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重要问题·辩证法》，等等。
在论《绝对与相对》这部专著中，先生关于绝对和相对是有区别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但是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的区别也是相对的见解，是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先生结合社会实践和现代系统论，进行的《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里面研究，所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鉴定验收组专家的一致好评。先生在相关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问题及其基本内容作了全面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开放的科学体系。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哲学思考，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系统，应该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加速发展等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系统，应该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加速发展等思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生刻苦钻研，笔耕不止，共有200余万字的论著问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倍还多。据悉，先生手中尚有两部已完成的书稿，一部已交出版社，一部正在修改中。这反映先生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愉悦心情，反映了先生对我国哲学事业发民展的关注和使命感。
先生是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辛勤耕耘40余载，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对我国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先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成绩卓著，桃李满天下。请先生介绍一下您培养后学的工作。
赵：我从1978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为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史、辩证法在当代等课程，共培养硕士生6批39人，均被录取，并均按期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些研究生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瑞已成为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军队系统的骨干力量，在社会上获得好评。
我和导师小组的同仁一起对研究生严格要求，注重基本功、基本技能及思维方式的训练，在指导研究生如何读书、做笔记、确定选题、写论文等环节形成了一套系统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主张独立思考，鼓励创新。提倡开卷有益，勤做卡片，方法有四：一是做卡片以摘录经典作家重要论断、原文；二是做读书笔记，每读一本书后要写出自己的理解；三是索引，按专题分类；四是随想录，多思必多得。
高：先生学养深厚，待人以诚，指导后学细致具体，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堪为楷模，赢得了众多学子的衷心敬佩。您教学有方，治学严谨、形成了学与思想结合、学以致用的治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先生笃信淡泊致远。说到底，淡泊其实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境界。一个人想成就一番伟大事业，胸怀宏图大志，当然是正常的。志向高远与崇尚淡泊是水乳交融的，淡泊是树立志向的基石。1700多年前，诸葛亮便在《诚子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检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时代发展到今天，“淡泊以明志”的名言并未过时，它依然是志存高远者实现志向的必然选择。
赵：“志存高远”，讲得好。一提到志存高远我就不由想起了30年前我们招考第一批研究生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我院招收研究生。当时的招生简章中我们辩证唯物主义专业只有两名导师，每人招1~2人或2~3人，最多也只能招收4~6人。可事出所料，那年报考辩证唯物主义专业的考生竟有800余人。
经过考试，进入录了线者竟有近百人（当时拟定：专业课80分以下，外语不及格者均不能进入录取线）。这届考生的特点是平均年龄较大，最大者39岁。许多人是哲学系本科毕业的，或已读了三年左右的大学本科，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有的已工作数年，有一定实践经验。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打断了他们的学习生活，这批考生在“逍遥”中发奋学习，憋足了劲，有志于继续深造，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决定向科学进军。考生这么踊跃和成绩优秀者如此之多，使我们很为难，按原计划只录取4~6名，将有大批进入录取线者被淘汰。
于是我们招生小姐在所领导的亲自主持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即多录取一些人。这些方案报到院里后，以胡乔本同志为院长的领导班子，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果断决定批准我们的方案。结果是辩证唯物主义专业辩证方向招收8人，认识论方向招收8个，共录取16人。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输送8人，为毛泽东思想专业输送8人，为历史唯物主义专业输送数名，共录取40余人，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此外，还为《红旗》杂志社等单位来选人时推荐了数人。
这批研究生入学后，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三年搬了四次家，住过北京通州的“大车店”。有的8个人一个房间，每人一张小桌和一盏台灯，深夜苦读时怕影响其他同学只好用衣服把台灯的亮光罩住，夜深时肚子饿了，只好用晚饭时留下的馒头加开水解决问题。但这些学生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物质条件虽差，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使他们如鱼得水，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他们真的是志存高远，克服各种困难，在波涛汹涌中奋力拼搏，向知识的彼岸游去。他们节假日不休息，深夜苦读是常事，以至于导师们不得不进行“劳逸结合”的说教。这就是“78届”，也就是常常被人们称为“黄埔一期”的那一些学生。他们以政治方向正确，理论功底扎实、知识积累系统和学风术朴实而著称。
如今，30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众多学子早已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有许多已成为业务骨干和各科带头人，有些还担负着重要职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哲学方面有三名学部委员都来自“黄埔一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课题组中，仅有的三位首席专家中“黄埔一期”的就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学生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而深刻，他们为国家、为人民而勤奋苦读的情景令人久久难忘。他们当年读研究生时还没有电脑打字。笔记、学习心得、卡片、作业等等，都是手写的。岸起，你要我向青年学者或在校研究生讲几条具体建议，我没有别的，只有两句话：志存高远，勤奋苦读，让“黄埔一期”的好传统发扬光大。
高：先生的话令人感动。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的敬业精神十分动人。先生1956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发奋苦读，博览群书。
先生1960年12月毕业后留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历任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研究室主任、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合并时亦任该研究室主任，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长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小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及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研究》编委，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现为名誉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特邀研究员，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职。
在30年前所进行的那场关于直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先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能简单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赵：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直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全社会规模的大讨论开始了。这场讨论意义重大，实际是向新时期过渡的思想理论先导，是哲学战线上的一次大动作，此前的历次哲学论争都无法与之比拟。
我和研究室的同志积极投入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让实践第一的观点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体系》等文章，研究室还集体编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该书发行1700余万册，获新华出版社优秀著作奖。我们参与组织了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一系列全国性大、中、小型讨论会，包括在左家庄党校举办的有170余人参加的全国性大型讨论会。我是专业对口（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主任），又是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所以，当时院领导和哲学研究所领导常常把任务落实到们研究室，我率领全研究室同志全力投入了这项任务，除撰写文章、编写相关著作外，还通过研究会系统组织了一些省、地区的讨论会，起了推动作用，受到各地党政领导的支持和赞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高：先生长期担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组织了多次学术活动，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吗？
赵：我们研究会是“三驾马车”，高校系统是肖前教授，党校系统是
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操守和风范，令我十分感慨。先生因在哲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按说，先生完全有资格、有条件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但先生却依然淡泊自守，重事业，轻名利，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先生年复一年地刻苦做学问，直到现在，依然勤奋地写作。
先生虽年事已高，但记忆力之好、反应之灵敏，实在令人惊异，也
先生将“淡迫致远”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要在有生之年再多作一些贡献，造福祖国，造福人民，而不是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诸葛亮总结概括得好，“非淡迫无以明志”。先生实践印证得好，淡迫是奋进者的抉择，是奉献者的抉择，也是致远者的抉择。
在
静静地聆听先生的讲述，品味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成就和治学体会，我感觉到：其实，先生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本经典著作，一本厚重的人生经典著作，需要我细细咀嚼、体味，感受先生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博大。
综观先生走过的成功道路，有太多艰难跋涉的历程，然而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先生有感人至深的敬业精神。因此，对先的人生历程和学术贡献作一番回顾与总结，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这次访谈多角度地展示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者风范，让我不仅受到了治学方法的启迪，增进了学识，而且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先生的人格力量。先生素以坦诚待人著称，有“厚德载物”的气度，对青年尤以宽容、关怀、鼓励为准则。先生能赢得众多学子的由衷敬佩不是偶然的。先生无愧为建设幸福星空中的一颗巨星。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