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之前的约定，笔者来到
人生态度——生活上自然，精神上超然
唐晓峰(以下简称唐)：如果只看您的简历，您的人生及学术历程似乎充满着“传奇”色彩，也颇显顺利，26岁研究生毕业，33岁从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完博士后回国工作，10年后，您就成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所长，而在此前20多年您还是一个刚刚从湖南常德师专毕业并下乡接受劳动锻炼的懵懂青年。请问您怎么看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轨迹?
卓新平(以下简称卓)：如果要说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历程较为顺利的话，我想那也是因为我身处于国家民族发展、思想文化事业繁荣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宗教学学科在近20年发展迅速，这为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舞台、素材及视角，也使我有了表达个人专业见解的可能。记得当时正是
唐：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您人生道路的这种“顺利”有历史的背景、文化的因素，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您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辛。这中间您认为对于自己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事件或抉择是什么?它对您产生怎样的影响?
卓：人生总是由不同经历所构成，其中一些是有决定性的。比如说，我师专毕业后，经过三年多的下乡锻炼后，仍决定备考研究生，并且选择了宗教学专业。另外，出国深造也应该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当然，如果硬让我从这些人生经历中选择一个影响重大的抉择的话，留学之后回国的决定可能算是其中一个。在国外一旦学有所成，而且适应了国外生活环境之后，是选择回国还是留在外面，对留学生而言都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选择的问题。与许多留学人员一样，我选择了回国。与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科技研究不同，我所从事的宗教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是鲜为人知的学科，而且就是在文科中也是国内最为敏感的学科之一。自己在国内就读硕士学位时就曾遇到别人的种种不解或误解，碰到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局面。记得硕士毕业庆祝会前我和另一位同学随我所的司机去采购东西，付款开发票时售货员问：“开什么单位呀?”我们说“开宗教所”，售货员就很惊讶：“你们是和尚啊!”此时同来的司机马上指着我们两位研究生说：“他们两个是，我不是!”大有一种谈到宗教就避而远之的感觉。而在西方国家，宗教研究却是一门领域很广、参与人员很多的学科，有着许多相关研究和工作的机会。当我五年之中拿下博士学位后，导师让我留下来继续做德国特有的教授资格论文研究，美国也提供了让我去读博士后的机会，而国内单位则表达了让我尽快回国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回国工作这条道路，成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国外读完宗教研究
唐：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人生态度，您怎么形容？
卓：生活上自然，精神上超然，保持一种“平常心”，坚持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努力去耕耘，而不要患得患失、犹豫动摇，不要去考虑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值不值、收获如何。
治学体会——博大而精深，系统而细致
唐：众所周知，您的不懈努力为中国内地的基督宗教研究乃至整个宗教学研究的良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协调及引领作用；同时您还培养了大批新人、推出了大量新作，使中国学术界更加全面地认识了宗教学这门新兴学科。请问在此过程中，您关于治学方面有哪些可供学术同行及后来人借鉴的经验及体会？
卓：要说我在治学方面的体会和经验，其实也没有什么玄妙的道理。首先，就是要博学多闻，培养学术兴趣，打好研究基础，形成敏锐的观察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其次，在研究的具体阶段应重点突出，强调专攻深究，力争既系统、又细致；至于具体谈到人文社会学科，我认为尤其要在知识上和研究上体现出金字塔的结构，做到博大而精深。
唐：您谈了多年来自己治学的经验和体会，这和您前面谈到的人生态度有关吗?您怎样看待“治学”与“人生”的关系?
卓：这种影响当然是有的。比如我们前面提起的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平常心”，坚持一个目标，而不要患得患失。这在我的治学过程中同样发生着作用，刚刚从国外留学回到国内工作的时候，我遇到很多困难，有人劝我再度出国。但对我而言，既然已经选择了回国，而且人已回到了国内，已是义无反顾，不该考虑退路、犹豫多变，而必须面对现实，走自己的路。这样我以一颗“平常心”来参与国内学术的发展建设，以“学术投入”及“学术成果”来反映自己的学术个性和特点，力争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和认同，以便共同为使宗教研究在国内从一门“敏感学科”发展为一门大家能够理解其意义和必要的“重要学科”而努力。另外，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曾经有人问我研究宗教对个人的思想精神有无影响，我以培根在“论学问”中所说的“学问锻炼天性”、“学问变化气质”(Abeunt studia mores，即“学问入于性格”)回答他，肯定了这种影响。一方面，由于是从一种学问、文化的进路切入宗教，我对宗教总是持一种“理想主义”、“唯美主义”的理解，有着比现实宗教现象更高的期望。我的这种“不切实际”也常常受到业内朋友的批评，被指责为一种“苛求”或“奢望”，太脱离现实。但我总想，人若有理想就会有希望，有期盼就会有追求。当然，另一方面，我的人生观当然也会对我的治学及研究的方法、角度起到很大的作用。学者对于学问的探究应基于其客观性，且不能越过这种客观性，但学者对学理、世界、人生的看法则不可避免地会有其主体性或主观性。
学术观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及“学术神学”
唐：您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宗教学术研究专门机构的带头人及中国宗教学会的会长，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褒奖之词不胜枚举。在这里，您本人如何来总结自己二十几年来的学术成就?
卓：在宗教学研究方面，我比较注重在中国学术界促成宗教学的健康发展，突出其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专业性，提倡运用宗教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学科规范化的前提下积极创新，摸索出中国宗教学的独特发展道路。主张在宗教学研究上搞好两个结合：一是尊重宗教学作为学科的学术传统，搞好宗教学与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结合；二是显示中国问题意识，搞好宗教学与注重中国思想文化的结合。在基督宗教研究方面，我特别关注并强调中国当代社会及学术氛围的独特性，因此强调其研究定位和态度与海外同样的学科研究的不同本质；中国学术界的基督宗教研究主要是“学术”、“学问”、“学院”和“学者”型的研究，应更多坚持宗教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而与基于信仰及其宗教传承的海外研究显出区别，但这种对“神学”的不同理解和定位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对话性的，有着研究的开放性和开明性。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不多，不足挂齿，仍在继续摸索之中。
唐：有位德国波恩大学教授曾经说您开辟了当代中西宗教理论对话的先河，您在刚才的谈话中也突出强调了海内外研究方法及角度的不同，并强调研究的开放性、对话性。您能不能就此谈一谈对于宗教研究方面对话和交流的看法?
卓：中国有句古话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各种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人们拥有不同的信仰及文化视角、观点是一种客观事实。真理的客观内容虽然是绝对的，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是相对、多层面、多角度的。其次，追求真理的人应该尊重不同的认识和经验，应该怀抱一种求同存异以求对话的宽容态度，这样才能弥补个人认知的有限。事实上，各种宗教现象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文化对话及融合的产物。以基督宗教为例，它以古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为基础，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经历了古代地中海世界多种文化的相聚与碰撞，并在这种跨文化的进程中积极参与了西方文化的构建，形成了自己较为固定的文化特色。而且基督宗教的这种跨文化运动并未因其进入中古欧洲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而终止。相反，其跨文化的对话仍在继续，多文化的重构也不断进行。这种宗教与文化间的对话及融合理论同样也可用于对于宗教的学术研究上。最近几年，中国当代的基督宗教研究正一扫数百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冷淡之风和沉寂之态，开创一个客观、真实、科学研究的全新时代。这种科学态度使我们的研究不再限于历史上由于文化冲突、政治较量而出现的偏颇，也不再是一种排他性、非此即彼的视角，而表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让不同信仰背景、政治立场和文化取向的人们以一种彼此沟通、相互了解的态度，来真诚对话、切磋、商榷。因此，我们不应规定某一种模式，也不能强求某一种取向，学术的繁荣就在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在于以“文”会友、以“学”互通，由此而达到一种共在的和谐。总之，对我而言，中西宗教和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是一种理解的艺术、沟通的智慧，这种沟通不仅有益于中华民族，而且有益于全世界人民。
唐：您提到中国学术界的基督宗教研究主要是“学术”、“学问”、“学院”和“学者”型的研究，它与基于信仰及其宗教传承的海外研究是不同的，而您在近期的多次会议发言中，都提到了“学术神学”这个概念。能不能说这个概念就是您对于中国内地学界所做的神学研究的概括，能不能进一步给我们阐释一下这个概念的内涵?
卓：也可以这么说。在基督宗教仅作为少数人的信仰的中国，“神学”及其研究不可能仅仅为“教会的思考”，而应有更广泛的蕴涵。关注中国学术现实，则会发现“教会之外有神学”，此即一种“学术神学”。早在柏拉图第一个使用“神学”一词时，这一表述就具有“学术”蕴涵，因为“神学”最初乃指“关于神的言说”、“逻辑推理”和“探究”，而不是“信仰神的论证”。柏拉图开创“学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者”来研究“神”(终极实在)这一门“学问”。自从基督宗教创立以来，“神学”成为其“信仰的体系”，并被限定在其“教会”传统之内。但尽管如此，“神学”的跨越性和突破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如与基督宗教神学体系密切关联的经院哲学就既是在“学院”中所宣讲的学说，又属于始自古希腊哲学、超出基督教传统的“永恒哲学”。回溯并反思这一历史，也自然会感到在中国社会文化氛围中，存在一种与“教会神学”相区别的“学术神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乃基于其宗教学的发展，它随之也使中国学术界的“神学”研究成为可能。可以说这是“神学”在中国学术界的一种“返璞归真”，回到其本初面目。但这种基于宗教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运用宗教学研究资源、并在中国非教会传统处境中的神学发展只可能是“学术神学”，而且也势必会与宗教学紧密结合，并受到宗教学研究方法、学术立场的深入影响。这种旨在“研究神的学问”的“学术神学”虽与作为“信仰神的学问”的“教会神学”迥异，却是对后者的重要补充和丰富。
对研究领域的基本看法和希望——由“险学"而“显学”
唐：我读过您近年来发表的很多文章和著作，也聆听过您的多次报告和讲演，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宗教学理论、方法及您对基督宗教的看法，受益匪浅。这里能不能再谈谈您对于宗教概念本身的看法?
卓：因为研究者之间存在主体差异，造成他们对其研究客体理解上的不同，因此出现了哲理性、社会性以及信仰性等多种多样的“宗教”定义。我对“宗教”的理解可概括如下：宗教是人类以超然信仰来克服或升华其有限自我的价值体系、社会形态和实践行为。当然，这种表述亦不一定完整和准确，只是我个人的认知，仅供参考。这里顺便提一句，说到宗教，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非宗教民族，而我认为，一个民族在寻求自身发展时，总要试图追溯其价值源头，以获得潜在的精神力量，这源头往往就是宗教，对于神圣的憧憬是每个民族普遍的追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同样具备这种精神因素。
唐：作为宗教学这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及带头人，您能不能谈一谈这个学科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历程及其中体现出来的特征?
卓：“宗教学”是对宗教这一人类精神及社会现象的起源、演化、性质、规律、作用等进行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的学科。它在中国内地学界是一门新兴学问，其早期发展较注重以史料搜集、考据见长的宗教史学，之后又关注以思辨、推理为方法的宗教哲学，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以调研、分析人类群体为特色的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我个人认为，宗教学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或突破应体现在其不同领域、不同方法的比较和沟通上，以及由此而达成的打通、结合相关学科的“科际整合”，这样可实现对宗教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目前中国宗教学学科的发展正在逐步向这个目标接近。
唐：在中国学术界，宗教学研究虽然在最近十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毕竟它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还存在一些理论及方法上的不足。请谈谈您对于其未来发展的期望。
卓：宗教学在世界学术范围里是一个大的学科，尤其在海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有很大比重；中国的宗教学发展现状尚与其学术大国的身份不符，需要各方的理解和支持，进一步开放、发展；应把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看待、来发展，而不要让它因依附于其他学科而受到限制、拘束。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国，其宗教学应不再是“险学”，而必须是“显学”。从宗教学科自身的发展来说，中国宗教学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其发展前景亦较为广远。如果说中国宗教学的初创阶段是“积累资料，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目前的发展则应该是由此向“系统研究，创建学派”的目标过渡。中国宗教学在学习、吸纳、借鉴西方宗教学的基础上，在占有资料、拥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的条件下，应该建立起中国人自己在宗教学方面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构架，从而形成宗教学的中国学派或中国体系。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我们现在应该有意识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唐：我们看到，您近年来的主要著作和主编的丛书都集中在基督宗教研究方面，这也是您研究的专长，请您谈一下对基督宗教研究方面的看法和期望?
卓：基督宗教是目前世界上信教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密切关联。然而在目前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中，基督宗教研究是最为薄弱、最为敏感、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一领域的研究亦最需要加强、最需要扩大和深化，让人们从“不解”到“理解”，从一种“敏感”认识到一种“意义”认知，从而也使这门学科从充满危险的“险”学发展到一种平安、和谐之研究，成为大众所认知并认可的“显”学。基督宗教研究的全面展开，这一学科的广泛发展，是历史的使命和时代的要求，需要大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对前沿问题的思考——“学术性”与“社会性”并驾齐驱
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存在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同时我们也正在积极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工作。2006年12月，您组织了一次主题为“基督宗教与和谐社会”的学术研讨会，在宗教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请您在这里再阐释一下宗教研究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卓：宗教学领域很广，应研究的问题很多；应提倡“学术性”或“学问性”的研究与“社会性”或“政治性”的研究并驾齐驱、各有所长，而彼此又应双向互动，相互补充和完善。宗教学研究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就很具代表性。各种宗教信仰中均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它们对于社会上各种力量和因素的和谐共在、和平共处、和睦共荣、和合共生有着独特的贡献。同时，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国家，对于各种宗教现象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各种宗教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其特有的力量。再比如，对于宗教的研究，有着政界、教界和学界三种力量，他们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彼此的认知及见解也经常出现差异。政界关心的主要是宗教政治，教界关心的主要是其宗教信仰本身，学界关心的则主要是对宗教现象的学术研究。三者因共同的研究对象而密切联系，因不同的侧重点而彼此殊异，因而，我始终主张各种研究力量对其他的立场、方法和作为应表示相应的理解、谅解和尊重，进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动态的良性互动和有机共构，这不能不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在一个学科内部的体现。
唐：与中国各种宗教信仰“和谐”共处的局面相反，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发生着各种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您怎样来解释这种局面与崇尚“善”与“和平”的各种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
卓：宗教的和平理想在其现实奉行中并非一帆风顺，它因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而使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有较大的距离，但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宗教往往以其超然的审视而承认人世的相对和有限，因此对世界上的矛盾、冲突是不回避的。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宗教冲突多以其民族、历史、社会、经济冲突为根源，所以应在社会、历史中揭开宗教冲突的秘密，找寻解决冲突的办法。要解决宗教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要解决这种矛盾发端的历史、社会、经济根源，另外还要积极营造一种宗教对话、理解、和谐的气氛。
唐：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就像您刚才讲的，是最敏感，也是最有争议的学科，其中就涉及如何来看待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及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定位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卓：基督宗教历史悠久，影响广远，在一定程度上为欧美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精神理念，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对这种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相遇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冲突；基督宗教在华传教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相关联。对此，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回避，另一方面，应将它同中国与西方的整个关系史相联系，即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来说明历史。我个人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中国与欧美各国及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何发展；而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必须加强而不是放松或放弃对基督宗教的研究。如果单从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的交流来讲，中国学者从事中西宗教和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既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自然。回顾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发展、文化鼎盛的时期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广纳贤士、博采众长、集思广益的时期。我们今天正赶上中国在当代形势下的这种开放时期，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遇期，也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大作为的机遇期。我们今天从事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正是为这两个机遇期的有机吻合起着筑路架桥的作用。尽管会有人对之不解、误解或不屑一顾，但我们仍应坚持下去——因为这种沟通不仅有益于中华民族，而且有益于全世界人民。至于基督宗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问题，这也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基督宗教原罪观、拯救观、超越观、终极观、普世观，对于我们的文化及价值观念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行为风范——坚持真理，做扎实事
唐：就像您前面说的，治学与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里能不能简单说一下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主要原则是什么?我相信这对于我们青年学者来说很有启发意义。
卓：我的行为原则就是坚持真理，独立思考，关注现实，把握好个性与群体、眼前与未来的关系，有前瞻性，做扎实事。
唐：在一次谈话中，您提到对于基督教界反纳粹斗士朋霍斐尔很推崇，而且我也注意到在您的著作中，多次介绍他的思想。能向我们谈谈其中的缘由吗?
卓：我对朋霍斐尔的佩服，一方面在于他思想的深邃，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而且这种思想创新大多是在狱中进行的；另一方面更在于他为了真理、正义而忘我献身的勇气。在纳粹肆虐的时期，本来他已在美国纽约有了一份教职，可以稳定地生活，但其良心和责任感却使他不顾危险、不听朋友劝阻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德国，投身于反纳粹的斗争。为了一种精神理念即其信念的永生，他敢于面对死亡，最后惨死在集中营里。朋霍斐尔的选择和命运对人生很有启迪意义，亦拨动了许多人的心弦。有了他的那种精神，对命运的起伏波动就会看得很淡，就会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应做的事，走自己该走的路。故此，当人们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觉得找不到改变的机遇时，想想朋霍斐尔的选择和遭遇，或许能有所帮助，能恢复自己心灵的平静。
学术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学术组织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您作为一位学者，同时又身兼世界宗教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等多个行政及社会职务。您是如何协调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的？
卓：两者之间肯定会有时间上的矛盾，应有牺牲精神、服务意识；也应看到学术组织工作乃是我们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其中正是对我们学术能力的一种培养。说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在学术上，我有许多梦，大多尚未实现，因此真希望能完全退回到学术领域中，潜心学问，争取能有所作为。而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行政管理者，我则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没有所谓“雄才大略”可施。中国宗教学领域也是人才济济之地，在研究所管理位置上要想干得不比前任各位所长逊色的确很难，让我勉为其难已是对我的一种抬举，亦是一种挑战。当然，如能以此而可组织学术运作、实施学术规划，也是一种乐趣。
说到服务意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动员我接受宗教所副所长这一任命的领导有这样一句话：“你这样年纪轻轻就已当上了研究员，也应该为大家服务了。”正是抱着“服务”、“回报”和感谢上级“信任”的心情，我走上了研究所的“领导”岗位，并自1998年接着担任了研究所所长职务。但作为一位学者，我仍继续承担有大量科研学术任务，不能从学术领域“急流勇退”，反而还增加了更多的学术组织和联络工作。虽然这十几年既当“领导”又当“学者”的经历，已经没有了以往“潇洒”和“逍遥”的情趣，而代之以“忙碌”、“疲劳”的感觉，但总体来看，仍觉得这些学术生活及工作非常充实，似有“干不完”的活，全部身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到那“不够用”的时间之中。看到我的忙碌、疲惫和体弱之状，曾经有朋友劝我，“你已‘功成名就’，应该急流勇退，以保持身体健康为本”。确实，我也非常想能够自然而然地“急流勇退”，回到以往刚回国时的那种自由、恬静和逍遥生活。但此时确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感，自己“难以脱身”，别人亦不让你“轻易脱身”。然而，也就在这种“忙碌”、甚至是“拼命”之中，你会看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一领域学术事业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听到宗教理解和对话、人类追求世界和平、时代进步的前进脚步声，感觉到中国社会在人文关怀、终极追求上的进展和突破。而自己能以有限“自我”来参与这一宏伟事业、并为之作出微薄的“贡献”，真正感到自己已投身于祖国的发展、前进之中，那么，处在疲惫之中的“自我”亦会获得一种安慰。
对青年学者的建议——立志投身学术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唐：感谢您百忙中抽出时间进行这次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访谈，最后还想请您谈谈对于我们青年学者的建议。
卓：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来看，青年人立志为学就应准备吃苦、吃亏，未来能否成功不是现在权衡的砝码，立志投身学术的行动本身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因此，要有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姿态及境界，达到一种谋事在人、成事由天的任运自然。
与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