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唯航(以下简称崔)：据说有两个年份对您的人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您能讲一讲吗?
李景源(以下简称李)：的确。回顾个人经历，有两个年份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使我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一个是1965年，这一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走出了大山，走出了封闭，决定了我的身份不再是“知识青年”，而成为“知识分子”。另一个是1978年，这一年我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读研究生，时隔十年之后再次回到北京，这种感受是既新奇又激动。与1965年相比，这次进京对我的人生而言更具根本意义。因为它一方面决定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此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另一方面也使我从此踏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重新得到最基础的教育，授课老师都是从各高校请来的著名学者，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一下子沐浴在知识的海洋中了。我也开始真正迈进哲学的门槛，并将哲学研究确定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事业。
崔：据我所知，你们那一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被称为“黄埔一期”。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各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乃至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很多人在回忆起研究生院学习的那段经历时，都感慨万千。对您而言，那段经历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呢?
李：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学习生活相当艰苦。我们当时没有固定的校舍，三年学习期间先后搬了三次家，直到毕业后才迁入现在研究生院所在地。除了学习生活条件较艰苦外，两地分居、孩子小、家庭负担重等困难也时常困扰着我们。那时每天看书要到午夜时分，在夜里能吃上一个鸡蛋就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当时同学们把鸡蛋戏称为“保命丹”。有的同学经济条件差一些，每次探亲回来时总要背回一些自制的炒面，到夜里冲上一碗，也是满屋飘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都有抽烟的习惯，每当放假后返校，同学们都会聚在一起品尝各自带回的土烟叶。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
崔：苦中作乐的日子的确让人难忘。学习任务那么重，生活又那么艰苦，你们是不是常常觉得营养不足?
李：当时感觉最缺乏的不是营养，而是时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十年的宝贵时光，当时大家普遍存在一种将失去了的时间夺回来的意识。我们深知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是多么不容易，就我所学的专业而言，当时有900多人报考，仅仅录取了16人，大家都很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学然后知不足，越学越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越多，与之相应，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于是只能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因此，当时尽管生活艰苦，经济上也比较拮据，但感觉最缺乏也最珍贵的还是时间。
崔：这种时间观念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我还清晰地记得
李：是啊，这短短四个字蕴含着
崔：是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们毕业的时候，一定是硕果累累吧?
李：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应该说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收获。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为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难忘的是我们毕业论文的答辩会，气氛庄严而热烈。
崔：那能否具体谈谈您论文答辩的情况?
李：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实践结构》。选这个题目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导师要求论文要有创意和新见解。当时有关实践问题的研讨虽然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但讨论的着眼点仍然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尚未有人对实践范畴作系统性、结构性的分析。二是该选题对从事认识论专业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当时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资料较少，但随着马克思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便利。我当时的想法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他是把两者统一起来加以思考的，马克思的实践观为他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提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看作是唯物史观和实践观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化。因此，我把他的经济学手稿看作研究实践结构的最基本的参考书，并将其作为哲学著作来读，从中获益匪浅。在论文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崔：能够得到学术前辈如此高的评价，无论如何都是很不容易的。这应该算是对你们三年研究生期间“抓紧时间”学习的最好回报。据我所知，研究生毕业之后，您就留在了哲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此后的研究是否依然沿着硕士论文的道路而前行呢?
李：撰写硕士论文是我从事哲学研究的起点，在此后的两年时问里，我的理论兴趣主要是对实践结构理论的深入研究，如对目的范畴和价值范畴的探讨，都是对实践要素分析的逻辑延伸。以往对实践目标系统的分析中，多止步于把目的作为对现实的超前反映，对目的本身所包含的多种意识结构和属性研究不够。为此，我专门对“目的”范畴做了详细的分析。目的范畴与价值范畴是紧密相关的，对目的范畴的研究又促使我继续追踪价值范畴。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我逐步拓展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的内容及结构的研究，这种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
崔：从实践的客观结构到要素(如目的要素)的结构，从主客体的实践关系到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研究对象的这一系列演变似乎蕴含着某种内在的逻辑。是逻辑的力量推动着您“划下”这一学术轨迹的吗?
李：有逻辑的力量，但不尽然。我一直认为个人理论思维的逻辑与时代的脚步、群体思维的逻辑是遥相呼应的，个人的经历、想法和情绪并非全然属于自我，这其中也映现出社会和民族历史的踪迹，是时代脚步的回音。正是l978年开展的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发了哲学认识论研究的热潮，通过对实践要素、结构、实践观念、主客体关系结构的研究，将价值问题突现出来，价值论研究异军突起。起初对价值范畴的探讨，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进行的，关于真理与价值、事实与评价、反映与规范的关系等问题，首先是被作为认识论问题来加以研究，如社会认识论、决策认识论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就是如此。随着研究的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真理和价值关系的问题，既是认识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讨论，人们加深了对历史必然性与自然必然性区别的理解，对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历史规律与意义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发展，以往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的板块模式得到改变，而代之以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哲学基本观念。这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哲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果。当然，这一成果的取得是与所有哲学分支学科的专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崔：您以认识论研究起家，并以对认识论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而闻名。但我读您的著作和论文，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您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多个哲学二级学科，而且涉及心理学、艺术学、考古学等其他学科。仅就您的认识论研究而言，也不是仅就认识论而谈认识论，而是将认识论与心理学、符合学、逻辑学、美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我想这一研究倾向的背后应该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吧?
李：是的，归根结蒂是一个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的问题。搞了这么多年哲学，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研究的路子不能越走越窄。哲学作为一级学科，本身包含八个二级学科。这些二级学科分别从不同角度、侧面来探讨哲学层面的问题。专业分工不能画地为牢，彼此之间要分工不分家，既要立足本专业，又要跳出本专业。就像毛泽东所倡导的那样，来个八面埋伏，把古今中外融通在一起，进行全面、历史、具体的研究。换言之，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崔：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也曾经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但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方法，都是作为一种外在的知识或理论来学习的。结果，表面看来，我们也“学会”了许多研究方法，但却不能将这些方法有效地应用于具体的研究过程之中换言之，研究方法总是游离于研究过程之外，您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李：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有普遍意义。研究方法必须内化为研究范式，统一于实际的研究过程之中，否则，要么是形同虚设、有等于无；要么是削足适履、有不如无。就我个人的研究实践而言，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认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理论明确提出了认知图式的概念及问题，指出认识不是主体对外部刺激的简单应答，而是通过以往的图式而得到的。他用“S(A)R”公式取代了行为主义者的“S-R”公式，其中的“(A)”就表示某种刺激被主体的图式所同化。此外，他还提出图式对客体具有同化和顺应两种功能。这是皮亚杰的重要贡献。但是，图式在认识过程中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人又是怎样通过主观图式达到认识的客观性的?以及皮亚杰所发现的这条认知心理规律能否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得到检验和证实?这是认识论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
我在钻研艺术史的过程中逐步得到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英国著名学者冈布里奇在研究艺术史时发现，艺术作品并不是忠实于原物的视觉纪录，画家们在作画时并不是从视觉印象开始的，而是从观念或图式开始的，并且很难摆脱传统图式给予的限制。他们总是以原有的图式指导制作，然后才修改制作使之与现实相匹配。所以，“预成图式和修正”是艺术再现过程的基本规律，它包括“制作先于匹配”和“匹配战胜制作”两个阶段和环节。这两个环节的统一正好把皮亚杰所说的图式对客体的同化和顺应机制具体化了。在《认识·图式·客观性》一文中，我把冈布里奇的研究成果同皮亚杰的看法进行了对比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图式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运行规律。这一见解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崔：您的这一研究的确是多学科、多视角综合统一的成功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全面历史研究方法的典型体现。但问题在于学科、视角乃至微观层面上的具体研究方法可以有很多，这就存在一个如何将它们统一起来的问题。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统一的话，那么这些方法岂不就成了一盘散沙，不能形成合力，这时1加1不是等于2，而是小于2，甚至小于1了。
李：的确如此，在研究方法的背后，必须确立一个核心的哲学理念，并把这一理念作为贯穿研究始终的内在灵魂，以之来统帅、调度各种研究方法为我所用。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自己所特有或者说所擅长的研究范式了。
崔：那么对您而言，这一作为内在灵魂的哲学理念是什么呢?
李：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的原则、观点或者说实践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之所在。我对实践的认识和理解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一开始它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从实践的客观结构到要素结构，从实践的系统到基本范畴，都曾经是我研究的主要对象。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它不再仅仅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而是逐渐变成了指导我从事一切研究的核心理念。换言之，实践不再仅仅是一种停留在口头上的外在的学说，而是已经内化为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识框架、一种研究范式。它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最终或根本意义上决定着我研究一切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方向乃至基本轨迹。当然，它也决定着我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崔：对于很多人来说，实践是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而存在的，因此，可以研究它、谈论它，但在您这里，实践却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学说、研究对象到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的递进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是一个不断深化或者说内化的过程。在经历了这一系列过程之后，您现在又是如何理解实践的呢?
李：我认为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实践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或者说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下列论述中：“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前的旧哲学相比较而得到更清晰的展现。在旧哲学看来，“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予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创立的实践的原则与之相反，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概括起来看，旧哲学的基本路向是从观念、概念、范畴出发，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在思想中通过思辨的方式予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则的基本路向则是从现实的历史、从物质的实践出发，把思辨的问题变为现实的问题，在实践中通过现实的方式予以解决。换言之，一个立足于观念，从概念范畴出发来考察问题；另一个则立足于现实历史，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决问题。
崔：听了您的这段理解，我对实践的认识和把握也清晰了许多，深化了许多。那么您又是如何运用这一原则来指导自己具体的研究实践的呢?
李：还是举例说明吧。我在写作博士论文《史前认识研究》的过程中对此体验较深。1982年我随认识发生论课题组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实地考察，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在对这些实际材料进行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我从物质活动与观念活动相统一的原则出发，把人的实践的起源作为揭示认识发生之谜的钥匙，提出考察认识起源的前提在于阐明认识主体的起源，而人类的起源同劳动活动的起源是『司一个过程。正是在劳动的形成过程中，人的肉体组织和主观精神诸方面才历史地形成。在此基础上，我又对认识发生的机制和原始形态，原始思维逻辑的起源及其特征，原始宗教中主、客体的历史分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该成果推出之后，获得了学界的好评。其实，该项研究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则的一个尝试或结晶，它自始至终贯穿着实践的原则和精神。
崔：我注意到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过许多研究，其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在2004年召开的首届中国哲学大会上，您又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问题，在哲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又与您所恪守的哲学理念——实践具有怎样的联系呢？
李：这同样是实践原则的体现。实践的原则要求我们考察一切问题，都要从现实的历史、物质的实践出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的，是对当代中国实践进程的概括和提炼。因此，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我不能无视这些成果的存在而闭门造车。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关注、去研究、去阐发这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当然，对这些重要成果的研究可以在多个层面上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由于专业的关系，我的研究是在哲学层面上进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
至于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上提交的那篇论文《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我长期思考的产物。我认同马克思所主张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的论断。哲学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就必须立足时代、立足本国实际。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一旦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是我们所面对的时代主题，也是哲学研究所面对的中国最大实际。因此，立足时代、立足中国、立足实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既是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伟大使命，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举措。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在中国哲学大会上提出了这一构想。
崔：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家对您提出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这一目标比较认同，但对于建构的具体途径则存在多种不同看法。也就是说，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应不应该建构，而在于如何建构。对于这一问题，您又是怎样看的呢?
李：在我看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的那篇文章的主要意义在于提出了问题，以引起大家的关注。至于建构的途径和方法，我有一些自己的考虑，但不一定成熟。我认为最为关键的还是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实践的原则或精神，并以之来指导和贯穿这一工作始终。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项研究不单单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工作，不是靠摘弓1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理论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所蕴含的哲学精神、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
此外还要克服两个困难，即如何把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崔：
崔：您同时还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哲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能否再介绍一下课题组的工作?
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于2004年4月启动，它是中央面对新的形势，立足新的实践，着眼新的任务，作出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得以出任哲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承认，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社科院工作的重视。为此，我唯有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编写组的各位专家，几乎都是各个单位的骨干力量，身上的担子都很重，但大家都克服了各种困难。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哲学编写组成立以来，先后召开了二十几次会议，经历了调查研究、编写提纲、形成写作要点、撰写草稿等几个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修改完成阶段，大家正在对文稿进行紧张的修改。回顾近三年的历程，可以说大家自始至终都抱着高度负责的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每一阶段都经历了充分酝酿、讨论，反复斟酌、推敲，其间数易其稿，也可谓甘苦自知了。
崔：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长期担任哲学所的领导职位，为哲学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管理研究所方面，您有什么经验或体会?
李：首先要发扬哲学研究所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哲学所是一个大所、老所，拥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如
在建所50周年庆祝大会上，一些同志提出了哲学所精神的问题。我以为很有必要予以总结。经过几代学者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哲学所的确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或许可以用“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来加以概括。比如
其次，要抓好学科建设。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学科建设无疑应当成为研究所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强调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第一，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之间的关系。强调要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来深化现实问题研究。第二，本专业与其他专业之间的关系。强调既要立足本专业，又要跳出本专业。哲学本是一门通学，按
再次，要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近年来，随着一些老学者逐渐退休，哲学所也面临人才断层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培养青年学者也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给青年学者创造宽容良好的学术环境，选派其中的佼佼者出国访学等。今年我们又举办了专门面向青年学者的学术论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后每年都将举办这一论坛，将其同定化、制度化。同时，我们还联系了国内一批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定期举办青年哲学论坛，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经过几年的实践，产生了较好的影响，逐渐成为了我国哲学界的一个品牌。我们以后也会逐渐加大支持力度，把它办得更好。毕竟，青年人代表着未来和希望。
崔：那么，您能否再进一步谈谈对年轻人的建议和希望?
李：除了上面谈到的要抓紧时间的问题之外，还要处理好研究与生存的关系问题，要在“为哲学而生活”和“靠哲学而生存”之间作出选择。此外，还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学风，哲学乃是一门基础性、思想性的学科，它需要长期的思想训练和理论积淀，绝不是仅靠一时半会儿的聪明就可以的。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要树立“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的信心和决心。这样持之以恒，我相信会功到自然成。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