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
“先立乎其大者”
张天行(以下简称张)：您的父亲
方克立(以下简称方)：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在知识和教养方面自然要受到家庭的影响，但在我成长过程中，给我影响更大的是历史时代、学校的集体生活、老师和党团组织的教育。
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但他并不希望子继父业，而是鼓励自己的子女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我高中毕业那年也是准备考理工科大学的，有天
我从事的学术和教育工作与父亲的学科专业是有联系的，但由于他过早地辞世，我直接从他那里得到的学术资源并不多，无形中受到影响的倒是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一是对史料特别重视。我从有关父亲的资料中知道他过去治学特别刻苦勤奋，在我直接同他接触的那些年月里，他已主要从事文化行政领导工作，但回家一有时间，就伏案披阅史书，摘抄文献资料，思考和研究学术问题，所以仍不断有史学成果发表。历史学家的勤奋和严谨特别表现在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上，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重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父亲所受教育无疑还是唯心史观，抗战时期他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兼课时，与赵纪彬、
张：20世纪90年代初，我听我的导师石公(
方：这大概是指解放初期，我的母亲曾担任武汉大学妇女工作团团长，组织教职工家属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配合推进新中国的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
母亲除了生活上对我们的关爱之外，还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不只是为家庭也是为国家培养后代。她深明大义，抗美援朝时期毅然送正在武汉大学化学系读书的我的大哥参军，成为武汉市闻名的“光荣妈妈”。后来武汉市政府派她去接管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武昌花园山育婴堂，此后十多年她一直从事新中国的幼儿教育工作。假期回家我陪母亲走在路上，不断听到各种不同年龄的人亲切地叫她“张妈妈”，他们大都是她教过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她把母爱给予了更多的人。家庭的这种熏陶当然尽在无言之中。
张：您有那么好的家庭环境，听说您读书的中小学也很好，您的成长是否一帆风顺呢?学生时代的精神面貌如何?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
方：我的人生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总的说，上大学前相当顺利，学习成绩比较好，一直是少先队、共青团的干部，被认为是一个开朗上进的阳光少年，其实思想非常单纯幼稚。上大学不到一年，就赶上了l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像温室里生长的花草经不起暴风骤雨的吹打一样，我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稀里糊涂就犯了错误，受到组织上的严厉批评，并给予团内警告处分。组织处分虽然在1979年平反时撤销了，但这次挫折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开始懂得，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者”，就是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思想改造过程。
这个过程是通过相互联系的三个环节来实现的：一是读书学习。人大哲学系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教育使我受益很大，使我诚心地服膺它所阐明的正确认识宇宙、社会、人生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二是社会实践。1958年我们就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锻炼半年，参加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和人民公社化运动；l964～1965年我连续参加了两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1969～1972年又到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三年。中间还有多次短期接触社会的机会。通过社会实践，使我对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的主体劳动人民有了最基本的了解，补上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这门功课。三是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知识分子有了一点知识，往往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所以难以超越自我。我在人生的起点上就摔了跟头，十几岁的小孩子就要去妄谈什么“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问题，从概念到概念地抽象推演，完全不了解问题的本质及其社会现实意义。这说明我没有起码的知识，有什么资格自以为是呢?承认自己不论学识还是经验都很欠缺，都有弱点，勇于自以为非，这样才有不断学习进步的动力。
此后20多年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我虽然难免还会说错话、做错事，但有这三个方面的历练并相互结合，终于帮助我完成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为我后来的学术和教育工作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至于我何时对中国哲学开始感兴趣，选择它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我在回答《博导书榜》编者提问时已有所说明，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范畴研究：“我很看重这项工作的意义”
张：《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是您的第一部专著，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哲学史界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可以说是“报春花”。这本书是l982年出版的，研究、写作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出于什么考虑选择这一题目?那时生活、研究的条件如何?
方：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有条件做点学术工作，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时我已经40岁了。过去的青春岁月，受到实际锻炼不少，而学业基础并不算好。“文化大革命”后高校教师青黄不接，我们被立即推上讲台，接着就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成为教学科研的主力，同时还要做一些行政管理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客观上有这个需要，自己主观上也有紧迫感，所以那些年往往超负荷运转，首先付出的代价是健康，其次受到影响的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要谈学术成就，我觉得很难为情，因为能够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的时间并不多，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按照当时工作的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70代中期，南开大学哲学系确定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全系教学科研工作的重心和中心，不仅马哲教研室要集中做这方面的研究，其他教研室的科研选题也要围绕这个中心。当时中哲史教研室确定了两个选题：一个是《矛盾论》与中国哲学史上的辩证法思想，由
“报春花”之誉不敢当，但它确实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版得较早的一本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学术专著。
张：这本书出版之时，中国哲学史界正在兴起一股范畴研究热，所以人们又把这本书视为第一本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
方：是这样。因为它系统地考察了“知行”范畴的源起和流变，各个时代围绕着知行先后、分合、难易、重轻等问题展开的哲学论争，并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衔接起来，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知行”范畴史。
关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这本书，还有一点可以一提，就是它曾获天津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评选委员会在“评语”中说：“该书撰写之初，就明确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来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作者始终坚持这一宗旨，不为前些年出现的一股怀疑和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所动摇，表现了一个哲学工作者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这是在学术理论方向上对我的肯定和鼓励。
张：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范畴研究，您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也得到张岱年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这一研究后来没有有效地开展起来，可能有外在的原因，比如文化热兴起，吸引人们投向新的热点。从当时的研究来看，有无什么经验教训?
方：80年代初有一股不大不小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热潮，它的兴起适应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哲学史研究从“两军对战”的简单化模式向认识史模式的转换，也是为了落实列宁关于“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的指示，以提高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整体理论水平。张岱年、冯契、萧萐父、汤一介等学者都在推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我也参与做了一些工作。除了组织一些会议、论证范畴研究的意义和应坚持的原则之外，那个时期，我比较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和王夫之哲学中的道器范畴，试图通过这些典型的传统哲学范畴来呈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方式的特点。比如我对体用范畴的基本含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考察，对近代以来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评，关于将传统体用论中的合理内容熔铸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中去的意见，都在学界得到了较高程度的认可。
范畴研究后来没有有效地开展起来，外在原因确实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紧接着出现了文化热，很快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新热点。我本人也在1986年将主要精力转向现代新儒学研究，有些关于范畴研究的计划后来都没有实现。
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方面，学术界后来也出了几本书，基本上是进行历史的梳理与阐析，对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当然也有意义，但缺乏对古今中西哲学范畴进行比较和会通的研究，未能使传统哲学范畴焕发出新的生命。
现代新儒学研究：“总体上应该怎样定位，
似乎不是更清楚而是更模糊了”
张：大家都知道，您是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倡导者、推动者，领导一个数十人的课题组，出版了系列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内地和海外影响都很大。您以前接受这方面的访谈也比较多，目前来看，您认为这一研究处于什么状况?有些什么问题值得注意?
方：内地学界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至今已整整20年了。从一度的“绝学”到成为内地学界耳熟能详的“显学”，这个时间过程并不长。我在前十年为此做了一些工作，后十年就主要是靠一些更年轻的同志在推动了。
在学术上，现代新儒学这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流派在今天已受到足够的重视，重视程度似乎比其他两派——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西化派还要高些，至少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是这样。
“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课题，我觉得责任很重，除了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明朗了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之外，在当今中国多元复杂的思想环境中，还必须坚持课题研究的正确方向。课题组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论，既不盲目崇扬，也不抹杀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这种客观、理性、公正的研究态度，得到了海内外许多学者的肯定，但也受到来自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两个方面的批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地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儒家”，有人公开打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课题组内部也发生了思想分化，新儒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已不可避免。如果说前十年课题组还能主导内地新儒学研究的话，那么后十年情况就复杂得多了，这项研究在局部虽有所深入而在总体上应该怎样定位，似乎不是更清楚而是更模糊了，因为已经出现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情况。
这个时期，港台及海外新儒学对内地进行“反哺”即思想渗透的力度在加大，内地学界的保守氛围在加浓。甲申(2004)年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大陆新儒家学派之所以能够公开出场，需要有一定文化氛围的铺垫，港台及海外新儒学的接引和“反哺”也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如何认识和评价新儒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对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一种政治和文化选择。做这项研究头脑不清醒是不行的。
“我们还是要走‘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
张：文化讨论最后的指向是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您认同并丰富发展了
方：现代新儒学研究是在80年代“文化热”中启动的，它本身也是当时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的一部分。做这项研究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不自立宗主，在研究中就无所适从，甚至容易迷向。事实上有些没有根底的研究者后来就跟着研究对象跑了，完全迷失了自我。
我是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我也是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我本人是认同以
如何处理中学、西学、马学这“三学”(“三流”)的关系，最近我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设想，主要是想解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二者统一、相结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正如你所说的，它在内容上还需要深化和明晰化。关于如何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几年前我在接受《哲学动态》记者访谈时提出了一些思路，认为每个方面都需要深入研究，需要有人下工夫去做。我指导的研究生有的已从某一角度做了一些历史探索和资料整理工作，也有人着重考虑理论分析和方法操作问题，我想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种文化理论会更加成熟起来，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张：您从研究生院院长岗位退下来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传统哲学的走向》，您做这个课题的基本思路是什么?目前进展情况如何?
方：20世纪9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用在做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上了，退下来后很想静下心来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但身体不争气，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个课题我是请周德丰、康中乾两位教授同我一起做的，目前已完成初稿，正在修改准备结项。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内容，我们是从“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通古今之变”、“乐成人之道”、“求致知之方”五个方面去把握的，这些都是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但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观)、辩证法(发展观)、历史观、人生观、认识论也可以比较和会通。近代西方哲学与科学传入后，中国传统哲学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并吸收它的某些内容而发生了深刻转型。20世纪又传入了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致性激活了传统哲学中符合世界本来面目的那部分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精粹思想相互结合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中国传统哲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变革。我们在《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曾讲到“从朴素唯物主义到现代唯物主义”、“从自发辩证法到自觉辩证法”、“从直观反映论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从‘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历史观到唯物史观”、“从传统的圣贤、君子人格到全面发展的新人”五个方面的转变，正是传统哲学“究天人之际”等五个方面问题在中国现代的最新发展。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走向，我们认为“综合创新”指出了一条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继续前行的光明大道。
张：周可真在《哲学与文化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以马克思主义之理来弘扬中国文化之道是您为人为学的一贯宗旨，是您的中和心性的表现。能不能说数十年来您治学的主要目标，或者说主要的兴奋点，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文化精华相结合，让中国哲学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方：谢谢你作出这样的概括。周可真、李翔海、杨庆中、陆信礼等博士的类似看法可以说深得吾意。在长期共同切磋学问、砥砺品行的过程中，我的一些学生对我有很深的了解，我也向他们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在回答《博导书榜》提问时讲到，自己求学之初就试图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习中国哲学结合起来，早期引导我走上这条道路的郭沫若、侯外庐、张岱年等前辈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专家。特别是
“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
张：您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一生可以说与教育事业相联系，以教书育人为乐事。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其中讲您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除了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外，还坚持带研究生，作为导师，在中国社科院和南开大学同时指导着七八名博士生，给北京的博士生上课一般安排在晚上，给天津的博士生上课则安排在周末，那不是太紧张了吗?
方：我从教至今45年了，可以说这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当教师。“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教师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就我个人来说，要给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排位的话，还是要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学校的工作是以学生为本，学生的事情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我做的学术工作许多都是为教学服务的，如《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就是我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开的选修课，编著《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二书为教学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我给本科生开过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给研究生、进修生、外国留学生也开过一些课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精力用在带研究生上了，90年代中后期确实有你讲的那种情况，在本院和南开大学同时指导多名博士生。那时白天要做院里的行政工作，给学生上课和讨论一般安排在晚上，双休日就可以去南开。我指导的研究生已有15人取得硕士学位，35人取得博士学位，他们大都已成为各高校的教学与科研骨干，一半以上已是教授、博导，有6人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青年教师。
想到我自己41岁才晋升为讲师，而我的许多学生在30多岁就当了教授、博导，真是很有意思，也感到十分欣慰!他们将比我们这一代人为学术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l994年初您调任我院研究生院院长，那时研究生院正处于困难时期，六年半后您卸任时情况已大为改观。您是怎样做的，有些什么经验和体会?
方：做行政管理工作本来非我所长，党组织做了这样的安排，我也只能竭尽全力去做好。l993年秋研究生院在停招四届硕士生后刚恢复全面招生，各方面困难很多，内外管理体制不顺，办学条件差，经费拮据到连办公用的复印纸都买不起的地步；与高校相比，我院的导师力量很强，但在课程和教学管理规范化方面仍有差距。能否有效地解决办学中的这些问题，是对我和共事同仁的严峻考验。
在研究生院工作中，我关注的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随时不敢忘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而不是掘墓人这个历史责任；二是以提高培养质量为中心，认真抓从招生、学位课程规范化、教学大纲与教材建设、阅读指导、科研训练、社会实践到论文答辩、学位授予等各个环节，维护和提升我院研究生的品牌声誉；三是多渠道筹集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我们有一个团结合作的工作班子，党委书记廖世伦同志着重抓教职工队伍内部管理和全院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几位年轻的副院长、副书记都很能干，各有所长，大家与全院教师干部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终于使研究生院走出了低谷，进入一个相对平稳而较快发展的新时期。这六年半确实是我觉得最累心而又对我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人生阶段。
张：在我印象中，您到研究生院工作后，讲“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育人原则比较多。您是什么时候提出、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思想的?
方：最近院里编了一本社科院学者谈读书、治学和做人的书，我提交了一篇与研究生谈话的文稿，其中也讲到了“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育人原则。这是1982年我在南开大学开始带硕士生时就提出来的，它不仅是对青年学子的一般要求，对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来说，更应该强调学行统一，这样才能学到作为“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的中国哲学的精髓。在教育实践中我发现要切实贯彻这一原则并不容易，学生中也出现了个别在业务上有突出表现而在德行上有较大问题的人，所以90年代中期以后我又常对研究生们讲另一句话：“三分学问，七分做人”，重心明显地向做人方面倾斜了。这是符合中国哲学“德教为先”、“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重行精神的。在今天利益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做人要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对青年适当加强“义以为上”、“天下己任”的君子人格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我经常对学生说，当老师的最大愿望就是学生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整个学术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但后来者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投机取巧。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或许有天才的因素，但主要靠勤奋。我认为做人、做学问和写文章，能做到“平实”二字就不错了。我从一些前辈的学风和文风中常能感受到“平实”二字，平实不是平庸，从平实中能看到他们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思想。这可能是一条切近而致远的成才道路。
张：我想到费尔巴哈的一句话：真正的哲学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我理解，哲学工作者首先要言行一致，为人与为学统一，这样作品才有感染力，而不只是书的形式。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青年研究人才可以说是成批地涌现，成长得也很快。请您对青年研究人员讲几句话吧!
方：我想引用两句前辈学者的话来与青年研究人员共勉。一句是周扬同志在我院研究生院首届开学典礼上讲的“我们在思想战线上要造就的不但是学者，而且首先是战士”。这是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明确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的性质、特点、方向和责任，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先立乎其大者”。如果方向模糊甚至在这方面出了问题，那就达不到认识世界、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目的，而且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另一句是范文澜同志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要求我们树立不畏艰难、刻苦攻读、勤于思考、实事求是、不发空论的优良学风。做学问就是要有一点郑板桥所说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干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精神，只要根扎正了，工夫下足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有所成就。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