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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许纪霖:做学术殿堂里的问题中人

 

今年年届六十的历史学家许纪霖教授是个复杂的人。

他研究知识分子,喜欢研究内心世界复杂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配得上理解他们。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是一个无法精准定位的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被一种简单的框架定位。如果说一定要定位,毋宁借助丹尼尔·贝尔的话,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

确实,在思想的光谱上,许纪霖站于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对两种思想流派都有同情性理解,也都有批判:前者过于迷恋市场,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能拯救中国;后者又极端反对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平等,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社会无穷动荡;必须在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统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行中道,这个社会才会有张力、和谐。

他关心政治,又并非政治人物。他带有“五四”和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介于文化与政治之间,但骨子里是文化人。他更愿意在政治背后看到文化,在文化背后去看政治。

在文化上,许纪霖又在古典和现代之间。他自认不是古典主义者,骨子里是“五四”的精神支持者,是现代的爱好者,但他所爱的现代是有古典韵味的现代——它从古典延长而来,在今天又赋予新内涵。

他的复杂,也体现在治学领域的丰富上: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等,他涉猎极广,建树颇多。

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引用古希腊一个狐狸与刺猬的寓言,分析历史上的两种思想家:“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前者兴趣广泛,思想在诸多领域焕发光彩;后者兴趣集中,能够创造理论体系。许纪霖在狐狸与刺猬之间。从气质上看,他自认为是狐狸型,但思维以理性见长,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他说,在学术高度分工的时代,要在本专业领域拥有刺猬的建树,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刺猬为体,狐狸为用,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狐狸的功用。

“以出世的态度入世,以入世的态度出世”,在许纪霖看来,学术从某种意义上是出世,但他从来无法为学术而学术,他关心学术背后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社会的意义。

许纪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他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人道主义精神的熏染中开始启蒙前史,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心灵。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接受现代性知识教育,之后又长期在母校任教。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许纪霖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缺乏独立人格,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他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起步,开始了知识分子研究。他借鉴新社会文化史,将知识分子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知识分子社会史的新论域。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在一个似乎到处都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不给自己限定时间。“心态很从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着急,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风雨如晦时节,不忘家国天下。许纪霖在新书《家国天下》后记中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大风浪中可耕田?我只想说:家国天下,我心依旧。”  (记者 谢海涛)

 

(来源:财新网)